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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侦探小说概况

一  中国侦探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侦探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书上记载的各种案例，
如《三国志》中有“蜜中鼠矢”，《魏书》中有“刀鞘得贼”、“妄认死
尸”、“破鸡得情”，这些案例中都讲究悬念与破获凶犯。可以说
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雏型与素材。南宋时的包拯、明清时的海瑞，
也破获了不少疑案，这在《七侠五义》、《大红袍》等通俗小说话本
中，均有详尽的描述。宋人郑克编的《折狱龟鉴》与桂万荣编的
《棠阴比事》中也有巧破疑案的记载。这些案例大多注重于歌颂
清官的廉洁与刚直不阿，在字里行间反映了官吏的机智与明察
秋毫的侦察本事。

    明清年间，案例已经引起了文学家的兴趣，古典文学名著
《水浒》中就写了武松破案追杀西门庆；宋江杀阎婆惜；解珍、解
宝双越狱的几个案例。清人胡文炳编了《折狱龟鉴补》，清人金
凤清校正刊行了《疑狱集》，小说家冯梦龙、凌濛初还用白话文在
《三言两拍》中写了几个案例故事。如《十五贯戏言巧成祸》、《谢
小娥智擒船上盗》、《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包龙图智赚全同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另有《聊斋志异》中的《胭脂》、《石清虚》
等篇，也有公案情节。清代戏剧家李渔的话本《连城壁》是一篇
很有意思的公案小说。《七侠五义》第五回写伽蓝殿僧人被杀一
案，先误抓沈清，后由包拯明察秋毫，查出凶手。最突出的例子
是清末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通过三家冤案刻画了酷吏草
菅人命，作者借书中白子寿之口请出老残，说：“这种奇案，它岂
是寻常人能办的事？不得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可见，神
探福尔摩斯已在中国产生了影响。在这些作家的努力下，中国
公案小说在最初写法上更加讲究生动性与趣味性。应该说，这
类案例与故事都为中国近代诞生侦探小说打下了基础。

    19世纪末，欧美文学开始影响中国文学的发展，文学家兼
翻译家林琴南在教学之际，翻译了《茶花女》、《伊索寓言》、《鲁滨
逊飘流记》与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等欧美大文豪的作品，同时
以《恨绮愁罗记》为题翻译了柯南道尔的作品。林琴南尽管不识
外文，但由他人先口译给他听，然后他用文言文记录下来。他一
共翻译了170余种欧美小说，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方小说翻译家。

    林琴南先生的译作，打开了中国人的思路。小说家程小青
在辛亥革命前后，也开始注重翻译工作，他于1915年翻译了英
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很快引起读者的广泛兴趣。
周作人以“碧罗”之笔名译过爱伦·坡的侦探短篇，周桂笙、陈冷
血也译过侦探小说。1917年，程小青又创办了《侦探世界》杂
志，并开始刊登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小说。在三四十年代，程小
青的侦探小说十分畅销。于是，写侦探小说成为当时通俗文学
的一股潮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涉足侦探题材的作家有50余
人，作品多达200余部，较为著名的除程小青外，还有陆澹安、俞
天愤、汪剑鸣、孙了红、赵苕狂、张碧梧、红绡等人，甚至连李定
夷、李涵秋、徐卓呆、顾明道也涉足侦探题材。在新闻出版界，
除了《侦探世界》、《大侦探》等杂志引人注目，在《申报》、《新闻
报》等报刊的副刊上也发表了不少侦探连载，并颇为卖座。这就
为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园地与机遇。

    可惜，这些刚刚在报坛崭露头角的侦探小说家，后来都被打
入“鸳鸯蝴蝶派”之阵营。新中国文艺崛起之后，对武侠、侦探。
言情小说予以批判与打击。五十年代的中国接受了苏联文艺思
想，认为侦探小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
存在的犯罪问题，用简单化的方式，禁止出版三十年代的侦探小
说。这些被冠上“鸳鸯蝴蝶派”作家帽子的旧文人，被列为遗老
遗少之列。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外国的侦探小说也列为禁止出
版之列。

