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运动杂谈
作者：沈从文

文学者的态度
作者：沈从文
　　这是个很文雅庄严的题目，我却只预备援引出一个近在身边的俗例。我想提到的是
我家中经营厨房的大司务老景。假若一个文学者的态度，对于他那分事业也还有些关系，
这大司务的态度我以为真值你注意。
　　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
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
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
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他认的字够念点浅近
书籍，故作事以外他就读点有趣味的唱本故事。朋友见他那么健康和气，负责作人，皆
极其称赞他。有一天朋友××问他：“老景，你为什么凡事在行到这样子？真古怪！”
　　他回答得很妙，他说：
　　“××先生，我不古怪！做先生的应当明白写在书本上的一切，做厨子的也就应当
明白搁在厨房里的一切。××先生您自己不觉得奇怪，反把我当成个怪人！”
　　“你字写得那么好，简直写得比我还好。”
　　“我买油盐柴米，得记下个帐单儿，不会写字可不配作厨子！字原来就是应用的东
西，我写字也不过能够应用罢了。”
　　“但你还会看书。”
　　朋友××以为这一来，厨子可不会否认他自己的特长了。
　　谁知老景却说：
　　“××先生，这同您炒鸡子一样，玩玩的，不值得说！”
　　××是个神经敏感的人，想起了这句话里一定隐藏了什么尖尖的东西，一根刺似的
戳了那么一下。“做厨子的能读书并不出奇，只有读书拿笔杆儿的先生们，一放下笔，
随意做了件小小事情，譬如下厨房去炒一碟鸡子，就大惊小怪，自以为旷世奇才！”那
大司务在人面前既常是一副笑脸，笑容里真仿佛也就包含得有这样一种幽默。其实不然，
他并不懂得这些空灵字眼儿，他无需乎懂幽默。
　　××似乎受了一点儿小小的窘，还想强词夺理的那么说：“我们做先生的所以明白
的是书本，你却明白比做先生的多五倍以上的事情，你若不能称为怪人，我就想称呼你
为……”他大约记起“天才”两个字，但他并不说下去，因为怕再说下去只有更糟，便
勉强的笑笑，只说“你洗碗去，你洗碗去”，把面前的老景打发开了。
　　别人都称赞我家中这个大司务，以为是个“怪人”，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称呼。这个
大司务明白他分上应明白的事情，尽过他职务上应尽的责任，作事不取巧，不偷懒，作
过了事情，不沾沾自喜，不自画自赞，因为小小疏忽把事作错了时，也不带着怀才不遇
委屈牢骚的神气。他每天早晚把菜按照秩序排上桌子去，一个卷筒鱼，一个芥蓝菜，一
个四季豆，告给他：“大司务，你今天这菜做得好，”他不过笑笑而已。间或一样菜味
道弄差了，或无人下箸，或要他把菜收回重新另炒，他仍然还只是笑笑。说好他不觉得
可骄，说坏他不恼羞成怒，他其所以能够如此，就只因为他对于工作尽他那份职业的尊
严。他认为自己毫不奇怪，别人也就不应当再派他成为一个怪人了。
　　不过假若世界上这种人算不得是个怪人，那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使我们觉得太古怪
了。我所指的就是现在的文学家，这些人古怪处倒并不是他们本身如何与人不同，却只
是他们在习气中如何把身分行为变得异常的古怪。
　　弄文学的同“名士风度”发生关系，当在魏晋之间，去时较远似乎还无所闻。魏晋
以后，能文之士，除开奏议赋颂，原来就在向帝王讨好或指陈政治得失有所主张，把文
章看得较严重外，其他写作态度，便莫不带一种玩票白相的神气。或作官不大如意，才
执笔雕饰文字，有所抒写，或良辰佳节，凑兴帮闲，才作所谓吮毫铺素的事业。晋人写
的小说多预备作文章时称引典故之用，或为茶余酒后闲谈之用，如现存《博物》，《述
异》，《世说》，《笑林》之类。唐人作小说认真了一些，然而每个篇章便莫不依然为
游戏心情所控制。直到如今，文学的地位虽同时下风气不同，稍稍高升一些，然而从一
般人看来，就并不怎样看得起它。照多数作家自己看来，也还只算一种副业。一切别的
事业似乎皆可以使人一本正经的作下去，一提到写作，则不过是随兴而发的一种工作而
已。倘若少数作者，在他那份工作上，认真严肃到发痴，忘怀了一切，来完成他那篇小
说那些短诗那幕戏剧，第一个肯定他为傻子的，一定也就是他同道中最相熟最接近的人。
　　过去观念与时代习气皆使从事文学者如票友与白相人。
　　文学的票友与白相人虽那么多，这些人对于作品的珍视，却又常常出人意料以外。
这些人某一时节卷起白衬衫袖，到厨房里去炒就一碟嫩鸡子，完事以后得意的神气，是
我们所容易见到的。或是一篇文章，或是一碟鸡子，在他们自己看来总那么使他们感到
自满与矜持。关于烹调本是大司务作的专门职业，先生们偶尔一作，带着孩子们心情觉
得十分愉快，并不怎么出奇。至于研究文学的，研究了多年以后，同时再来写点自己的，
也居然常常对于自己作品作出“我居然也写了那么一篇东西”的神气，就未免太天真了。
就是这一类人，若在作品中发生过了类乎“把菜收回重新另作”的情形时，由于羞恼所
作出的各种事情，有时才真正古怪得出人意外！
　　只因为文学者皆因历史相沿习惯与时下流行习气所影响而造成的文人脾气，始终只
能在玩票白相精神下打发日子，他的工作兴味的热忱，既不能从工作本身上得到，必须
从另外一个人方面取得赞赏和鼓励。他工作好坏的标准，便由人而定，不归自己。他又
象过分看重自己作品，又象完全不能对于自己作品价值有何认识。结果就成了这种情形。
他若想成功，他的作品必永远受一般还在身边的庸俗鉴赏者尺度所限制，作品决不会有
如何出奇眩目的光辉。他若不欲在这群人面前成功，又不甘在这群人面前失败，他便只
好搁笔，从此不再写什么作品了。倘若他还是一种自以为很有天才而又怀了骄气的人呢，
则既不能从一般鉴赏者方面满足他那点成功的期望，就只能从少数带着糊涂的阿谀赞美
中，消磨他的每个日子。倘若他又是另一种聪明不足滑跳有余的人呢小小挫折必委屈到
他的头上，因这委屈既无法从作品中得到卓然自见的机会，他必常常想方设法不使自己
长受委屈；或者自己写出很好的批评，揄扬吹嘘，或别出奇计，力图出名，或对于权威
所在，小作指摘，大加颂扬。总而言之，则这种人登龙有术，章克标先生在他一本书中
所列举的已多，可不必再提了。
　　近些年来，对于各种事业从比较上皆证明这个民族已十分落后，然而对于十年来的
新兴国语文学，却似乎还常有一部分年青人怀了最大的希望，皆以为这个民族的组织力、
道德与勇敢诚朴精神，正在崩溃和腐烂，在这腐烂崩溃过程中，必然有伟大的作品产生。
这种伟大文学作品，一方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就将显示出民族复兴
的健康与快乐生机。然而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这类作家露面
的原因，不属于“要成功”，就属于“自以为成功”或“设计成功”，想从这三类作家
希望什么纪念碑的作品，真是一种如何愚妄的期待！一面是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支持
着所谓文坛的场面，一面却是一群教授，各抱着不现实愿望，教俄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
还缺少托尔斯泰，教英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无莎士比亚，教德国文学的就埋怨中国不能
来个歌德。把这两种人两相对照起来时，总使人觉得极可怜也极可笑，实则作者的态度，
若永远是票友与白相人态度，则教授们研究的成绩，也将同他们的埋怨一样，对于中国
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的产生，事实上便毫无帮助。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
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
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
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
“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
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
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
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假若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分希望，我觉得最需要的就是文学家态度的改变，
那大司务处世作人的态度，就正是文学家最足学习的态度。他能明白得极多，故不拘束
自己，却敢到各种生活里去认识生活，这是一件事。他应觉得他事业的尊严，故能从工
作本身上得到快乐，不因一般毁誉得失而限定他的左右与进退，这又是一件事。他做人
表面上处处依然还象一个平常人，极其诚实，不造谣说谎，知道羞耻，很能自重，且明
白文学不是赌博，不适宜随便下注投机取巧，也明白文学不是补药，不适宜单靠宣传从
事渔利，这又是一件事。
　　一个厨子知道了许多事，作过了许多菜，他就从不觉得自己是个怪人，且担心被人
当做怪人。一个作家稍稍能够知道一些事情，提起笔来把它写出，却常常自以为稀奇。
既以为稀奇，便常常夸大狂放，不只想与一般平常人不同，并且还与一般作家不同。平
常人以生活节制产生生活的艺术，他们则以放荡不羁为洒脱；平常人以游手好闲为罪过，
他们则以终日闲谈为高雅；平常作家在作品成绩上努力，他们则在作品宣传上努力。这
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
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从这类人成绩上有所期待，教授们
的埋怨，便也只好永远成为市声之一种，这一代的埋怨，留给后一代教授学习去了。
　　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
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
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现在可希望
的，却是那些或为自己，或为社会，预备终身从事于文学，在文学方面有所憧憬与信仰，
想从这份工作上结实硬朗弄出点成绩的人，能把俗人老景的生活态度作为一种参考。他
想在他自己工作上显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那成绩的基础，就得建筑在这种厚重，诚
实，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
　　假若这种属于人类的性格，在文学者方面却为习气扫荡无余了，那么，从事文学的
年青人，就极力先去学习培养它，得到它；必须得到它，再来从事文学的写作。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三日，北平
 
