近几十年来工业组织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商业企业中形成的小的合作劳动集
体。这是一个人们互相能见得着面的集体，它逐渐担负起了安排任务的责任，有时还承
担了集体工资收入分配的重任。在英国工业里，劳动场所的各种委员会平稳和逐步地扮
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几乎一半的英国工会主义者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集体的权威是
非正式的，但它们在决定工资和劳动条件时成为重要的参与者，有的时候以传统的工会
权威作为牺牲品，虽然这种集体仍是工会的一个部分。在其他西欧制度和美国，类似的
劳动集体一直在发展，有时还获得法律的推助。
    它们把模式2的多种相互作用过程结合起来。
    从整体上看，这个运动和它的主张者对于有关劳动场所的较大的政治问题依然感觉
迟钝。它们从未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
    为什么权威有赖于或应当有赖于财产而不是雇员？彻底废除传统的权威会对福利和
生产积极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一些新的声音提出了这些较大的问题。新型雇员对
公司管理的参与，暗示着公司统治最终急剧变化的可能（虽然还很遥远），这在欧洲比
在美国更甚。
    这个新的浪潮，在好几个西欧制度下正轻轻拍打着公司统治的岸边，令人难以理解
的是，它已在南斯拉夫发展到高峰，在那里，抛弃了传统的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变成
一个市场取向的制度。

    工业民主

    工业管理方式绝不像它的批评者经常断言的那么具有剥削性。倘若如此，工资就不
会上升。事实上，从最早的工业发展以来，远在工联主义之前，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的工
资都呈上升趋势。工作条件也不会稳步地改善，像它们在历史上表现得那样。在多头政
治中，改进的机制，确切地说是限制雇主的机制，是市场制度，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在
那里，雇主必须以更好的工资和劳动条件对劳动力投标。（在繁荣时期，投标方式可以
具有高度竞争性。）如果争夺雇员的竞争是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实际上认可了对雇主的
某种程度的工人控制。
    然而，劳动力市场是工人控制的一个极不完善的工具，尽管长期以来在推动工资和
提高劳动条件方面它成绩显著。它的有效性在失业时期经常骤然跌落。甚至在比较顺利
的时期，一个雇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任何现有的雇员。劳动场所的民主化对工人来说，要
求有比竞争更多的东西。
    许多力量加强了在劳动场所实现更多的民主的当代要求。1968年5月，法国经济瘫痪
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企业都被一场没作准备的工人反抗斗争停业了好几天，这个反抗没
有同工资争论或任何其他特殊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它是一次极端事件，它若没有预示工
业化社会将有一个越来越多的麻烦的未来，那将是令人奇怪的。一个逻辑上的设定是，
这个插曲是一场异化的危机。
    虽然学者们为马克思使用“异化’（alienation）时的含义争论不休，马克思的概
念至少用符咒幻化出多方面处于悲惨境地的工人的图景。工人从他的工作中得到的不是
快乐，不是动力，也不是自我完善。他从他生产出的产品里也未得到这一切。由于劳动
场所的权威结构和他与同伴之间的竞争，他还被人从一个与他的同伴之间相互报答的密
切协同关系中分离出来。论述异化的文献如汗牛充栋。这些问题的存在，对于有怀疑态
度的人，更不必说对于其他人，从理性上讲都是确凿无疑的。另一方面的证据同样使人
笃信不惑，即劳动场所中存在的即使是有节制的民主形式也常会带来宽慰。它们提供了
讨论和理解目标的机会，提供了组织任务（它实现明显的目标）的机会，提供了享受成
就的机会，提供了用互相尊重的方式把劳动伙伴们团结起来的机会。
    那些详细阐述了各种慢性症状、把它们作为异化而非工作道德下降的人提出了十分
相似的观点。至少对于重复性的工业劳动的许多形式，社会的某些部分正回到比较古老
的看法上——如古希腊的和其他时代及文明阶段的看法——，那就是，多数劳动的品质
在下降。工作并不必然成为或通常应成为扩展人的能力的挑战，也不是培养个性和长处
的经历。从极端形式看，某些工业劳动扼杀的，不止是一些丧失能力的人，它们还使数
百万的职业变得毫无价值。虽然亚当·斯密大大称赞了分工，把它视为生产效率的一个
主要来源，他还是承认，“那些一辈子都在履行少数简单操作程序的人们…已变得像人
类生物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愚昧无知。”
    出于对异化和工作道德下降的关注，有了一个特殊的说法，即工业民主将使工人们
成为更愉快、更优秀的人，而且还将通过改善积极性刺激生产。传统的工作纪律是处在
炮火下的：不论是市场诱因（报酬、推销、解雇），还是权威主义的指导。在这方面，
许多现代的实业家发现了同毛泽东思想关于动因的令人惊奇的相通之处，人们坚持认为，
在各种因素里，参与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传统的动因。
    对工业民主和参与动因的某些新的兴趣，源于对一个根深蒂固偏见的更深刻的挑战，
这个偏见就是社会科学家和经理都把协调作为效率的关键。能力、开发资源和创造性越
来越多地被认为是效率的巨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源泉。通过提高个人生产率减少个人和
组织的怠懈，现在常常被断言为比过分注重加强协调有效得多的事情。我们已经见到，
毛泽东的思想意在用协调充分挖掘资源，但西方经营管理的创新者也如出一辙。
    工人控制的试验既出现在自由民主世界、又出现在共产主义世界这一事实表明，私
有财产和私有企业并非像社会主义者一贯相信的那样，是劳动场所的民主化的主要对象。
相反，主要对象是企业内的权威等级制和权威主义结构，不管企业是否依赖私有财产。

