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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前苏联与东欧的侦探小说

一  前苏联侦探小说的形成与特点

    尽管西欧与美国的侦探小说发展得如火如荼，但俄罗斯文
坛一直保持沉默。在俄罗斯文学的园地里，出现了普希金、屠格
涅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大文豪，但却无人去重
视和创作侦探小说。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注重犯罪现象的作
家，但他却不屑于用侦探小说体裁去表现社会内容。1917年之
后，肃反成为一项政治任务，拥护旧政权的人无时无刻不向新生
的苏维埃政权发起挑战。但在侦探小说领域里，依旧是一片空
白。早在1935年，前苏联著名文学工作者斯·季纳莫夫对此作
了阐述：“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
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即
对侦探的崇拜，在这里得到元以复加的程度；不是别的，正是私
有财产使双方展开较量。从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律战胜违法
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战胜其剥削者等等。侦探体裁就内
容来看，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斯·季纳莫夫的观点代表了当
时苏联政府的态度。1952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也持有同
样的观点，此书谈及侦探文学时，作了如下阐述：“侦探文学是惊
险、冒险文学的一种……侦探文学的主角通常是追踪罪犯、历经
冒险之后获得了成功的至高无上的密探《侦探》，归根结底是表
现资产阶级法权的胜利……恐怖、惊险、凶杀的场面，庸俗的内
容，现代资产阶级各国的侦探文学是为了满足低级趣味……”在
这种观点的影响下，苏联文学园地里无法诞生侦探小说，也就不
足为怪了。

    12年以后，到了1964年，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变化。
苏联文学大百科全书在论述“侦探文学”时，作了如下的阐述：
“侦探题材中的优秀作品具有神秘和奥妙的错综复杂的情节，其
特点是：内容生动，从多方面指出事件的进程，它充满了侦缉罪
犯和建立功勋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这些作品中，聪明才智和勇
敢行为同神秘而不寻常的犯罪活动进行对抗，那些犯罪行为是
由于社会原因，而并非病态所造成的。”

    这一观点与斯·季纳莫夫的论述有多么大的差异！也就是
说，六十年代的苏联政府已经承认了侦探小说在社会主义国家
中存在的合理性，其前提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会有犯罪现
象，犯罪行为也是社会行为的产物。对于侦破罪犯的侦察员，也
肯定了其聪明才智，对其出色的工作称之谓“建立功勋”。这一
观点的转变，首先是广大苏联读者对侦探小说的态度而决定的。
据苏联《文学报》统计，酷爱阅读侦探小说的科技工作者超过
65％。苏联科学院院士伊·阿尔托尔斯基在一次报界发表讲话
时，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喜爱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我的助
手，这些书可以大大地促进工作效率，激发了读者对生活的新感
受。”另一位科学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沙洛夫则对《消息报》
记者发表讲话：“这类读物《指侦探小说》可以启发你的思维能
力。”

    由此可见，正是苏联人民思想的转变，推动了苏联意识形态
的转变。从六十年代起，苏联的侦探小说大量诞生。其题材有
反映肃反、侦破外来间谍的《冒名顶替》、《西特洛夫卡黑市的末
日》、《铁路征用地带》、《谋杀》、《忐忑不安的月份》、《别人的凶
器》、《一箱珠宝》、《五十行字的秘密》、《形形色色的案件》、《洛桑
别墅》等等。这类小说着重揭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新经济
政策带来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白匪军官勾结外来势力，向新
生的苏维埃政权挑战，苏联的刑事侦察员在破获罪犯时建立的
功勋；另一类则是反映苏联和平时期发生的新变化，从六十年代
至八十年代，由经济问题、道德问题而产生的犯罪现象，其主要
作品有《侦察员的良心》、《自杀研究者的毁灭》、《抢在死神之
前》、《2834号刑事案侦破记》、《自杀？》、《死亡陷阱》、《猫头鹰的
阴影》、《小巷里的凶杀》、《圈套》等等。

    前一类小说大多以肃反为背景，罪犯是内外勾结、或是白匪
的残余势力，或是德国的潜伏特务，他们从事破坏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颠覆新生的政权。《冒名顶替》与《谋杀》就是这方面的代
表作；后一类作品描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因人的贪欲或经济犯
罪，导致凶杀案的产生，比如维·普罗宁的《自杀？》就以莫斯科出
现黑市市场为背景，从一个犯罪集团的倒卖外汇、拍摄裸体照直
到杀人灭口，来反映苏联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果从侦探体
裁而言，前一类更像间谍小说；后一类才符合传统的侦探小说。
这也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对文学的影响。

    在苏联的侦探小说家中，我们应该提到以下几位，他们的作
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阿纳托利·别祖格洛夫和尤利·克拉洛夫创作的三部曲《西
特洛夫卡黑市的末日》（1967年）、《铁路征用地带》（1969年）。
《谋杀》（1973年），小说既揭示了苏联面临的复杂形势，又把犯
罪与社会问题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尤其是第三部小说的情节更
为曲折。侦破气氛更浓。阿纳托利·别祖格洛夫和尤利·克拉洛
夫还创作了侦探小说《未遂的阴谋》，由于该作品塑造了一个具
有鲜明个性的女性丽达，使小说具有独特的回味，引起人们对爱
情的思索。

    阿尔卡季和格奥基·魏涅洛夫的《凯利先生的表》（1970
年），生动揭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讲苏联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大
规模盗窃活动，并提出了销售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叶夫根尼·雷斯的《两个彼德》（1970年），以杀人事件为例
向人们揭示夺去人的生命是最可怕的犯罪，作品的基调是紧张
而悲惨的。

    厄古拉·托曼的《胜过恐惧》，则表现对误人歧途的犯罪者以
关心，为他们寻找出路而作出的努力。

    阿·祖博夫的《五十行字的秘密》，则把侦探的位置拓展到国
际舞台上，一位科学家出外访问时，机密文件被窃，引起侦察员
的怀疑，终于把出卖情报的女翻译捉拿归案。

    亚·波波夫斯基的《自杀研究者的毁灭》，揭示了爱情导致的
犯罪，并挖出了一个曾在盖世太保那里干过事的女人，她最后只
能畏罪自杀。

    波·金的《枕头底下的眼镜蛇》属于政治题材侦探小说，勒·
鲍戈马洛夫的《在1949年8月》属于战争题材侦探小说，尤·克
拉洛夫的《克里姆林宫盗窃案》和尤·阿夫捷因科的《伪币的标
记》属于经济题材侦探小说。而尼·谢尔夫的《一篇没有涂改过
的作文》属于教育题材侦探小说。这种划分未必科学，但反映了
苏联侦探小说的题材与风格上已经多姿多彩。

    这些小说在情节上不如西欧小说曲折，但形象地反映了苏
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各种犯罪现象：盗窃情报、颠覆政
权、经济犯罪、流氓集团……却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犯罪特
征，从而使苏联的侦探小说别具一格，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
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