打头文学
作者：沈从文
　　中国自从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对于俄国小说，可以说始终皆怀了最好的友谊去接近
它。作者间所受俄国小说的影响很大，读者间所受俄国小说的影响也很大。但各人似乎
皆忘了一件事，就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在俄国所散布的空气，是一种什么空气。这件事，
连近来的文学论者象也不大提及了！
　　应当承认别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情况，由于文学所发挥过的能力，某一时作了某些事
情产生某种影响。我们即或因环境不同，一切无法照样作去，但至少那些由文学展布的
场面，当可以作为我们文学作者一种参考，以及文学论者一种引证。
　　俄国文学有一种很明显的特点，就是作品上老少新旧两代的冲突。冲突的问题不外
乎政治观念与生活的态度不同，解决它的方法也很多，惟“打头”的方法却为很通俗的
一种。所谓打头，就是年青人明白了什么人说谎，且明白这谎话不利于较年青时代的一
切发展后，来……是的，我说的就是应当来……我想在这里又来说个故事，也是关于打
头的故事。
　　有一愚人，头上光滑无毛，另外一人见到这光滑的头，觉得很有趣味，就用手中硬
梨，向那个古怪的头抛去。一再三四，打了又打，梨子完事以后，那被打人的还不作声，
默默忍受，既不说话，也不还手。有人见着这种情形，就询问他：“先生，你那头不是
被打破了吗？
　　挨打时怎不避开些？被打后怎不追问情由？”那愚人笑得极其玄妙，他说：“你瞧，
那人倚仗势力，又无知识，胡来乱为，任性而行，用生梨打破了我的头额，我头被打破
了，他还弄不明白，他的损失，也不明白！”
　　用梨打人的人在中国任何地方现在皆似乎很少很少了。
　　然在另一方面，如会议席上，大会场中，以及……仿佛被人打了那么一下两下，俨
然作着秃头人被打以后的神气，向群众说明意见的，却实在又大有其人。比如中国在东
北三省失去后，在某一类人谈话上，或宣言上，或理论文章上，我们不是常常可见到如
下面的意见发表吗？
　　中国被人欺侮固吃了亏，但将来吃亏的决不是中国人。中国失去了一片土地不是中
国的损失，失地一时夺不回来也不是中国的致命伤，这事只是日本人的蠢处。因为它吞
的不是东三省，其实只是一个炸弹。这炸弹，有一天会破裂的。
　　炸弹什么时候会破，怎么样破，并不说明。虽不必说明，炸弹的破裂所指的自然是
战争；战争一来，或日本陆军在西伯利亚为苏俄击溃，或日本海军在太平洋被美国消灭。
不过日本纵然败了，是不是就可以成为中国的胜利，这些人可不提及的。是忘了提及，
还是并不多加思索，很难说了。
　　这种装作俨然被人打头神气向平民说谎麻醉国民以遮掩自己无能的头号人物，以及
用一部分知识帮助这些人说谎犯罪的人物，事实上除了用俄国某一时期文学所描写的真
的打头方法来加给他们以一种教训外，并无更好办法使他们明白，他们自己对于这个民
族加了如何损害，应分得到何等待遇的。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环境，以及发自中国人心中的意识，即如打头也不适宜于仿照俄
国人的方法。故文学作者为青年人提倡什么时，自然得注意一下：“这是为中国年青人
用作新旧老少相互冲突作战的东西”，不能疏忽它的利弊。但打头的方法不一，这一时
代的文学，是应当指示出若干人必需被打，以及这些人当如何去打的文学，则极显然的
事。
　　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因为文学的基础若立于“去伪存真”方面，我们的愚蠢方能
有消灭的希望，也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多让人明白些，
多作一番准备。不然，居上位的，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可以装作头上被梨子打过的愚
人神气，呆头呆脑，不管外人笑话，向平民有所说明，实则这民族什么皆完事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
 
论“海派”
作者：沈从文
　　最近一期的《现代》杂志上，有杜衡先生一篇文章，提到“海派”这个名词。由于
北方作者提及这个名词时，所加于上海作家的压力，有失公道处，故那篇文章为“海派”
一名词，有所阐发，同时也就有所辩解。看了那篇文章后，使我发生许多感慨。我同意
那篇文章。
　　“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
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
称呼。
　　“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风转舵”，如
旧礼拜六派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
　　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
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了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
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
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侔
利，也就是所谓海派。
　　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
己的消息；或每书一出，各处请人批评；或偷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文章；或借用小报，
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撮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象这样子，北方作家倘若对于海派缺少尊敬，不过是一种漠视与轻视的态度，实在
还算过于恕道了！一个社会虽照例必有这种无聊人与这种下流风气存在，但这种人所造
成的风气，是应当为多数人所深恶痛恨，不能容忍它的存在，方是正当道理的。一个民
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
根据北方一般从事于文学者的态度说来，我还觉得有点遗憾。过分的容忍，固可见出容
忍的美德，然而严酷检讨与批评的缺少，实在就证明到北方从事文学者的懒惰处。我觉
得这种办法不是个办法，用好风气纠正坏风气，应当是可能的一件事。我主张恶风气的
扫除，希望这成为不拘南方北方真正对于文学有所信仰的友人一种责任。正因为莠草必
需刈除，良苗方有茁茂机会。然而在南方，却有并不宜于从海派文人中讨取生活的《现
代》编者杜衡君，来替上海某种人说话了。
　　这是杜衡君的错处。一面是他觉得北方从事文学者的观念，对于海派的轻视的委屈，
一面是当他提到“海派”时，自己却俨然心有所慑，以为自己也被别人指为海派了的。
这是杜衡君的错误。
　　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
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这种轻视与忽视态度，便是他们应得的报应，
时间一久，他们便会明白，独善其身的风度，不但难于纠正恶习，且行将为恶势力所毁
灭，凡诚实努力于文学一般的研究与文学创作者，且皆曾为海派风气从种种不正派方法
上，将每个人皆扮成为小丑的。且照我所谓海派恶劣品质说来，杜衡君虽住在上海，并
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的。不只杜衡君如此。
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
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
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关于海派风气的纠正与消除，因为距离较近，接触较多，上海
方面的作家，较之北方作家认识必更清楚，且更容易与之利害冲突，上海方面作家，应
尽力与可尽力处，也必较之北方作家责任更多。杜衡君仿佛尚不明白这种事实，我却希
望他已明白这种事实。他不宜于担心别人误认他是海派，却应当同许多在上海方面可尊
敬的作家一样，来将刊物注意消灭海派恶习的工作。
　　杜衡君，宜于明白的，就是海派作家及海派风气，并不独存在于上海一隅，便是在
北方，也已经有了些人在一些刊物上培养这种“人材”与“风气”。虽还不至于如上海
那么稀奇古怪，然而情形也就够受了。在南方，所谓海派刮刮叫的人物，凡在作品以外
的卖弄行为，是早已不能再引起羞耻感觉，早已把它看成平平常常事情了。在北方，则
正流行着旁人对于作家糅合了好意与恶意的造谣，技巧古朴的自赞，以及上海文坛消息
的抄袭。作者本人虽多以为在作品本题下，见着自己名字，便已觉得不幸，此外若在什
么消息上，还来着自己名字，真十分无聊。然而由于读者已受了得派风气的陶冶，对于
这人作品有所认识的，便欢喜注意这作者本人的一切。结果在作者方面，则平空增加了
若干受窘的机会，且对于陌生的会晤总怀了恐惧。在读者方面，则每日多读到了些文人
的“起居注”，在另外某一种人，却又开了一条财源。居住上海方面的作家，由于友仇
的誉毁，这类文章原是不求自来的。但在北方，愿意在本人作品以外露面的作家，实在
太少了，因此出于拜访者大学生手中的似是而非的消息，也便多起来了。这种消息恶意
的使人感觉方法如此下流的可怜，善意的也常常使人觉得方法拙笨到可笑。一个文学刊
物在中国应当如一个学校，给读者的应是社会所必需的东西，所谓必需东西虽很多方面，
为什么却偏让读者来对于几个人的起居言谈发生特殊兴味？一个编辑，不将稿费支配到
一些对于这个民族毁灭有所感觉而寻出路的新作家的作品上去，却只花钱来征求属于一
个人的记载，这种糟蹋读者的责任，实在是应当由报纸编辑人来担负的。若干刊物的编
者，现在是正认为从这种篇幅上，得到若干读者，且希望从这方面增加读者的。这种风
气的扩大，我认为实在是读者与作者两方面的不幸。
　　北方读者近来喜欢读点不三不四的文人消息，从本人作品以外的半真半伪记录上，
决定对于这作者的爱憎，可以说是这种恶习发展当然的结果。
　　从南方说，几个稍稍露面的对于未来有所憧憬在沉默中努力的作家，正面的被某种
迫害以外，不也是成天在各种谣言中受迫害吗？
　　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使文学本身软弱无力，使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文学失去它必需
的认识，且常歪曲文学的意义，又使若干正拟从事于文学的青年，不知务实努力，以为
名士可慕，不努力写作却先去做作家，便都是这种海派风气的作祟。
　　扫荡这种海派的坏影响，一面固需作者的诚实和朴质，从自己作品上立下一个较高
标准，同时一面也就应当在各种严厉批评中，指出错误的、不适宜继续存在的现象。这