    六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文艺政策有所改变，柯南道尔的侦探
小说译本相继出版，如《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出版后引
起轰动，同时又翻译了苏联的反特小说《冒名顶替》等作品。在
这种形势之下，中国文坛也出现了一些反特小说和反特影片，如
《国庆十点钟》（又名《双铃马蹄表》、《徐秋影案件》、《第四者》。
《黑眼圈的女人》、《斩断魔爪》、《羊城暗哨》、《秘密图纸》等反特
题材的作品。虽然这类题材大同小异，都是以侦察员破获敌特
案件为背景，其中凶手都是美蒋情报机构派遣的特务或是隐藏
得很深的阶级异己分子，但毕竟开创了新中国侦探小说的新天
地。

    六十年代中期，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
难，使中国文坛再次感受寂寞，不仅柯南道尔的作品被视为“毒
草”，而且反特小说也被迫停止出版。在10年中，中国文坛除了
出版《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少数几部作品外，就是“革命样板
戏”的一统天下。但与此同时，《福尔摩斯探案》仍在悄悄地传阅
着。

    七十年代末，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春风，国家的新面貌与文
艺政策的调整使文艺园地重新开始欣欣向荣。首先登上文坛的
仍是反特题材的小说与影片：如《熊迹》、《暗礁》、《猎字99号》、
《东港谍影》。但是描述敌特分子的破坏已经有了新的内容，把
凶手与个人的私欲联系了起来。上海电视台首先推出了《玫瑰
香奇案》，以凶杀来作为主题，但凶手已不是读者熟悉的敌特分
子了。这部电视剧的构思还比较简单，但在主题到结构已有了
一个新的突破。另一部由王亚平创作的《神圣的使命》以侦探题
材获全国优秀小说奖，并拍成了电影，引起轰动。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冠以“法制文
学”的侦探小说，这类小说除了刊登在《啄木鸟》、《法制文学选
刊》等大中型文学丛刊上，还由群众出版社出书。同时在北京成
立了法制文学学会，这对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
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了许多欧美侦探小说
中译本，如爱伦·坡、柯南道尔、艾勒里·奎恩、阿加莎·克里斯蒂。
莫里斯·勒勃朗、乔治·西默农、江户川乱步、松本清张、森村诚
一、横沟正史、高木彬光、西村寿行、赤川次郎的作品相继亮相。
在影视方面，《福尔摩斯探案》、《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
杀案》、《阳光下的罪恶》、《人证》、《砂器》、《追捕》、《神探亨特》等
片的推出，也大大调动了广大读者对侦探小说的兴趣。由黑龙
江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小说》等杂志，由于每期都刊登侦探推理
小说佳作而成为八十年代的畅销刊物。八十年代末，则出现了
不少国产侦探电影，如《他选择谋杀》、《第三个男人》、《死期临
近》、《女神探宝盖丁》等。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10余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福尔摩
斯探案集》，总印数达500万册以上，而阿加莎·克里斯蒂与森村
诚一的作品，在中国出版的多达50余种，《阿加莎·克里斯蒂全
集》也成为读者珍藏的名作。九十年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购买
赤川次郎的侦探小说版权，在大陆推出其作品，新闻界称之为
“侦探小说热”再次席卷中国。