    参与式民主

    在有些国家，工人控制运动是一个旨在使集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参与式民主的更
广阔运动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民主改革运动，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样一类信念，如
密尔所说的民主对公民“在知识、长处、实际活动和效率上的进步”起到的作用，他也
怀疑代议制政府是否充分。卢梭认为民主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
大的制度不可能形成参与的共同体。密尔担忧的是“国王们和贵族们的不吉祥的残暴的
利益”，他推测出各种参与形式以约束这种利益。旧式的关切现在为一种新的对官僚制
的抵制所取代。
    今天处处可见的是，大量的学者、实业家、管理人员、学生和雇员要么怀疑它要么
捍卫它。有些人深信，在非人格化的组织中窒息了个性，靠权威主义方式指派和细琐地
分配任务。
    他们认为，通过集体决定，任务是可以自我安排的，通过这种安排，任务又可以发
生变化和成为一个整体。
    有些人声言，参与方式是一种行为，它鉴于自身的缘故而具有价值。有时人们还打
算用参与方式削弱契约关系，加强亲缘关系、邻里关系、感情关系、效忠关系或者目标
的认同。1887年，菲狄兰·托尼斯在《团体和社会》一书中比较了正式的组织与更“自
然的”形式。这种比较在政治哲学里有长久的历史。埃米尼·涂尔干，洛德·阿克顿
（Lord AcC ton），列奥·杜吉特（LèonDuguit）和其他一些人曾考察过它的某
些方面。参与式民主的倡导者实际上是建议恢复较古老的共同体的价值观。人们甚至认
为，一个受挫的共同体的渴望在极端形式上会驱使整个民族进入所谓“极权主义”（to
C talitarianism）的共同体的骇人听闻的扭曲模仿之中。

    质疑

    怀疑参与式民主的论据在一些人那里是不乏供应的，他们害怕参与方式会带来过多
的混乱，害怕对领导人的约束太严，害怕公众对政治的偏见太深。在古代雅典，“民主
越完善，公民们就越可怜。”主张参与的民主主义者的盟友也许有一天会背叛他们：这
些人是反官僚制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他们主张的是知识而不是传统权威，社团而不
是等级制，分散化的首创性而不是强加的协调，计划化而不是紧急状态式的行政管理。
乍一看，他们的论点是一些值得称赞的建议。但是，一个并非不合理的解释是，事实上
他们的主张是以一个精英代替另一个精英。他们将把比较自由的束缚（和支配）交给一
个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化的精英，他们是老的、“外行的”官僚制的继任者。
    我们现在并不是非要去估量与这些怀疑论点针锋相对的抱负。此际说明一点已足矣，
即我们在参与式民主中见到了一个新的潜在的但不是不可挑战的极为重要的运动。市镇
会议的衰败表明，参与式民主是现代社会遗漏的一个事业。可是，它在以色列的集体农
庄（kibbutz）的复活，以及在1964年美国“经济机会法”下新的共同体行为和共同发展
集团的抬头，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论断。在坦桑尼亚，通过旨在成为新型的政治—经济共
同体的建议，正在追求一种参与式民主的可能：“乌贾玛”（Ujamaa）乡村合作社运动。
它的某些基因正在中国的公社中培育成长。
    实现更大的参与式民主的最肥沃土壤看来是工业，这或许是由于民主的潜力在这个
活动场所十分巨大，在这里，权威主义具有长久而广泛的实践和受到极少的怀疑。面向
工业民主和参与式民主的运动，成为工人控制管理的一次新的鼓励的导线。