工作在北方需要人，在南方还更需要人。纠正一部分读者的意识，并不是一件十分艰苦
的工作。但我们对于一切恶习的容忍，则实在可以使我们一切努力，某一时全部将在习
气下毁去！
　　我们不宜于用私生活提倡读者去对一个作者过分的重视，却应用作品要求读者对于
这个社会现状的认识。一个无所谓的编者，也许想借用海派方法，对于一般诚实努力的
作家，给他个冷不防的糟蹋，我们对他没有什么话说。至于一个本意在报告些文坛消息，
对于中国新的文学运动怀了好意的编者，我们希望这种编者，注意一下他自己的刊物，
莫因为太关心到读者一时节的嗜好，失去他们作为文学编辑的责任。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作
 
关于海派
作者：沈从文
　　一月十号第三十二期本刊上，我写过一篇《论“海派”》的文章，一面说及适宜概
括在这种名词下各种作家的活动情形，如何可怜可笑，一面且提示到由于这类人物的活
动情形，所产生的某种风气，又如何有害于中国新文学的健康。从“道德上与文化上的
卫生”观点看来，这恶风气都不能容许它的蔓延与存在。这是我那篇文章的本来意思。
当提及这样一群作家时，是包含了南方与北方两地而言的。因环境不同，两方面所造就
的人材及所提倡的风气，自然稍稍不同，但毫无可疑，这些人物与习气，实全部皆适宜
归纳在“海派”一名词下而存在。文章发表以前，我便因事离开了北京，直到一个月后
回北京时，方知道这文章使“海派”一名词，重新引起了若干人的注意。在各种刊物上，
一个月以来已陆续登载了许多讨论文字。
　　正值某种古怪势力日益膨胀，多数作家皆不能自由说话的此时，什么人从我所提出
的一个问题来加以讨论，想得出几个办法；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
的海派风气，或是从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也未必无小小益处。
我很想明白的这问题从另一观点上所看到的结论，因此从朋友方面，从图书馆阅报室方
面，翻阅了许多陈旧报纸。我希望看到一点别人有理性很诚实的意见。
　　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
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
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有虽然已看清楚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
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且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
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对这类文章发表意见
的，好象只应当是登载那些作品的刊物编者兴会，别人已不用提了。
　　朋友×君来到我住处，同我说到“海派”这个名词下的一切情形时，就告给我：
“许多人对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成立了我们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
一句话，感到怀疑。”
　　许多人是谁？自然是那些为这个名词有所辩解的人，朋友是欢喜注意这些作品的。
　　我明白这朋友是因为看了那些对于“海派”有兴有感的文字而弄糊涂了的。我告给
那个朋友说：“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
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
作样的名士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
且势力日益扩张。这种人的一部分若从官方拿点钱吃吃喝喝，造点谣言，与为自己宣传
宣传，或掠取旁人文章，作为自己作品，生活还感觉过于寂寞，便去同有势力者相勾结，
作出如现在上海一隅的情形。或假借维持社会秩序的名义，检查到一切杂志与副刊，迫
害到一切正当独立创作作者的生活，或想方设法压迫正当商人，作成把书店刊物封闭接
收的趋势。
　　假若照某君所说，这种人由于力图生存，应有可同情处。我以为应当明白，这种人
对于妨碍这个民族文化的进展上，已作过了多少讨厌的事情，且还有些人，又正作些什
么样讨厌事情（还有些人，又正在作些什么样），方不至于误用我们的同情。”
　　朋友走后，我想起同朋友×君有相同感想的读者必很多，故记下我这点意见。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
 
新文人与新文学
作者：沈从文
　　五四以后中国多了两个新名词，一个是“新文学作家”，一个是“新文学”。所谓
新文学，就是“的、呢、吗、啦”老古董一见摇头的文学。直到如今新文学虽还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成绩，能够使那些从前摇头的点头。不过一群新文学作家，在这十年来，可
真是出够了风头了。“文学作家”在青年人心中已成为一个有魔术性的名词，这是我们
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名词不知毒害过多少年青人，使他们皆得了极其厉害的神经衰弱症，
有业务的搁下业务不理，正求学的抛开书本不读，每天在一堆流行杂志里钻研“浪漫”
“古典”“象征”“幽默”字眼儿里，白白的糟蹋掉他们那些宝贵的生命。这些大有影
响于青年人的文学作家，及其大多数皆只宜称呼为“新文人”。
　　就因为从前旧文人的恶德，既可以在他们身上继续发现，现社会的恶德，在他们身
上也更富于传染性。
　　一个新文人的特征是：“活下来比任何种人做人的权利皆特别多，做人的义务皆特
别少。”
　　这些人照例多少知道一点中外古今文学名着，同时还记起一些中外古今文坛掌故。
各有一张口，好说空话，又会说空话。看事既朦朦胧胧，作事皆马马虎虎。有些自命风
雅，就轻视身边一切活人生活，以为那是“俗物俗务”。有些平常时节读点诗歌小说，
放下书时，便自作多情不免装作无聊失意样子起来。他们照例皆害怕同真实社会对面，
不愿受社会规矩束缚，因此全是个人主义的赞同者。然而个人主义者每天总仍然得穿衣
吃饭，在穿衣吃饭问题上又不能不同那个丑恶俗气社会对面，迨被种种事实围困，打倒，
不能振拔自救时，于是便烦恼悲观，不知如何是好。嫌白日太长，无可消遣，却邀约三
四同志，打打麻雀牌与扑克牌。嫌夜里太静，睡不着觉，又不妨上舞场去玩个半夜。
（胡闹自然有理由的，因为翻开任何大作家传记，皆有前例可援！）有些人玩也不玩，
动也懒动，孤僻寂寞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每天便在家中灌个半斤烧酒，写个十首歪诗，
十篇杂感。……也许还有为人更聪明更洒脱的，或尚能想方设法，使用都市中种种腐烂
身心的玩意儿，来作腐烂自己的行为。
　　一个教授，一个学生，一个公子哥儿，一个志在作这种文人的人，他就可以找寻机
会，令旁人承认他为文人，或自称为文人。既作文人后，就过着如上所述委琐猥亵的新
文人生活。这些人身分尽管相去天远，见解趣味，却常常极其相近。他们照例对于社会
上许多事情皆不明白，许多人生必需常识皆极其缺少，许多严重现象皆漠不关心。怕责
任，怕拘束，因此或以隐逸淡泊相高，或以放僻邪侈为美。若有人指摘到这一点时，他
们自会援引典籍，保护自己，由于设辞巧妙，反而能令一般人十分同情。他们既在那里
“玩”文学，认为文学只宜那么玩下去，又潇洒，又自由，还必须如此方不至于失去它
的庄严。总仿佛国家社会皆不能缺少这种消闲文学同游荡文人，若稍稍苛刻他们，希望
他们在生活态度上与作品上负上一点儿小小责任时，就亵渎了文学，误解了文学，因此
一来，文学就再不成其为文学，国家社会同时也就再不成其为国家社会了。
　　十年来这种新文人日见其多，却用不着为他们作品过多发愁。这些人虽称为“文学
家”，终日尽管批评，造谣，在酒食场中一面吃喝，一面传述点自己雅事别人俗事，用
文学家名分在社会上作种种活动，受青年人崇拜同社会供养，事情说来很稀奇，有些人
既不曾在过去某一时认真写过什么作品，甚至将来也就绝不会写个什么作品，他们其所
以成为新文人，大多数倒是关于他们的故事消息，在新出报章杂志上，差不多随处皆可
以很夸张虚诞的登载出来。他们原是从这方面成为文人的。
　　一个新文人既那么潇洒自由，令青年人神往倾心，也不是无理由了。
　　至于我们这个社会真正所希望的文学家呢，无论如何应当与新文人是两种人。第一，
他们先得承认现代文学不能同现代社会分离，文学家也是个“人”，文学决不能抛开人
的问题反而来谈天说鬼。第二，他们既得注意社会，当前社会组织不合理处，需重造的，
需修改的，必极力在作品中表示他的意见同目的，爱憎毫不含糊。第三，他们既觉得文
学作家也不过是一个人，就并无什么比别人了不起的地方，凡作人消极与积极的两种责
任皆不逃避。他们从事文学，也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一样，贡献于社会的应当是一些作
品，一点成绩，不能用其他东西代替。
　　这种人也许是个乡巴佬，凡属新文人的风雅皆与他无缘。
　　生活也许平平常常，并无轶闻佳话足供广播流传。思想信仰也许同现社会制度习惯
皆显得十分冲突，不能相合，但却有一种更合理更谨严的伦理道德标准控制他，支配他，
而且在他那些作品中，便表示出他对于旧制度习惯的反抗，向未来社会伦理道德的努力。
这种人缺少新文人的风度，缺少新文人的生活，算不得他的耻辱。他不一定会喝酒打牌，
不一定常常参加什么会，不一定是个什么专家，不一定有“学位”和讲座。他观察社会，
认识社会，虽无“专门知识”却有丰富无比的“常识”。他从书本学得了文学上各种技
巧，学会安排文字，铺叙故事，再从那个活生生的社会里去注意一切问题——他的作品
便是综合这两方面所得的成果。他决不如某种有“学位”的文人，仅仅以能够模仿某某
名作写得出一首诗一篇小说就沾沾自喜。他不善模仿，必得创造。（创造需要胆量同气
魄，他就不缺少胆量同气魄。）工作失败了，他换个方式再干；成功了，也仍然换个方
式企图更大的成功。
　　这种人相信人类应当向光明处去，向高处走。正义永远在他们胸中燃烧，他们的工
作目的就是向生存与进步努力。假若每个文学作品，还许可作者保留一种希望，或希望
他作品成为一根杠杆，一个炸雷，一种符咒，可以因它影响到社会组织上的变动，恶习
气的扫除，以及人生观的再造。或希望他的作品能令读者理性更深湛一些，情感更丰富
一些，作人更合理一些。他们的希望容或有大有小，然而却有相同的信仰，就是承认人
的个体原是社会一部分，文学作品是给人看的，把文学从轻浮猥亵习气里救出，给它一
种新的限制，使它向健康方面走去，实为必需的情形。一个不自私的现代人，假若他还
有眼睛，还能够用眼睛看看书本以外的一切，就不至于觉得把文学赋予这种限制有何种
可嘲笑处。他们不怕嘲笑！
　　社会的流行风气，常常奖励到一些装模作样的新文人，常常奖励到一些懒惰与狡猾
的人，这不稀奇，因为无限制的容许新文人轻浮与猥亵，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个人轻浮与
猥亵的嗜好。因此一来，另外那些想把文学加上一种崇高的责任的文学者，自然就见得
俗气逼人，见得荒谬绝伦了。这种人一面将受一般社会的奚落，一面还不免为痛苦、贫
穷以及各样恶势力所迫害，不是很悲惨的死去，就只得在逃亡沉默中勉强挣扎。这种人