    但是，中国的侦探小说还冠之为“法制文学”。从八十年代
至九十年代，诞生了一大批歌颂警官的文学作品，如《龙年警
官》、《西部警察》、《九一八大案纪实》、《金海岸》、《英雄无悔》等
作品，这些轰动文坛的作品都是警察题材的纪实文学，从结构到
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有破案的真实烙印。在从“法制纪实文学”
走向“侦探小说”中，中国南北出现了两位引起人们注意的作
家，即上海作家曹正文（笔名米舒）和北京作家马铭（笔名蓝玛）。
曹正文于八十年代中期先后创作了5部推理小说：《秋香别墅的
阴影》、《佛岛迷踪》、《四十岁男人的困惑》、《金色的陷阱》、《紫色
的诱惑》，这些小说不再以反特、反走私题材为内容，而着重揭示
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贪欲与精神世界的犯罪现象，从而构成了一
个个扑朔迷离的凶杀案。破案的过程则运用推理方式，明显受
到日本推理小说的影响。著名文学评论家胡德培为此在《文艺
报》上发表了长篇文学评论《中国式推理小说的起步》。胡德培
先生认为：中国式推理小说必须反映中国人的生活与习俗，具有
中国的特色，并注意悬念的设置与心理活动的推理。他对曹正
文从事推理小说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并希望中国文坛为
出现中国式的推理小说而努力。这5部小说除了改编成电影以
外，还被改编拍摄了15集的连续剧，被报上誉为“中国的亨特与
麦考尔”联手之作。另一位北京作家马铭先后创作了桑楚探案
系列5部：《女明星失踪之夜》、《玩股票的梅花老K》、《神秘的绿
卡》、《邮珍之谜》、《地狱的敲门声》。马铭的探案不追求惊险场
面，注重刻画案件的复杂与诡异，以剖析、推理、捕捉细微线索为
手段，引导读者进人参与状态，并获得独特的审美享受。这5部
长篇小说出版后先后被7家报刊转载，并有多家影视公司买下
改编权。可见，中国侦探小说在今日受欢迎之程度。

    与此同时，仇学宝写了《玫瑰花园惨案》，魏军写了《血染的
晚霞》、《告诉你，我是警察》，筱新写了《疑案发生在新婚之夜》，
孙海浪写了《双影人之谜》，杨茂金写了仁起迷离的案件》，计红
绪写了《九马疑踪》，梁晓喻写了《黑夜，潜伏着危险》，李迪写了
《傍晚敲门的女人》，彭祖贻写了《渐入佳境》，等等。在八十年代
中期至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学刊物上，各类迷案、疑案大量出现。
群众出版社为推动侦探小说的发展，还出版了一部小说《死吻的
十种结局》，以一个案例为引子，由顾工、毛志成、赵大年等10位
作家续写不同的结局，大大活跃了侦探小说的气氛。但是，中国
文坛对于侦探小说的创作，仍然处于观望与摸索阶段。原因之
一是这类题材不易写，一些著名作家还对列为通俗文学范畴的
侦探小说不感兴趣。尽管如此，《啄木鸟》、《作家》等大型文学丛
刊，已经注意到这类作品的发表，并不断将新作奉献给广大读
者。

    中国侦探小说创作也引起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关于
如何借鉴国外侦探小说成功的经验，对于中国侦探小说如何定
位，以及发展趋向，成为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课题。从八
十年代初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就出现了不少介绍和探讨性文章，
如朱全和的《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姜文荣的《试论推理在推理
小说中的艺术作用》，施咸荣的《怎样看待犯罪、侦察、惊险小
说》，张彦民的《谈外国惊险推理小说的社会效果》，王孙的《“推
理文艺”小议》、苇青的《“推理小说”也是文学》。这些文章主要
是谈国外侦探推理小说的艺术成就，并对于理论界对推理小说
的不同看法发表了新的见解，如苇青的文章就针对有人对推理
小说作了简单否定而给予理论上的反驳。八十年代中期，于洪
笙写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样式——从福尔摩斯谈侦探小说
的发展及其地位》、《西方侦探小说史话》、《日本推理小说漫话》，
打开了侦探小说的新天地；王颖写的《推理小说的艺术技巧》、凌
梧写的《推理侦破文学再议》，都认为中国文学园地不可以抹杀
侦探推理小说这种样式，并指出中国侦探小说在经过曲折之后，
必然会结出丰硕之果。

    1996年8月，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首次在内蒙古自治区召
开了中国侦探小说研讨会，一批有志于创作和研究侦探小说的
作家与评论家聚会讨论，交流了几十篇论文，黄泽新、宋安娜撰
写的《对中国侦探小说走向世界的几点思考》、《中国当代侦探小
说发展的趋势》，尤其引人注目。会议还对如何提高艺术品位，
正确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各抒己见，以及对中国侦探小
说的流派及其风格，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到会同志还认为：中
国侦探小说的发展，不仅需要作家个人的努力，还需要出版社与
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会议预言中国侦探小说将会有一个真正的
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