    工人控制

    工业的民主化并非很久以前已实现的事情，这个事实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假定提供
了凭证，即财产所有者认为政府的民主化远不像工业的民主化那么有威胁。他们对一个
要求让步，但他们不会向所有其他的要求屈服。毫不奇怪，他们理应如此。在保护财产
的宪法秩序下，政治民主对财产所有制特权的挑战仅仅是边际性的。对比之下，工业的
民主化迅即、直接和绝对地打击了这些特权。尽管工人控制作为使工业（和政府）民主
化的一个方法提供出来，它的最大胆的表示至今为止仍然来自于一个权威主义的非多头
政治的状态之中，在那儿已取消了工业的私有财产。
    南斯拉夫自治的规则是，所有雇用5人以上的非农业企业归社会而非个人所有。它们
被置于企业雇员（包括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的监督之下。至于较小的企业，所有雇员
都是工人委员会的成员。在50人以下的企业，工人们选出代表委员会。在很多大企业，
企业内各种可识别的生产单位各自选出委员会。根据其正式的权威，委员会在企业中地
位最高。
    虽然它们把直接的管理任务委托给管理委员会和经理，管理委员会通常是从委员会
成员中抽调的。从1968年起，这个委员会享有招聘、选择和罢免经理的权威。从这一年
起，企业不再像苏式组织那样听从面面俱到的政府指令。它们相当程度上是由政府和政
党管理，但多少是采用了美国、法国或英国的公司管理的类型。
    所有这一切是在一个权威主义的制度下，在一个共产党（南共联盟）和政府（它经
常实行严厉的镇压）的监视下建立的。但是比任何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更进一步的是，在
这里，媒体享有一些重要的自由，个人在国内外的旅行几乎完全自由，立法机构享有某
种真正的权威，公民参加的各种选举比在其他共产主义制度下更真实，共产党作为社会
的一个督察不是垄断的或有效的。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理论上赞成不适用于模式1的两条值
得注意的原则：特殊利益的合法化；组织上的某种自主性（赋予公社、立法机关、企业、
工会、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工人委员会的选举不单是一个摆设，尽管党和工会还
控制它们，以及还存在其他严重影响民主抉择的不完善之处。
    南斯拉夫的实验表明，一个在某些方面很虚弱、由于多种原因不肯自称是无所不能
的模式1精英的权威主义政权，可能发现某些优势使工人控制有某种重要发展。在南斯拉
夫，历史的、民族的和文化的分裂是如此巨大，作为一个国家的意识是如此虚弱，以致
于领导层无法实现一种坚定的集中控制。工人控制既是承认南斯拉夫社会内强有力的离
心力的一种方法，又是把权威移交给许多小的企业单位而不是大的地理单位（六个南斯
拉夫“共和国”）的一种方法。人们担心，若把权威大量移交给“共和国”，会使颠覆
活动成为可能。一个极端零碎的分散化比一个相对有限的分散化更加安全。
    南斯拉夫自治的富有特色的问题进一步揭示了它的轮廓。之一是管理上的不胜任的
可能性，这个问题存在于任何一个迅速进入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地方，工人们选择的
是宽厚的而非有能力的经理。在有些场合，企业的选举政治允许一个指导者用他的地位
拉拢一批追随者。对党的忠诚一般地讲也许比管理的技能占有更大分量。不过，许多劳
动集体显示出对管理才能的强烈兴趣。雇员自己的收入取决于它。
    工人委员会通常寻找专业的经理。它们不想让自己同伴中的某个人——未受训练和
缺少经验的人——担任它们的经理。雇员们的短期眼光可能被证明是比管理上的无能更
麻烦的事情。管理企业的任何工人或其他集团，通过超额的工资报酬或者其他以分红或
奖金形式出现的分配，能够剥夺企业的增长资本。靠同样的方式，它可以削减它的劳动
资本。超额的分配看来事实上在南斯拉夫提出了一个经常性的、尽管不是没有资格的问
题，因为南斯拉夫的药方丝毫没有授予雇员在离开企业时持有或卖出股票的权利。当他
还是雇员时，他必须拿走所有他能够从企业拿走的东西。
    南斯拉夫的经历是劳动的浪费，经常缺乏纪律。不过，在那些具有传统管理的许多
发展中国家，可能一概如此。我们尚没有充分的资料说明自治与雇员纪律之间有何联系
（假如有任何联系的话）。另一点困难在于，自治在除了小企业以外的所有企业都是通
过代表而非直接的民主实现的，因此它部分地丧失了扩大直接参与。但是，哪怕是在大
的企业中，通过管理委员会成员的轮换，也许还有某种收获。
    像许多市场取向的制度一样，这个制度也受到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折磨，有些通货膨
胀几乎肯定归咎于工人委员会批准的超额工资分配。在现在的制度下不可避免地还要出
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的雇员收入差别。工人委员会本身常常受到冷淡，受到白领
排斥蓝领参加委员会的倾向或受到受过较高教育的蓝领支配委员会和选举的倾向的削弱。
不平等主义的持续影响的一个标志是，工资差别的结构非常类似于西欧市场制度下的结
构。
    与工人控制对立的党对企业的控制，坚持要把某种集中控制与分散化结合起来。非
法的私有企业在建筑、卡车运输、旅馆和其他许多领域公开活动。而且，制度负荷着垄
断的严重负担，既然在缺少足够的国内或国外竞争的条件下企业可以轻易地抬高价格。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工人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一个抱负。
    从另一方面讲，它也许主要还是一个抱负：有时工人控制制度成了管理的俘虏。经
理和他的手下人，凭借对企业事务的技术知识，有的时候使工人委员会成为橡皮图章。
60年代关于两种企业发展程度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一个结论，说工人控制“主要有助于
管理，给后者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首创性余地”。一份后来的对两个公司情况的研究认
为，管理层在企业内广泛协商请教，采纳首创精神，对雇员的主动性作出响应，并且在
（通过一致同意）承担高水平的责任和操纵工人参与之间“走钢丝”。关于权威和其他
力量在管理层同工人之间分配的观点有多种多样。似乎已清楚，自治在磋商同参与之间
划出了一个大的区别，现在这种情况比60年代更明显。不过，也许不假的是，“传统的
权威路线事实上尚未彻底改变。”