不特缺少新文人的潇洒与风雅，有些人甚至于想勉强活下去也办不到。若将这种人同新
文人去比较看看，相形之下，也就可以明白这所谓“从事文学”的工作，真是一种如何
枯燥无味困苦艰难的工作！
　　一个大学校的文学教授，一个文学杂志的编辑，或是一个薄负时誉的文学作家，必
皆常常被青年人用书信或当面提出一个问题：“先生，我对文学极有兴味，我有志于文
学，怎么样我就可以做个文学家？”这些青年人虽说有志于“文学”，大多数或者还只
是有志作一“新文人”。因为一群新文人的好处，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一群有
远见的文学家，十年来所遭遇的忧患，照例是很少为人知道的。
　　……
　　中国目前新文人真不少了，最缺少的也最需要的，倒是能将文学当成一种宗教，自
己存心作殉教者，不逃避当前社会作人的责任，把他的工作，搁在那个俗气荒唐对未来
世界有所憧憬，不怕一切很顽固单纯努力下去的人。这种人才算得是有志于“文学”，
不是预备作“候补新文人”的。
　　一月三日北平
 
介绍《中国新文学大系》
作者：沈从文
　　从民国六年的文学革命起始，中国有了个新文化运动，这运动因民八的“五四运动”
而增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到现在，算算时间，已有了十八年！十八年来这个新文化运
动，经过了多少变迁，有了些什么成绩，它的得失何在，皆很值得国人留心。我们很希
望有人肯费些精力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化运
动结一次帐。
　　年来虽看到几本书在市场上流行，可惜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书。
　　如今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聘请了十个代表作家，就这个运动初期十年中的一切活动，
分别整理编辑了十本书，名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它的内容——关于文学革命建设理
论的，由胡适之先生编选；关于文学团体论争的，由郑振铎先生编选；关于小说，由茅
盾、鲁迅、郑伯奇三先生编选；关于散文，由周作人、郁达夫二先生编选；关于新诗，
由朱自清先生编选；关于戏剧，由洪深先生编选；关于史料索引，由阿英先生编选。每
一种专集约五十万言，并各附编选者引论约两万言，叙述本书各作品自五四以来发展的
经过，以及其重要影响。十个编选人或为这个运动发端的领袖，如胡适之、周作人先生，
或为重要刊物的主持人，如茅盾、郑振铎先生，或为当时重要作家，如鲁迅、郁达夫、
郑伯奇先生，或为专家，如朱自清、洪深先生，或为史料收藏家，如阿英先生。如今十
个人能通力合作来编选这样一部五百万言的总集，可谓近年来出版界一种值得称道的大
贡献。编者能在五四运动的十六年的纪念日，将这部书介绍给本刊八万读者，是件很值
得快乐事情。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
 
谈谈上海的刊物
作者：沈从文
　　许多人谈到近年来文艺杂志，都觉得太多了点，笔者意见却以为近年来杂志多，文
艺杂志并不多。够得上称为文艺杂志，且愿意好好的办下去的，依然寥寥无几。
　　杂志多有两个原因：一是杂志范围性质宽，内容杂，能广泛的吸收作家，也能广泛
的吸收读者，容易办。二是上海方面要作生意的书店多，要写文章的作者多，不新起炉
灶不成。三是作官的个人或机关团体为了某种原因，也办杂志。但许多刊物皆随起随灭，
有些被查禁，停了；有些支持不下去，三二月又自行歇手了。因此杂志虽然多，能继续
生命到一年以上的却仍然不多。尤其是文艺杂志，有些出创刊号时就先作声明，刊物是
凑成的。这自然有个理由。把它办得如理想那么好，名作家全部上台，不可能。照理想
那么去办，要某一类作家出场，常有阻碍，不能存在。尽某一类无名作家出场，对读者
不能发生信仰，也难存在。
　　办杂志出版人必有个目的，就是要有销路（官办的除外）。这是很自然的事，无可
非议。不过单从销路着眼，说来还有个区别。譬如开明书店出的《中学生》，与另外一
个书店出的一种书报，同样有五万份销路，谋出路的态度或方式是显然不同的。《中学
生》杂志许多大学生还应当看看，因为它上面有许多文章，值得全中国学生注意。好些
书报却不宜多花钱购买，因为除了杂乱刊载一些相片，别的毫无所有。办杂志编辑者自
然也有个目的，就是使刊物在社会上发生一点意义，产生一些价值。但作同样打算的编
者，各人所持的态度同所用方法，也就不大相同。譬如说生活书店的《译文》，同论语
社的《论语》，就代表两方面的例子。《译文》销路据说并不多，然而是个值得注意的
刊物。它的内容纯载译文，每期总有几篇文章，读后留下一个印象。至于《论语》，编
者的努力，似乎只在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读者却用游戏心情去看它。它目的
在给人幽默，相去一间就是恶趣。虽在同一书店，办得杂志也常常不同。即以生活书店
而言，所出的《国际知识》它告给我们读者的知识并不多，但确是国民很需要的知识，
至于《太白》，就不同了。《太白》是注重小品文的，比《论语》健全一些，却同样琐
碎芜杂。
　　上海最多的是书报，定价从二毛到五毛，据说这些书报主顾皆在广东南洋。办书报
的大致皆注意“销行”，不过问书报在销行以外的“影响”，所以皆能够办得“热闹”，
却不容易办“好”。这种刊物在物质上即或成功，在精神上却失败了。
　　因为它的存在，除了给人趣味以外别无所有。读者多，若无一个健全目的，便等于
出版人与读者合作，在那里消耗外国纸张铜版那么一件事了。
　　书报中有漫画刊物，正同杂志中有幽默杂志一样。近年来漫画杂志很多，它代表一
个倾向，就是普遍的讥讽这个社会人与事。它同幽默杂志有类似处，本身原为一根小刺，
常常向社会各方面那么一戳，内容有时过于轻浮，效率有时只能打趣。其中较好的为
《生活漫画》。
　　杂志载时事消息，载论文，政治经济艺术文学合冶一炉，态度是庄严的，内容是无
限制的，刊物中《东方杂志》、《申报月刊》皆还不坏。《新中华》比较差一点，惟文
艺部分稿却多些。改组以后的《现代》也那么杂，要办好恐怕不容易见好。这种杂志能
不能办好只在编者地位与拉稿逼稿能力。纵好也不易见好，就因为它是真的“杂”志。
这种杂志也有用周刊形式出版的，《华年》是比较好的一种。
　　刊物中有新创一格式的，为《科学书报》这种刊物，小学生中学生读它很好。（其
实艺术杂志也应当有人肯试那么来办一个。）它好处在“通俗化”，在“浅”。它坏处
在定价高（应当定价一毛钱或六分钱左右，不能再多），因之内容通俗销路却难通俗。
　　杂志中我最先提到却在最后方来谈它的，是纯文学刊物。
　　说起文学刊物，有四种刊物已不存在，我们还记得它。这四种刊物名称是：《小说
月报》、《创造》、《新月》、《现代》。我们记得它们名称，是因为它们给了我们一
些成绩（它们的寿命长短自然也有关系）。它们能吸收许多作家，支配许多读者。
　　这种刊物现在还多，却只有《文学杂志》比较引人注意。我们很希望多几个这种刊
物。虽有种种原因，这种刊物不容易出现，不容易支持，这种刊物多有一个，它的好处
至少可以补救三个诙谐小品刊物所产生的坏处。这种刊物目前在希望中生长的，有一个
《创作》，熏风出版部出版，编辑人李辉英；《文饭小品》，脉望出版部出版，编辑人
施蛰存；有个《新小说》，良友公司出版，编辑人郑召平；有个《星火月刊》，星火艺
社出版，编辑人杜衡、侍桁、杨*——人。（又听说《现代》也将恢复，且仍由《现代》
前编辑施蛰存负责。）《创作》方出第一期。《文饭小品》编者能努力，且知所以努力，
刊物有希望。惟编者若放弃与《人间世》抢生意，不走小品一路，使刊物保持昔日《现
代》杂志性质，也许更容易办好。《新小说》应改良，尤其是应把不三不四历史故事去
掉。《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
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
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
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
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净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
运就不会好。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
争斗成绩。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
少的主要原因。
　　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
　　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对骂”占篇幅少一些？
　　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也可以说是文学杂志，但限制在小品一方面发展的，《人间世》是好些这类刊物值
得说说的一个。它的好处是把文章发展出一条新路，在体制方面放宽了一点，坏处是编
者个人的兴味同态度，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
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编者的兴味“窄”，因此所登载的文章，慢慢的便会转
入“游戏”方面去。作者“性灵”虽存在，试想想，二十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
家里，哪里还能有这种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这类刊物似乎是为作者而
办，不是为读者而办的。读者多，那是读者不长进处，读者不明白自己处。
 
新诗的旧账
作者：沈从文
——并介绍《诗刊》
　　诗的用处照古义说是“言志”，照如今解释是“抒情”。诗可以分成许多类，单说
中国诗，就内容言有风雅颂，就形式言有律绝五七言诗等等，它的存在却有个共通的意
义，不外乎用文字从一种限制里描写一件人事，或表示一个意见，一点感想。“诗”这
个字在古今中外含义尽管不同，然而把它同散文比较，也易明白。它似乎极重“经济”。
它的成立是多少有点限制的。它必须以约见着，用少数文字起多量效果。它与散文分别
就在此。诗要效果，词藻与形式能帮助它完成效果。惟一切事物皆在时间洗练下失去光
色、词藻与形式。在一段长长的时间下也会失去它的意义。因此在变动中有“新诗”，
同旧诗对立的新诗。
　　新文学运动的初期，大多数作者受一个流行观念所控制，就是“人道主义”的观念，
新诗作者自然不能例外。不过新诗当时侧重推翻旧诗，打倒旧诗，富有“革命”意味，
因此在形式上无所谓，在内容上无所谓，只独具一种倾向，否认旧诗是诗。受词、受曲、
受小调同歌谣影响，用简明文字写出，它名字叫“自由诗”。那些诗，名副其实，当真
可以说是很自由的。
　　新诗在革命意味下发展，便仿佛特别容易作。凡有勇气执笔的人几乎都可以写诗。
一切刊物必有诗。当时被称为文化先驱的新人，在新风气下不能不写诗。周作人，鲁迅，
钱玄同，朱经农，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任鸿隽，沈玄庐，沈尹默，傅斯年，罗家
伦，把这些人的名字，同新诗并举，如今看来似乎有点幽默了。然在五四前后，这些人
是常常写新诗的，正因为大家都肯天真烂漫写新诗，所以新诗能引起特别注意，这一点
我们应该明白。正因为张三李四都可以写新诗，所以初期新诗就数量言，成绩真不差。
就质言，说苛刻一点，多数诗都太杂乱，太随便，太天真。胡适之是第一个写新诗出新
诗集子的作家。冰心会写短诗，俞平伯、康白情会写长诗，那些诗当时多被中学校选作
国文课文，为青年人所熟习。这几个作者，同上述一群新人，可算做是奠定中国新诗基
础的功臣，值得我们记忆。
　　新诗既毫无拘束，十分自由，一切散文分行写出几乎全可以称为诗，作者鱼龙百状，
作品好的好，坏的坏，新诗自然便成为“天才努力”与“好事者游戏”共通的尾闾。过
不久，新诗的当然厄运来了。多数新人对于新诗的宽容，使新诗价值受了贬谪，成就受
了连累；更多数的读者，对新诗有点失望，有点怀疑了。
　　稳定了新诗的社会地位，是稍后一时另外一群作者，宗白华，梁宗岱，王独清，刘
梦苇，冯至，饶孟侃，于赓虞，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一群作家。在这一群作
家中，郭沫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四位人特别有影响。写诗胆量大，气魄足，推
郭沫若（他最先动手写长诗，写史诗）。朱湘是个天生的抒情诗人，在新诗格式上的努
力，在旧词藻运用上的努力，遗留下一堆成绩，其中不少珠玉。徐志摩诗作品本身上的
成就，在当时新诗人中可说是总其大成（他对于中国新诗运动贡献尤大）。其中有一个
作者，火气比较少，感情比较静，写作中最先能节制文字，把握语言，组织篇章，在毫
不儿戏的韵、调子、境界上作诗，态度的认真处使新诗成为一种严肃的事情，对以后作
者有极好影响，这个人是闻一多。
　　新诗有个问题，从初期起即讨论到它，久久不能解决，是韵与词藻与形式之有无存
在价值。大多数意思都以为新诗可以抛掉这一切（他们希望各有天才能在语言里把握得
住自然音乐的节奏），应该是精选语言的安排。实则“语言的精选与安排”，便证明新
诗在词藻形式上的不可偏废。这问题到了上述几个作者时，是用作品或理论表示得很明
白。
　　新诗到这时节可以说已从革命引到建设的路上，在写作品中具有甘苦经验的，渐渐
明白新诗不容易作，更不容易作好；用新格式得抛弃旧词藻，内容常觉得“浅”，
“显”，用旧词汇是不能产生新境界，内容不可免堕入“熟”，“滑”，作者比较先前
自然显得寂寞多了。玩票的诗人已不好意思再来胡乱打油凑热闹。原来对新诗有狂热的，
一点儿抒情气氛或随年龄衰歇了，或被生活压瘪了，或读好书太多羞于拿笔了。死的已
死，不死的又或经商作宦，办党教书。中国新诗运动，仿佛也就停顿了一时。国内被称
或自称“诗人”的虽日见其多，真在那里写诗的，倒并不怎么多。书店印出的单行本诗
集很多，销场可不怎么好。
　　这种暂时消沉酝酿了稍后一时的热闹。少数还不放下笔杆的作者，与一群初从事写
作的新人，对“诗”的观念再有所修正。觉得先一时“自由诗”所表示的倾向同“建设
的新诗”有点冲突。大家知道新诗得要个限制，在文字上，在形式上，以及从文字与形
式共同造成的意境上，必需承认几个简单的原则。并且明白每个作者得注意一下历史，
接受一笔文学遗产（从历史方面肯定“诗”是什么，得了遗产好好花费那个遗产）。孙
大雨，林徽音，陈梦家，卞之琳，戴望舒，臧克家，何其芳……算得是几个特有成就的
作者，这些人完全不是理论家，却有作品证明“新诗不是无路可走，可走的踏实在很
多”。几个人的作品同时还说明，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这标准在什么地方？
几个作者是各以个人风格独具的作品，为中国新诗留下了一个榜样的。他们作品并不多，
比较起来可精得多。这一来，诗的自由俨然受了限制，然而中国的新诗，却慢慢的变得
有意义有力量起来了。
　　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如从小说看
看，二十年来作者特别多，成就也特别多，它的原因是文学彻底商品化后，作者能在
“事业”情形下努力的结果。至于诗，在文学商品化意义下却碰了头。新诗标准一提高，
新诗读者便较少。读者较少，它的发展受了影响。因之新诗集成为“赔钱货”，在出版
业方面可算得最不受欢迎的书籍。凡是单行本诗集差不多全得自费出版，凡是专载诗歌
刊物总不易支持一年以上。渐渐地，作者歇手，不欲歇手的纵有兴味写作也无多大机会
写作。余下几个有心无力的诗人，写点不易见好的诗歌，这里寄寄，那里投投，以至于
一切文学刊物的编辑人，都不大愿意登载诗歌。
　　新诗的命运，真似乎不得不告结束了。
　　有人从“文学商品化”着眼，从“新”着眼，以为诗的出路闭塞，或与诗本身“不
新”有点关系，“说革命，革命不彻底；说建设，建设方式不妥当”。于是鼓起勇气再
选新路走，这种工作由上海《现代》杂志上的几个作者启其端（施蛰存……），南京土
星笔会几个作者随其后（常任侠，汪铭竹……）。此外北京，广州，都有这种诗人（林
庚，金克木，曹葆华……）。他们的工作是捕捉眼前的都市光色与心中一刹那感觉和印
象来写小诗。努力制造意境，属词比事则注重不落窠臼。正因为工作只是掠取大千世界
一小片一小点，不乏小巧玲珑的佳作。惟作者要新，嫌笔下符号不够运用，结果把语体
文已不常用的“之、乎、者、也”单字也经常用上，“然而”、“于是”、“所以”等
词，也统统搬入诗里去。文字上的“复辟”恰好又是把诗歌中最妨碍诵读的虚字加入。
与海上明人小品文集的翻印，半文半白幽默文的流行，风气相汇，因此新诗又好象很容
易作，诗人和诗又日益加多，所谓诗，内中多数也自然而然成为不可理解毫无意义的东
西了。几个比较好的作者，写作态度虽极诚实，在忠于个人感情的目的下努力，不免有
南粤王赵佗说的“老夫聊以自娱”的趋势。这因为他们所走的路并不“新”，只算是一
条“僻”路。走僻路，成就不容易大，那是很显然的。
　　就目前状况说，新诗的命运恰如整个中国的命运，正陷入一个可悲的环境里。想出
路，不容易得出路，困难处在背负一个“历史”，面前是一条“事实”的河流。抛下历
史注重事实“如初期的新诗”办不好，抱紧历史注重事实（如少数人写旧诗）也不成。
有人想两面顾到，用历史调和事实，用去一半担负再想办法涉水过河，因此提倡“本位
文化”。倘若这个人真懂得历史或文化，认清事实，叫出“本位文化”的口号，也并不
十分可笑。如今“之乎者也”的新诗，近于诗的本位文化具体化，看看他们使用“之乎
者也”的方法，就可知道他们并不太懂历史上这些字眼儿的轻重。新诗要出路，也许还
得另外有人找更新的路，也许得回头，稍稍回头，认真从近十多年得失上作些具体分析。
　　新诗真的出路同国家出路相同，要的是有人能思索，能深刻的思索，能工作，能认
真的工作。认定“洛阳桥不是鲁班一天作成的”，把完成的日期延长一点，又明白“洛
阳桥终究是人作成的”，对工作有信心，有勇气。只要有人肯埋头苦干，人多手多，目
前即或不成，对于将来依然应该乐观。
　　要有个“好的将来”，必需要有个“目前”。目前新诗不妨说还是试验中，可走的
路甚多，从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没有个试验的场所，来发表创作，共同批评和讨论，
中国新诗运动不会凭空活泼起来，那个将来太渺茫了。所以我们预备在这个副刊上，从
上期出一个《诗刊》起始，每月预备发两次稿，由孙大雨、梁宗岱、罗念生先生等集稿，
作者中有朱佩弦、闻一多、俞平伯、朱孟实、废名、林徽音、方令孺、陆志韦、冯至、
陈梦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徐芳、陈世骧、孙毓棠、孙洵侯、曹葆华诸
先生，这刊物篇幅虽不大，对中国新诗运动或许有点意义，因为这刊物的读者，是本报
分布国内外十万读者。编者的希望，不在十万读者永远成为少数作品的鉴赏者，却想这
刊物能引起多数读者的注意，从国内外各处地方把诗寄来，把个人对于新诗的意见写来，
让它慢慢成为中国读者最多，作品也最多，同时还为多数人最关心认可的刊物。内容不
好，大家想办法要它好，什么问题值得讨论，多数对于这个问题有卓见有研究的人共同
来讨论，能够这样，这刊物才会有意义，才算得有意义。
　　十一月三日
 
读《中国新文学大系》
作者：沈从文
——并介绍《诗刊》
　　中国新文学运动，比中国革命运动慢一点，如今算算，也快到了二十年。它对于目
前整个中国社会大有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倘若有人肯费一分心，把一部分经过分
别来检查一番，算算旧账，且能综合作一个结论，——老实公平的结论，不是无意义的
工作。这工作即或从商业上着眼，目的只在发展营业，打破出版界的不景气，也较之抄
佣太平广记》，同影印明人小品文集，方法高明多了。
　　一个书店打量作这件事，明白个人没有这种能力，因此聘请和这个运动关系较深的
作者，来分别编造几个集子，或以所属团体为主，或以所熟问题为主，只要编选者能尽
职，且知如何尽职，这种选本对于中国读者自然可说是一种很大的贡献。这书一出，读
者如从所选出的作品与编选人导言，就可以明白这十多年来中国文坛是个什么样子，有
些什么东西，它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又如何影响它。它的得失在什么地方，它的将来趋
势又如何，——读者如能够得到那么一个虽已缩小然而眉目朗然的印象，编者的工作，
实应当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必须得到每个读者的感谢！
　　良友公司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可算得是这种工作。
　　到今日为止，这种选本已出了六本，它们是：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小说二集（鲁
迅编选）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戏
剧集（洪深编选）就已出的六本书材料分量说，笔者觉得这种篇幅四百页到五百余页价
洋七角钱的书，已无可疵议。它虽没有我们理想的选本那么完全，（比如郁选散文全部
十分之六以上是周氏兄弟文章，分量上不大匀称。周选小说有抑彼扬此处。洪选戏剧或
因对北方情形生疏，导言对李健吾、万家宝最先演出成功不提及，或因私人爱憎，对熊
佛西批评，有意抹杀一点事实。）大体看来，这六本书实在比一般选本强多了。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有点意见说说。茅盾选小说，关于文学研究会作者一部分作品，
以及对于这个团体这部分作品的说明，是令人满意的。鲁迅选北京方面的作品，似乎因
为问题比较复杂了一点，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
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狂飙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
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套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郑伯奇选关于创造社一方面
作家的作品，大体还妥贴（惟应当选淦女士《隔绝之后》却不选）。周作人选散文，大