    分散化决策的协调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分散化企业的协调。任何参与式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根本困
难在于，高水平的参与仅仅在小集团中才有可能。但是，相互间的依赖禁止赋予每个小
的决策集团自行其事的许可。一个企业不仅对于它的雇员重要，而且一般地讲，对于数
量上远远多于它的雇员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因为企业是为他们生产产品或劳务。列宁
很早就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拒绝让工人控制采用“工联主义形式”。解决方案是
显见的，但无一令人满意。人们把参与式民主限制在与相互依赖有关的问题上。但这意
味着从参与中抽去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办法是建立一个有处置权的中央权威，由它监督
分散化的单位，像美国的州政府对市政当局的监督一样。这个方案正好使权威、等级制
和官僚制的许多因素永久化，它恰恰是参与式民主运动所反对的。
    对于任何分散化的自主组织来说，原则上经常存在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这是模式2特征的方式。在不存在任何协调权威的前提下，让分散化的单位谈判，以其他
方式相互适应。让它们自己就将彼此为对方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问题达成一致。
    然而，在许多现实环境下，任何小集体不得不交涉的其925他许多决策单位大得难以
想象。数以千计独立的单位参加的谈判，其复杂性会使整个相互适应的过程瘫痪。相互
适应本身的巨大任务就需要职业的专家，结果使普通公民再次发现他被推离了参与过程。
    不过，在某种环境下，数以千计甚至百万计的小集体的相互调整会有作用。我指的
当然是这种环境，在这里，相互调整可以通过市场加以组织。对此，南斯拉夫人已经理
解。尽管他们对市场制度尚有敌意，尽管他们还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把市场制度与私有财
产、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等同的教义之中，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能够想象，分散化
的单位可以由市场协调，而不是靠中央政府的官僚制手段。他们能够在心目中把市场制
度同私有企业分开，因而用一种新的方式运用市场制度：没有私有企业，却有工人控制。