约因为与郁达夫互商结果，选远远的郭沫若而不选较近的朱自清（正与郁选冰心、朱自
清相同），令人微觉美中不足。郁达夫选散文全书四百三十余页，周氏兄弟合占二百二
十二页，分量不大相称。其实落华生不妨多选一点。洪深选戏剧，在已出六本书中可算
得是最好的一个选本。剧本人选一篇作为代表。导言叙述中国新剧活动，它的发展及其
得失成败，皆条分理析，称引他人意见和议论，也比较谨慎。虽对北方剧运与演出事疏
忽甚多，就本书意义言，却可算得一册最合标准的选本。
　　读过这几本书后，个人还有点感想，对目前几本书已近于亡羊补牢，无多大意义，
却值得将来预备编十七年到二十六年这十年间的选家注意。
　　第一，一种书的编选不可免有“个人趣味”，不过倘若这种书是有清算整理意思的
选本，编选者的自由就必须有个限制。个人趣味的极端，必将影响这书的真正价值。
　　第二，编选者既然担任了这种工作，不论它有无物质报酬，责任必荆取舍之间应十
分谨严，且最先就必需把相关材料找寻齐全，一一过目，再从中有所抉择，极客观的说
明它的经过。
　　第三，编选者应注意作者作品——应对作品的影响、意义、价值加以分析，不能尽
从所属团体或作者搜索文章一二字句作为这个人全部作品的批评。
　　第四，总其大成的对分部编选人能否胜任，得在他名头以外注意一点事实。编选人
名头能号召读者是一事，他适不适合选这本书又是一事，他肯不肯认真选这本书又是一
事。花个三百五百块钱以外，还得给编选者种种方便，把相关材料供给，完成时间且不
能太匆促，就因为这种书不应当太草率从事（虽明知道无从十全十美，至少也得努力接
近这个理想）。
　　第五，对原作者版权问题应解决。一般选本虽有选上完事作者从不过问的习惯，这
种选本却不能那么马虎了事。例如散文二集选周作人十多万字的文章，是不是应给版税？
倘若多的另有办法，少的是不是也应当有个办法？一家正当书店若想在读者与作者间取
得信托，照例是应当把这种书的版税按比例分给作者的。不管多少，都必需那么作，新
书业才可希望日趋健全，且可使不三不四选本日见减少。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作者：沈从文
——并介绍《诗刊》
　　××先生：
　　上礼拜接到你们的来信后，又接到高先生夏先生两人来信，信上说及你们为什么想
办这个刊物，且如何希望大家帮忙来维持这个刊物发展这个刊物。我曾请高先生转达各
位，我可以在名分上作贵刊长期撰稿人，按期写一点文章。假若这样真对于大家有益，
对刊物需要，我很高兴作这件事。我觉得北方实在需要一个好文学刊物，——作者需要，
读者也需要——且觉得只要大家能合作努力，可以把刊物办得象个样子。因为我们大家
都明明白白，当前是住在一片被恶邻困辱也近于被家长所遗弃的土地上，这地方当前与
将来的种种，是特别值得国人关心的。即单单以这个大城一百五十万住民而言，人事上
如专家学者的沉默努力，有血性人的悲愤呼喊，无心肝的汉奸的暗中活动，负责当局的
委曲求全，大小商人借特殊环境的竞争牟利，小市民的苟安旦夕，以及四郊农民普遍的
挨饿待毙，来表现描写，无事不可以着笔。这种作品毫无可疑可以成为中国多数人一种
警告，一种兴奋剂。希望放大一点，也许还可以使多数人从当前观察推测明天，知道我
们这一片土地一部人民未来命运将必然受些什么迫害，成个什么样子，如今用个什么方
法，又可能有些什么转机，留下多少光明希望。虽说每个人一时成就有限，作品未必都
可变成预言，读者各有所业，好作品也不容易变成人人经典。但事很明显，就是一个作
家一个刊物，在当前却许可它对这个民族的忧患，多负一分责任，且保留一些解除这忧
患的理想。
　　如今大家既然要来办个刊物，当然要想法来把这刊物办得有生气，有意义，而且希
望它能够支持长久。不过如此一来，我第一次为这刊物执笔，似乎觉得有点困难了。
　　困难处是因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观念，这观念因年龄性情更显得隔绝，不易沟通。
我担心你我之间对当前社会看法也许不尽一致。不尽一致本不妨事，若不一致处容易变
成相左，要说话，当然就有了点“应怎么样”的问题了。我是个从二十过三十的人，明
白一个人因年龄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感情和观念如何在不断地变动。又是个需要有客
观分析能力写小说的人，所以对这种因生理与社会影响的变迁，自然更多关心和理解。
我知道二十岁左右的你们需要的是什么，但是也明白你们只能得到的是什么。就对从事
文学创作说吧，倘若要我说一点意见，我说得老实一些，在你们情绪下容易变成浇冷水。
我说的浮泛一些，仿佛当前给你们打了点气，事实上却很可能毁去你们将来的成就。对
读者言，也有类似的情形。我想这刊物既然是大家要办下去，出版处又是在北方，要它
办得好，办得有意义，而且要它能够长久支持，它的办法或者还值得讨论讨论。就我经
验所及，先来谈一谈这个办法。
　　新文学运动发生以后，办杂志和出小刊物，北平本是最理想地方。因为北平是全国
文化中心地，不特有很多基本作者，而且也有很多基本读者，所以新文学运动基础在北
方，新书业发轫也在北方。但这种事到后却有了变迁，从民国十五年起，中国新兴出版
业在上海方面打下一个商业基础后，北平这个地方就不大宜于办文学杂志了。在先前，
办杂志的事原本近于一种“文学票友”的彩排，用私人财力经营，所收入纵某一时除贴
补外还略有剩余，也说不上赚钱。待到把它一放在商业立场上，和上海新书业竞争后，
办杂志就必然赔本。在印刷技术上落后，在广告技术上落后，再加上一个在思想情趣上
落后，因此纵有冒险者抱有雄心和勇气，想在北方支持他那个刊物的生命，把一期一期
原稿从编辑部送过印刷所，又从印刷所把刊物一捆捆取送往各书店书摊，到派给读者选
择时，便发生了困难。原因易明，读者多是年青人，人人照例活泼跳动，富于情感而容
易为有刺激性名词着迷，即或人在北方，需要杂志也常常是南方具商业意味的新刊物，
有新插图和新论调刊物。一切要新，要奇，要广告上说明这是如何新如何奇，方能吸引
住眼睛和感情。一个老老实实的刊物，即或在上海出版，纵还有些同样老老实实的读者，
沉默的办下去，少则三月五月，多则一年二年，因经济周转不灵，当事者弄得精疲力渴，
也依然得完事大吉，何况还在北方出版。因此在这个大城里虽冒险的陆续有人，结果，
则异途同归——完全在商业上失败，同归于荆这种事值得我们引以为例的，周刊如《骆
驼草》，半月刊如《沉钟》，月刊如《学文》、《水星》、《绿洲》，两月刊如《文学
评论》。鉴往可以知来，这事实我们当然得把它认识得清清楚楚。如有人想要在北方办
一个刊物，且希望这个刊物能有一年以上的寿命，似乎先得设法凭自己力量能支持这个
刊物一年的寿命。没有这个力量惟希望侥幸成功，这希望实在渺茫。若目的在大多数读
者来支持一年，也得有个完美方法，使这些读者乐于出面支持。
　　如今且假定凭私人力量和热心读者共同帮忙，已经能够把这个刊物支持下去了，可
是这刊物应当如何编辑，方能够比别的刊物显得更有生气更有意义而且得到那个广大读
者群？是照《文季月刊》的规矩，还是照《译文》月刊的统一？
　　是照《宇宙风》的综合，还是照《诗刊》的纯粹？是积极的有为，还是消极的有为？
对当前社会是注重事实，还是重理想？这些看来好象不成为问题，事实上却是每个预备
办刊物的人应当考虑到的问题。尤其是在北方出版的刊物，照目前上海任何刊物办法，
似乎都不大相宜，必须有个性，有特性，方能存在，方值得存在。个人私见，以为这刊
物的诞生，对支持它的读者若无何等把握，本身力量总还是准备充分一点较好。否则刊
物不妨缩小点，免得有头无尾，难以为继。其次属于编辑方面，目标宜于“团结御侮”
为前提，综合在北方多方面有力作家共同来发展它，较有意义。至属于同人写作态度方
面，以用严正的方式作有建设性的努力，较容易得到普遍好影响。无意义的属于个人的
盲目攻击，咬文嚼字的杂耍，能减少尽量减少。这点平凡意见如果还不十分可笑，且与
各位本来目的不甚冲突，就算它作为我个人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辞。
　　沈从文敬复
　　十一月十八日
 
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
作者：沈从文
　　新文学运动起于“五四”，随同“社会改造”运动而来，当时认为谈思想解放和改
造，与工具大有关系。旧工具难表现新思想，因之才有“新文学运动”，所以这件事也
可以说即“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运动。然而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便利的发展，却
还有个前期——酝酿期作背景，培植了承受这个新运动的心理或情绪基矗谈它时，似乎
得从“五四”上溯到清末民初。外来影响当为梁任公先生，年纪还不到三十（一说二十
八岁），即来湖南主持实务书院讲新学。讲学在当时实多忌讳，虽得力于湘抚江西陈宝
箴及其公子三立先生的支持，努力促其实现，则为吾湘熊希龄先生。（然对于新问题的
认识与发现，且企图从一较新的学术观点上，用一种较新的方式加以处理，这种有创造
性革命性的工作，前辈值得我们特表敬意的，实应数谭嗣同先生。他是为此而献身成仁
的思想家之一。）辛亥革命的大动力，为留日学生和新军。配合留日学生的革命潮流，
当时重要文化活动是“文明戏”，最重要的组织为“春柳社”。（“文明戏”三个字在

当时实如字面意义，代表启迪新知而灌输文明，并无轻薄鄙视意味。）欧阳予倩是这个
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的主要角色。欧阳先生对话剧的贡献，是中国近代戏剧运动史第一
章上必须提到的名人。至于记叙这个时代留学生的种种活动，写得有声有色，人物性格
背景突出，“五四”前最有号召力一个小说作品，实应数湖南新化人“平江不肖生”向
恺然先生写的《留东外史》。这个作品连缀当时留日学生若干故事，用章回谴责小说体
裁写成。一般来说，虽然因为对于当时革命派学生行动也带有讽刺态度，常常被人把它
称为“礼拜六”派代表作品，亦即新文学运动所致力攻击的“黑幕派”作品之一看待。
然吾人若能超越时代所作成的偏见来认识来欣赏时，即可知作者一支笔写人写事所表现
的优秀技术，给读者印象却必然是褒多于贬。且迄今为止，即未见到其他新作品处理同
一题材，能作更广泛的接触，更深刻完整的表现。
　　“五四”运动发生后，湖南人的反应，表现于抗日爱国行为，激烈程度于全国中首
屈一指。虽然这种极端性近于三楚青年的本性，然亦有扩大此动力原因与背景。重要的
是长沙几个中学校的主持人，自由开明思想的浸润和办学严肃认真的态度，影响极大。
易寅村、黎锦熙先生主持省一师范，目下在延安掌握一切的毛泽东先生，就是当时一师
优秀学生之一。常德省立师范则因培养了整个湘西二十余县的师资而著名。这个学校不
仅培养过许多优秀教师，同时还产生许多革命家，滕代远即出身于这个学校。彭施涤先
生主持桃源女师许多年，以头脑开明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学运动，女子剪发运动，
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此外省中私立中学如胡子靖老先生主持之明德中学，
平时学课虽以谨严见称，然学生活泼性即从未减少；兑泽、嶎云等中学无不各有所长，
学生活动能力，且因相互竞争而得到更多表现机会。这个向前、向上感情激荡，反映于
文学运动，则为报纸杂志的兴起与普遍流行。对于写作且能守住一个基本原则，即工具
重用必用在社会重造理想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虽并未曾产生如何知名作家、重要作