    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向市场社会主义的移动，现在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它的领导层对共产主
义集中计划的普遍的低效率作出了反应，这种低效率已导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者试
验市场制度的某些因素。它对它认为的一种骇人听闻的不一致作出了反应，那就是：一
方面，历史上的共产主义具有人的解放的抱负，另一方面，苏联式共产主义实行了愚蠢
的官僚化。
    可以肯定，它对苏联模式的敌视源于民族主义，确确实实源于南斯拉夫的多种民族
主义。但是，至少从拥护民族独立的愿望出发，它把它对苏式共产主义的异议提到主要
原则问题上。不论是从一般效率考虑，还是从理论上共产主义对工人阶级控制的责任计，
南斯拉夫都从市场制度中发现了新的优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和毛主义都反对它们所认
为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退化。它们都看见了大幅度分散化的需要。
    对于毛泽东，虽然他从未像铁托那样实现分散化，但协调是要靠训导式“教育”才
能获得；对于南斯拉夫人，是通过一种新型的市场制度。除了毛泽东的道路的可能性，
南斯拉夫对苏式官僚制的共产主义的拒绝看来别无选择。
    直至1968年苏联镇压以前，市场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处在发展进程中。市场
社会主义不断吸引了所有欧洲共产主义制度中的某些政治领导人和行政人员，最近几年
一定程度上已在匈牙利建立起来，尽管也存在对苏联可能的干预的担忧，如果它走得太
远的话。许多东欧的共产主义者以某种方式正在重新发现模式2类型的古典的经济自由主
义。比如，在解释为什么南斯拉夫要发展市场社会主义时，铁托回到了分工的命题，它
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市场制度奠定的基本命题。铁托写道：
    ……落后的、虚弱的和很小的企业，不能够加入国际分工。这就是为什么生产的一
体化和彻底的专业化是必要的，那样，生产会尽可能地便宜，提供最好的花色品种和质
量。
    南斯拉夫人通过市场制度敢得的这种自由化，在一段时期内还伴有政治的自由化的
竞争。他们在若干方面做到了这一点：党和政府的分散化，鼓励公民直接参与地方政府，
开辟讨论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某些新领域，对适当程序的加强和约束专横的逮捕及惩罚，
最后还有对议会和选举的独立支配作用的一个重要的、尽管仍不太大的发展。近些年来，
“共和国”之间的内部冲突导致铁托取消了一些改革，未来仍不确定。

    市场和企业

    自1952年首次从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行政管理方式背道而驰以来，南斯拉夫在减少集
中指导的方向上迈开了一系列步子，它把实质上的集中指导同市场引导结合起来，到19
65年时实行了一个重大改革。从那时起，中央的行政控制几乎同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中
可以发现的情况相似。它的实现不是靠一个强制性的中央生产计划，而是靠特定的干预，
如税收，偶尔的补贴，与特殊工业有关的特殊管理，以及中央的和“民族的”（即省一
级的）对主要新投资的控制。
    南斯拉夫企业生产的是它认为有利可图的生产。它的新的投资资金的取得，如果不
是来自企业内部节余或地方政府投资，总是来自商业银行。银行在借贷方面不是听令于
行政计划，而是以对投资利润的考虑为基础，尽管一直存在银行信贷模式方面的党和政
府的某些监督。企业通常能自由地从市场购买它的投入，当然，它来自于其他企业在市
场上的自由销售。它从政府和私人所有者那里租借土地。它雇用劳动力，不过有一个差
别，在最低限度工资之上，工人们还得到以利润分红形式出现的收入，这根据职业不同
而大小各异。
    像美国经济中的私有企业一样，南斯拉夫的企业必须弥补它的成本，包括最低限度
的工资水准，在经济上应裕自如和立稳脚根。它能自由地寻找新的市场，转让它的产品，
在工资（包括工人们的集体福利）和企业增长的再投资之间分配它的利润。
    任何个人或集团均可建立新的企业，事实上这一工作多半是由地方政府（自治共同
体）的单位或现有企业承担的。除了5人以下的小型私有企业外，企业一旦建立必须成为
社会所有制。至少作为一种试验，有些企业的建造是作为联合投资方式出现的，它把南
斯拉夫方面的社会所有制与代表外国公司参与的那方面的私有制结合起来。要求混合企
业也实行雇员自治。
    为限制垄断，政府使用了各种方法，包括减免关税和消除某些重要的约束。它旨在
鼓励外国企业同本国企业竞争，既为了使南斯拉夫国内价格下降，也为了迫使出口企业
把成本和价格压到能使出口成为可能的水平。
    工会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其重要性常与工人委员会发生竞争。远比任何其他
的共产主义制度走得更远的是，雇员们依靠工会这个手段能够捍卫自己的职业利益，虽
然它仍然是党和政府指导企业和劳动力的一个工具。是否应当让罢工继续合法化，仍是
有争论的，罢工至少处在不合法的边缘上。实际上，罢工是很普遍的。据报道，1958年
至1966年有1400起罢工。从1968年以后官方再也不报道任何罢工。
    社会企业扩大的潜力是在农业中。原先的集体化农业现在多半让位于私有财产和私
人农场，虽然国营农场或集体现有的占全部耕地10％至15％的面积在向国内外市场提供
商品供应上表现出色。1953年从集体农场向私人农场后退的举动，曾被辩解为适宜的和
必要的，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发展时期又一次使集体化农业成为可能。也许大规模机械
化农业的潜在的更高效率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心动。官方教义仍然宣称，私人农场（虽然
已对农场规模作了限制）有一天将要取消，不过，它不是被计划化的农场而是被市场取
向的自治农场企业取代。