品，实产生了许多革命斗士。
　　学校中自由开明思想影响及教学方面，与社会发展相配合。外省教员如王鲁彦、赵
景深两先生，是以世界语专家或作家身分来教书的。至如本省主讲文史的教员，如曹礼
吾诸先生，可以说湖南有这种思想开朗、学识丰富、坦白热忱的教师，实为湖南的光荣。
诸先生在教学上的贡献和影响，比起近三十年来所谓达官伟人的政绩与事功，是远过百
十倍的。
　　工具重造与工具重用有十年试验期间。这个运动期的理想之一，是多数人能有勇气
从学习观点上试用手中一支笔。至于如何用笔，在当时大有助于一般中学教员国文教学
和初学执笔从事写作的，或应数孙'Z工先生编写的《新诗作法》、《小说作法》、《散
文作法》一类辅助写作读物、启蒙书。这些为中学生示范参考书，目下说来似无何等价
值，但在当时一般社会是有它的广泛意义的。特别是对于在省市里中学生和中学教师，
重要性十分显明。因为在示例中称引了十分丰富的中外名着，至少是丰富了师生对于文
学的常识的。文学运动的初期，以团体言，以北大师生为主的“新潮社”和“文学研究
会”，实为两个具全国性有进步意义的领导组织。文学研究会受出版机构的控制，无形
中成为独占局面。文学研究会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部分在翻译。法国短篇小说
大师莫泊桑的全集，是由专攻法国文学的湖南李青崖先生一人译成的。检讨近三十年新
文学运动各部门成就时，也就不言可知了。至于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能与中国读者见面，
却应感谢田汉先生，尽管译文方面不够完善，创始之功不应抹杀。
　　新文学运动的发展，翻译介绍实有巨大贡献。袁昌英女士是湖南留法女作家最露面
的一位，也是目前治西洋文学女教授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文学研究会的文坛独占情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弱点。最大弱点是倾向一致性。
谈人生文学，虽具体，含义仍不够明确。使文运受到拘束，不易作更多方面试验与发展。
当时无名作家在此种独占趋势中，欲抬头更不容易。“创造社”因之以“破藩抉篱”为
目的，自张一军，纯粹用文学研究会作为对象，建设一种新的作风。属于创造社前期几
位主要作家中，成仿吾先生以一个批评家充满湖南人坦白、豪放、雄强、泼辣精神，来
写新的批评，打破独占趋势，正式提出以社会主义文学为目标，使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
更宽广的道路。
　　吾人论及现代中国文学时，尽管怀着再大成见或偏见，也不能疏忽或抹杀他一支笔
所成就的事功。
　　新文学戏剧运动在试验中发展，受当时理论观念拘束过大。笔下总忘不了“问题”，
因而不能见出如何特别成就。直到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始有两个作家从抒情方式写独幕
剧。田汉先生是南方写独幕剧成绩值得肯定的一位有贡献作家。也是“五四”以后对剧
运努力使之学术化，职业化，又使之与政治发生联系，最热忱和最有勇气而得到相当成
功的一位。另一位是了西林先生，他是苏北人。
　　民国十五年左右，革命前期，中国一般思想新旧的矛盾对立，以及其不自然混合，
形成文学运动的一种新要求。这要求在北方产生若干小文学团体，狂飙社是当时比较泼
辣有生气的一个小团体。湖南黔阳人向培良先生，是那个团体中写批评有希望的一位。
可惜因时代变动过剧，还得不到较好的发展，团体一分解停顿，个人也埋没无闻了。
　　新文学运动虽概括了文学各部门，各部门的一致发展实不平衡，亦若不相联系。企
图将诗歌与戏剧合而为一来写诗剧的，是白薇女士。她的《琳丽》的出版，在民国十五
年以前，曾一度被认为十本大作品之一种，同类作品中，无可并提的。相似而不同，由
儿童歌剧起始，转而为职业歌舞团活动，与文学运动游离，与初期电影结合，论成就亦
热闹一时，论作用影响实不大好，则为黎锦晖先生的《毛毛雨》一类的作品。
　　新文学运动中小说部门，自鲁迅先生用乡村风光为背景写成他的《呐喊》《彷徨》
后，当时湖南青年作家从中取法，使作品具有一种新的风格，得到鲁迅称赞的，为黎锦
明先生作品。又罗恺岚、彭家煌诸先生，也是前期有成就的小说作家。
　　新文学运动诗歌部门，在民国十四五年可说是新月社诗派的前期。就中有个作者，
以文字排比，格律严谨见称的刘梦苇，是湖南人。民十六年北伐，谢冰莹女士用军队生
活作背景，写成了《一个女兵的日记》，曾被林语堂译成英文，得到相当成功的，也是
湖南人。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因杨振声、郁达夫两先生应聘主持中文系讲现代文学，学生文学
团体因之而活动，胡云翼、贺扬灵、刘大杰三位是当时比较知名而又活动的青年作家。
刘大杰先生近十年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及中国魏晋思想研究，综合前人意见，整理排比，
编了几部书，有相当贡献。
　　在出版方面则主持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在出版业中，曾对国家作出极大的贡献。
抗战以前，且对新文学的出版，也感到兴趣，做出了成绩。
　　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
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作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
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态
度，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
　　民国二十年左右，在国内小说作家中有两位湖南作家，最为读者所熟习，即张天翼
先生和丁玲女士。丁玲女士可说是大革命后女作家中获得读者注意最多的一位。也是左
翼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张天翼先生，则作品素以从语言中表现中层分子人物性格
身分见长。文字风格独具，诙谐中有悲悯情感浸润，为一般作家不可及。所作童话，虽
因笔下讽刺分量多于抒情，依然为叶圣陶先生写《稻草人》后一个现代童话作家代表。
对于现实敏锐的讽刺，是充满战斗气息的。
　　就个人所知，大略来说，湘人对于近二十五年新文学运动的努力，已作出相当贡献，
无负于时代所给予的机会。许多人对于工作的谨严态度，说来都值得我们充满敬意。至
于工作的成就，有些作品无疑是必然能留传下去，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进步里程碑的。个
人于此，有一点小小感想，即楚人历史传统的激情，极容易形成性格上的孤立性和悲剧
性，竟若自然分定，无可避免。在文学运动上，或尚可以异途同归中见出进步成绩。在
军人中则“互不相下”与“人自为战”，长处与弱点已平分。在政治上则易创始而不能
守成，能得人信托而不善适应机会。在读书人中，却似乎正如屈原说的臭草与香花杂植，
好的极好，坏的也就极坏。譬如说民初有热心民主革命的黄克强、焦达峰、宋教仁、熊
希龄、范源濂，同时也有对帝制特感兴趣的××和主持曹锟贿选的猪仔议会的彭允彝。
当前有法学家周鲠生，经济学家杨端六、伍撝干，法学家戴修瓒，科学家胡庶华，史学
家余嘉锡、向达诸先生，同时也有周佛海这种叛国投敌的人物。这种“极端”继续与扩
大，“五四”十年后，已造成湘中青年大规模牺牲。此后，还可能有许多不易克服的种
种困难出现。稍不谨慎，即可使国人的热血，在本国土地上再度横流。“楚虽三户，亡
秦必楚。”
　　三户虽能亡秦，然在一崭新的时代中，楚人求所以自存，在教育设计及其他许多方
面，实值得有心人重新加以注意！二十年来吾人所有痛苦经验，实为湖南人应当在一较
新观点上、较远理想上，重新学习如何“合作”与“团结”，把各方面分散了的“抽象”
或“具体”力量，重新好好结合起来，显明长处能加以发展，显明弱点能尽力克服，明
日方可望有一真正的转机！否则，即或将军满街、伟人满湘、志士满天下，到头来恐仍
不免为某种人用“政术”或“柔术”个别击破，收拾净尽！欲家乡一切稍稍象样合理，
即不可得。据个人书生之见，打败仗要翻身，打胜仗想建国，都得各方面有心人知所以
把团结放在第一位，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千万人民的鲜血白流，一面使得下一代人感
到在血泊中举足的困难！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作于云南昆明
 
怎样办好一份报纸
作者：沈从文
——从昆明的报纸谈起
　　报纸的有机性
　　在昆明住下稍久，对新闻事业和文学运动有点兴趣有点理想的朋友，必然会觉得昆
明市的报纸，一般水准都相当高，在大后方足与重庆报纸相颉颃。惟特别注意社论，忽
略了副刊，两者又似异而实同，同样漠视一个报纸的有机性。主持人为求业务稳定，都
知道一个报纸对于出钱方面的后台，登广告的商人，以及那些嗜好不一的普通读者，全
应当有个交代。然对于报纸本身，编者和投稿者，在日月积累中还可能作的更大贡献，
便疏忽了。也可说，只顾极力谋取本身支持得住，利用了当地廉价的知识能力，却放弃
了一种进取的权利——用按日出版的报纸，有计划的来训练少壮有为的记者，或培养本
地有希望的新进作家，从而使报纸本身也日益充实扩大的权利。
　　社论的执笔者
　　照习惯，昆明公私报纸的社论，多邀请学校较有名望的专家执笔，这就是我说的能
与重庆第一流报纸比肩的原因。谈国际，谈一般社会问题，专家意见自然值得尊重。可
是谈地方，谈某种实际问题，便不免稍稍隔阂。且所有社论不出二十个人的手笔，分别
轮流写去，因之多见不出个性特征。社论既多由社外人担任，社内少壮有为的编辑，于
是多只编编例常的新闻。新闻来源大多相同，于是只能在标题上或编排上用点心。编辑
不写社论，即容易失去对于每一问题的真正关心及深刻认识，再用笔来推测事件未来的
可能性和必然性，并表示个人见解的机会。
　　事业雄心与职业兴趣
　　工作不太紧张费力，很多人便兼了两处或三处的职务。有的性质相同，有的性质不
同。兼差一多，即把本身绊住，到必须分别派往外埠工作，或参加国内外重要集会以资
观摩时，想走动就不容易。从表面看，一个新闻从业员，当此物价高涨之时，编两处同
样新闻，自然相当省事，生活也可望比较从容。若从深处看，则对报纸对个人，损失都
未免太大了。许多有希望的干材待发展的长处，不牺牲于这个制度下，也可能在习惯中
把才能萎缩了，销磨了。从事这工作的，不可免渐渐失去创造事业的雄心，而只保留下
一个职业的兴趣。职业兴趣在一个待发展的都市，实不易持久。不甘心如此下去，想有
所挣扎的，多走同一道路，即脱离本行转业。机会一来，或入银行作经理，或入省府各
厅任科长，或作了县长税务局长。转业的结果，个人也许得到了出路，但为新闻事业想
想，若保不住优秀从业员十年二十年始终其事，编辑部永远只是一个训练大学生或中学
生新手或老手转业预备的机构，其不经济到了什么程度！在这情形下，办报的感到困难，
报纸不容易见出特别进步，是意中事然新的问题且随同战事结束而来，即学校复员。客
串社论委员的必走，航运便利，京沪平渝报纸当天可到昆明。昆明的报纸在广告营业方
面，有个地域制，还不至受竞争影响；至于对国事表示抽象意见的价值，即不免日益低