    领导的双重性

    南斯拉夫如何对付领导权的双重性和企业管理的特权地位（这是市场制度的特征），
还不太清楚。由于总的说来企业很小，权威和经理的其他权力对政府权威构成的挑战要
小于比较工业化制度内的情况，经理还听从党的控制。通过党和政府，用权威主义方式
指导经理去追求利润，在这种环境下，甚至连私有企业也愿意听令，因为获取的恩惠好
处足以产生这种激励。经理们还要服从于通过政府、银行、工业协会、职业同盟和青年
组织的控制。
    如果对管理的这类控制取得了理想的结果而同时又保持了管理决策的市场标准——
例如，如果强加给它们那种导致企业赔上高成本或惨重损失的决策——那么它们必须靠
技巧和约束加以管理。但是，南斯拉夫尚未发现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去控制实业界
领导人，这一点从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中体现出来。南斯拉夫的困难表明，我们对于
如何在市场制度下使用实业界领导人，而（一方面）没有丧失形成对他们的足够控制，
（另一方面）建立能够削弱企业或使之瘫痪的控制了解甚少。
    也有可能，私有企业制度下实业家的特权将变成各企业内雇员集体的特权。他们也
许心安理得地享受从政府那夺来的舒适的垄断特权，他们会发现这样一些好处对于他们
努力工作是必要的，像实业家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做的那样。他们而非实业家将享有一个
特权地位。
    这样一种发展显然远非理想。如果特权从管理层转到雇员手里（用民主和平等主义
的多种标准衡量）算一个收获，那么经济分裂成垄断的孤岛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同
样，若它分裂出这样一些工人控制集体，它们各自完全按照私利、几乎不顾国家其他方
面的利益来运作企业，那么这也不是我们之所求。

    前景

    市场社会主义和自治在1952年以后由于极其迅速的、如果说是飘忽不定的增长以及
生活水平的很大提高得以实现。
    1954年至1964年期间，国民收入几乎每年增长9％，并使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少数增
长最快的经济之一。从那以后增长放慢了几年——部分是由于反通货膨胀措施。1969年
以来，增长一直很快，虽然没有达到原先的速度。1969年到1973年底，年均增长率为6．
6％（相形之下，在13年内大致估计的年增长率，美国是4．3％；中国是5．6％；苏联是
5．3％；
    墨西哥是6．9％）。
    然而，无法用任何单独事例判定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靠市场社会主义第一阶
段的稳固的历史冒险甚至更不能下断言。与之类似，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论证说，南
斯拉夫制度的可识别的问题，是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冒险中固有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讲
过，没有哪个国家熟练运用过市场制度；南斯拉夫亦不例外。它甚至还没有建立良好的
统计、财政和管理程序。而且，作为工业化的一个新手，在管理和利用市场对付垄断、
货币障碍、就业波动、通货膨胀、劳资关系等方面，还缺少市场取向的多头政治那种长
期经验。
    它目前在使用市场方面的不胜任，可能说服南斯拉夫人再次离开市场。或者，假使
合法的和非法的私有企业不断增长（像它们一直做得那样），假使经理们掌管了工人委
员会（像美国经理掌握了股东大会一样），这个制度也许会在事实上（若不是名称上）
转向一个有着或多或少的权威主义政府的传统的私有企业制度。另一方面，南斯拉夫或
许预示了一个远为有效和公正的经济秩序的逐渐成长。在摧毁市场制度与私有企业的历
史纽带时，南斯拉夫可能——至少是一种可能——使自己和世界踏上一个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