落下来。报纸的地方性越局促，优秀从业员流动性必更大。勉强守住岗位的，也越不容
易在职务上发展长处，在国际国内与同业争一席地位。这无形损失，说真话，比一二报
社赔本关门还严重得多！如果我们对于新闻从业员所抱的希望，原以为优秀分子在工作
上积累经验，储蓄知识，即可望进而成为国际间第一流记者，这种记者的一支笔对于广
泛人民所具教育影响，又远比什么委员、厅长、参政、代表还重要十分，我们就会意识
到八年来这方面的损失如何了。
　　副刊的重要性
　　其次是昆明报纸对于副刊的忽视。副刊在新闻报纸的发展史上说，本不是个了不得
的部门，但已是个不可少的部门。
　　从五四起始，近二十五年报纸上的副刊，即有个光荣的过去可以回溯。初期社会重
造思想与文学运动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得到完全成功的。近二十年新作家的初期作
品，更无不由副刊介绍给读者。鲁迅的短短杂文，即为适应副刊需要而写成。到民十四
五以后，在北方，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且照例比任何版编辑重要。社长对于副刊编辑
不当作职员，却有朋友帮忙意味。如孙伏园、徐志摩、刘半农诸人作副刊编辑，就是这
种情形。许多报纸存在和发展，副刊好坏即大有关系。这个趋势在北伐成功后有了点变
化，由于刊物杂志兴起，副刊有一个时期就衰落了。但从九一八以后，副刊又成为文学
运动最适宜的工具。如以东北言，一切书报不易出关，但关外报纸却大量转载国内副刊
上作品，成为沟通国内情绪最重要的读物。七七抗战以后，后方内迁报纸因经济关系，
不能不适应环境，缩小篇幅，将副刊地位移登广告。昆明报纸既没有用副刊教育读者的
习惯，地方成为国际交通据点后，广告业务更加拥挤，因此某一时好些报纸索性取消副
刊。就是有副刊，也只是就剩余篇幅随便凑点东西，有等于无。当然不会想得到如何来
设法特别聘一编辑来主持其事，每月花一笔钱作稿费，来增加报纸文化价值，并用它来
造就本地作家了。也有意识到副刊的良好意义，且欲排除习惯上的困难有所致力的，或
因习惯限制，或因人才不济，末了照例是来个杂文大会串，聊以解嘲，以为从兴趣着手
容易争取读者。办报的即相当实际，不甚对抽象价值发生兴味，所以许多能写作有希望
的本地年青作家，还是得不到应得机会，来学习，来创作，把作品水平慢慢提高。因之
本来可用作介绍学术推进新文学运动的工具，结果是炸酱面作法、太极拳妙用全上了场，
无助于学术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风气最大损失，即年青作家不能作正常发展，把副刊
弄些小趣味，还能寄托什么希望！
　　青年作家的训练
　　若昆明几个报纸，一起始即看得远点，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把报纸留一部分篇幅办副
刊，能更有计划来处理它，用作本省青年作家练习写作的场所，八年中，充满鲜明地方
性的优秀作品，将不难在本省出现。但是，正因为疏忽了这一点，到上海的小报化刊物
倾销入昆明后，不仅无从抵抗，为了争取读者且有摹仿学步趋势！特别是某种官办报纸，
对此事具有兴趣。有人说，这是有意为之，引人兴趣转入琐细，忘去大处。正如鼓励跳
舞而禁止游行，许霉烂，不许进步。结果是命令一来，同归于尽。好报纸的必要条件以
个人私意，昆明报纸底子不算坏，惟想在一新的时代中求存在，求发展，似乎都得用个
较新的作风来试一试了。长处保留，弱点修正，当为这种新的努力的起始。即以本地人
办本地报纸而言，新的报纸如能将过去一时的《云南日报》的长处，和当前《正义报》
长处同冶一炉，以新面目和读者对面，纵不能说近乎理想报纸，至少在内地已可谓一极
优秀报纸了。这种报纸的出现是否有望，还在负责人对于一个报纸的看法而定。必须明
白：争取读者和培养编辑为一件事的两面，副刊对教育读者，又具有什么功用。
　　一九四六年九月
 
书评的自由解放运动
作者：沈从文
　　有件事说来简单，作来困难，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恩怨，最宜公平，却又
容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
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
它，就是书评。这个名词看来充满了矛盾，因为它目的有矛盾。它要兼顾好几方面：应
该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恰如俗语所说“一石打三鸟”的
那个石头，要打中的是作家，读者和他自己。
　　这里也许只有两只鸟，其一是作家，其一是读者。也许共有四只鸟，另外还有两只
无形无色的大鸟，编辑先生和出版家。
　　也许那鸟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因为作家是一群，读者是一群。
　　石头只有一个，鸟儿那么多，书评当然不容易作了。书评家的工作反应，不是被人
戴上了一顶谄谀的帽子，就是被人指为一件攻讦的武器，给人的印象总不太好，那是很
自然的。一个稍有自信的作家，似乎照例对书评家和书评都缺少尊敬，看得很轻。这轻
视的理由说来可笑，原来恰好是对它希望太大。
　　我们倘若真的轻视书评，那就到此为止，不用提了。若重视书评，对它一定抱有两
种感想：一是觉得它“很”庄严，一是觉得它“容易”堕落。倘若它能尽职，比如说：
它能将一个作品加以分析解释，扼要而具体的指出内容的得失，一切能作得恰如其分，
见解既深切，透辟，态度又诚实坦白，且笔下生动亲切，本身还是一篇好文章，它沟通
了作者与读者间的间隔，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对作者言它是一个诤友，对读者言
他是一个良友。它的意义当然是庄严的。但倘有人把书评目的当作媚悦友好，侍候编辑，
应酬出版家，蒙蔽读者的工作，看作品不过浮光掠影，下断语又只是应景凑趣。随笔写
来，敷演成篇。言之不诚，便用“政术”等等自饰欺人，它结果当然容易堕落。
　　理想的书评是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可是理想的书评，事实上在过去目前都不容易见
到。一切事倘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的将来，理想的书评也还得留在将来。他失败的原
因还不在它想打许多鸟，只是被许多鸟所妨碍，无从打任何一只鸟。我们不能无条件的
说所见到的大多数书评都要不得，但必须明白大多数书评在过去和当前情形中，实在不
能十分尽职。不可免受宗派、友谊以及一个商业背景所控制所拘束，去理想距离还远。
这些控制或拘束，有些方面也许将永远存在，负责的与其说是书评家的能力薄弱，不如
派给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束缚。一个有见识知自尊的书评家，感于个人
工作的重大，又明白习气之转深，他不甘沉默，依然有所作为，执笔时或者还知道如何
努力减少那个牵制或拘束。
　　一个次一等的书评家，成就便难说了。
　　理想的书评有待于理想的书评家。一篇书评对作者读者同样有意义，当然不容易。
但如果一个书评家，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长成有一贯的认识，对于一个作
品的价值和内容得失能欣赏且能说明，执笔时不敷衍，不苟且，这样子写成的书评，至
少对于读者是有意义的。理想的书评家，应当是懂得各种作品且能够极中肯的说出那个
作品得失的人，这种书评家的产生，固有待于从事书评者本身能力的培养，以及责任意
识的觉醒，另外，也还得作者、刊物编辑者和出版家的共同关心，以及对书评价值加以
重新的认识，方有希望。
　　这里是我们当前的一点事实。我说的是作家的小气，自私，——尤其是在社会上比
较有地位的作家，量小褊窄处说来真令人难以相信。欢迎莫名其妙的捧场，难忍受斤两
相称的忠告，大部分作家具有这种不健全的倾向，刊物编辑是明白的。编辑欲刊物热闹
持久，照例又需要作家的帮忙。因明白作家这种小气自私情感，很容易转而成为不合作
的行为，不能不小心，对于书评者的书评，所给的范围可想而知。一个出版家又另有他
的生意经，把书评看得更“物质”一点，或用书评作为广告以外的应酬，略有点缀，所
有书评，当然褒多于贬。或彼此之间也略有抑扬，然终不能与商业习惯背道而驰。巧黠
者甚至于把变相的广告，以及用一纸书券诱来的读者感，当作书评，设法载出。书评消
极的被三方面限制于前，积极的又被这种无价值的书评混淆于后，当然越来越不能给人
注意，地位越来也越低落了。
　　涉及出版家的事，为营业起见，当然得印行各种书籍，书籍出版后当然尽力推销，
我们对之似不能作何种希望。补救方法有一个，就是读者此后遇到什么出版月刊新书月
报以及类似这种刊物，赞美到什么时，且作有保留的注意，捏紧荷包，就可以少受一点
损失。
　　对于刊物编辑人呢？必需他能多负一点责任，多有一点业务上的尊严，爱朋友也爱
真理，承认现状之糟糕，且知道如何努力慢慢的来打破现状。
　　对于作家呢？真需要变一变态度，对书评有种宽容，大多数作家把书评只看成一个
人对于某种作品一点反应，一点意见，事情就简单多了。一个作家既有把作品散播于群
众的权利，就得承认读者有对于这个作品自由表示感想的权利。一个作家作品对象是现
在未来无数读者，读者之一近于攻讦的批评，他不会在意，有意阿谀的批评，他也不会
在意。要书评能成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门，帮助新文学在建设上繁荣，必先来努力解放
书评，使它比较多一点自由发展的机会。
　　年来常有人拈起“中国为什么无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来讨论，因此有机会拜读了
许多名人的名字，明白好些重要事实。可是大家都似乎疏忽或避开了一个小小事实不谈。
我们在任何刊物文学上，都可以发现“自由”这个名词，殊不知事实上我们这个文坛就
那么不自由，文学口号上最普遍的是“打倒偶像”，殊不知事实上有多少作家编辑就正
在那里小心谨慎给我们在重造偶像。结果成为少数作家市场独占而多数作家出路毫无，
书评家想欲有所纠正，打倒偶像，书评写来又不那么自由。文坛上的作者集团和编辑集
团，如果惟以巩固当前利益支持当地为基础的态度不改变，就无形中在奖励平凡，奖励
摹仿，奖励捧场和谄媚，且奖励作家放下笔来联系结友，位置书评家成为一个清客。想
从这种情形中产生伟大作品，岂不是痴人妄想？
　　我们对于作家态度编辑态度自然的转变，倘若无可希望，又明白社会上某种不好习
气，日趋堕落，虽能够产生“伟大”人物，却实在无从产生真正伟大作品，书评的自由
解放也正是整个文学运动的自由解放，书评家似乎还应当好事一点，来努力共同实现一
个专载书评的刊物。这刊物不受任何拘束，完全以善意和热诚来注意一切新作品，批评
一切新作品，对一切习气所疏忽时髦所称颂的作品，都老老实实的来给一个应得的估价。
它也许和作家个人都显然离得很远，却将和整个文运的发展关系异常密切。我希望有这
种好事者。因为我看看似乎也惟有这样的刊物，书评本身才会从读者中重新建设一个庄
严印象，否则书评家就只好沉默，一说话，倒真象个清客，所有工作的意义，除了维持
这个虚伪的不健全的现实场面以外，别无作为可言！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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