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金针度与人

代序——要把金针度与人
    ——从《中国芒著精华全集》谈怎样读书
    ■你李敖读书读得最多，真是中国第一吗？
    □最近香港报上说：“李敖很可能是五十岁以下的当代中国人之中，读书最多而又最有
文采的人。”前年童轩荪信上说：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顿西来，在敝寓住了五天，这五天里上下古今谈了一番，他
却特别推崇你老兄，说是‘念书大多，我们不可及’。”……这些话，都非过誉，在读书方
面，我读书之多，的确可说中国人无出其右。
    ■当代中国人以外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古代中国人，总有比你读书读得多的吧？
    □古代中国人读书读得最多的无可考，唐朝诗人杜甫说他“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其实古书字大，万卷书并没有多少。清朝陈梦雷说他“读书五十载”、“涉猎万余卷”，
由他编出的《古今图书集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四册）看来，陈梦雷读书之多
，该在古人中考第一。陈梦雷是清朝进士，他的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
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
的典籍编成的，前后用掉了四年半的时间（一七○一－一七○六）。全书共有一万卷、六汇
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
百七十六函。这部大书，“凡在六合之内，巨细毕举，其在十三经、二十一史者，只字不遗
；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删一二。”它的体大思精，确属空前。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三藩
之乱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被靖南王耿精忠胁迫造反，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
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张冠李戴，
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
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在这段优游的岁月里）他
“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康熙皇帝死后，苦命
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诚亲王失势，继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
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则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送到了东北
。这时陈梦雷已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岁。由以上杜甫和
陈梦雷都读万卷书的标准看，杜甫的读书成绩就不如陈梦雷，因为陈梦雷把他的读书成绩用
编了大书做为嘉惠别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没有这种效果了。
    ■你编《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陈梦雷这种心愿呢？
    □还不止此。在十二世纪，一个伟大的中国有心人郑樵，在隐居山林、谢绝人事的专事
写作里，曾立下“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雄心大愿，但他五十九岁死去，没有完成。如今，
八百年过去了，这种雄心大愿，有赖干新时代的有心人和新时代的出版形态来完成了。新时
代的有心人要做“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的新尝试。它的形态所决定的方向，必然
是划时代的方向。
    ■这个方向的指标，就是《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吗？
    □就是。它的完成，该归功于远流出版社的王荣文。王荣文是中国出版史上最有创造性
大手笔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创造出中国出版史上
划时代的大轰动。四年以后，他写信给我，说：“香港那边，台湾这边，都整理了无数的国
学材料，但几乎还没有一个人为现代读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读得下去、读得懂、包含各方面文
化精华的中国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该是一
件最值得做的事。这件事，就是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王荣文把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
逼我来做，要我来“表现这几十年来海内外研究中国成绩的总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对了。
我的确是主持这一工作的最佳人选。记得十九年前，我与徐复观对簿公堂，两人一边打官司
一边喝咖啡，谈得非常开心。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他说：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
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说得没有错，我真是对中国文化最
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会看古书，会利用古书、活用古书，古书本是朽腐，除非
你能化朽腐为神奇，看古书对现代人没什么用处。不幸的是，据我所知，看古书的人，很少
不陷入泥淖的，一百个有九十九个，都变成摇头摆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来愈混
蛋（年轻时小混蛋，年老后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从不鼓励人看古书了。但是，如果有
好的选本，再有“读书得间”的训练，古书中毕竟还有一点披沙拣金的好处，可以给我们活
用，问题是谁来主持这一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呢？王荣文看出来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来
非李敖不可，于是，工作便这样敲定了：王荣文找对了人，李敖找对了书，徐复观的一个好
梦，居然在十九年后，在我无改全盘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读书得间”的重要
    ■我们相信你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选本”，但是，你所说“再有
‘读书得间’的训练”，又怎么提供呢？
    古话说“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你可不可以多说一点始未，把“金针”
“度”给大家呢？
    □“读书得间”是在读书时能够读出书中的“窍”、领会出字里行间的学问来。英文中
to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读书要有这种本领，读古书更要有这种本领。硬
读古书不行的。许多用功的人，终身“白首穷经”，可是因为方法不得当，结果只变成“有
脚书橱”。最后事倍功半还算是好的，因为他们经常徒劳无功。很多人读了一辈子书，结果
变成老学究，就是一个证明。所谓古书不能不讲求方法的硬读，因为古书中，有许多只是书
生理想，并非社会现象，书生在那儿托古改制，你在这边信以为真，你就上当了。又有的古
书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会事实，古代的社会事实既有距离，现代的你却盲目相信，你
又上当了。所以读古书，首先要“辨伪”，辨伪以后，就要区分出来什么书是书生理想、什
么书是道德法律、什么书是社会事实。把这些分辨开，再融会贯通、互相印证，才算。‘读
书得问”。“读书得间”以后，从而著述，才算“为往圣继绝学”。否则的话，只是堆砌材
料、暴殄文字而已。
    ■“读书得间”是不是就是要把书读活，把死书读活？这种读活，多读书是否会有帮助？
    □不一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读书多的却也不少，但是愈读愈混蛋的，却愈来愈多，这都
是因为读死书的缘故。很多人的基础，根本是“呆子”，后来念几十年的书，变成了“书呆
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
死在书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书，就好像一只狗熊进到玉米园里，折一根玉米夹在腋窝
下，左摘右丢，弄了一夜，出园时还只是腋窝下那一根。——他们看过的东西随时扔掉了！
所以读书无法使他们头脑变好，反倒变坏。
    ■这样说来，这种人似乎选错了行？
    □选错了行。
    ■可是他们也有著作呢，怎么办？
    □《隋唐嘉话》里有这样一段：“梁常侍徐陵之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
文集以遗陵，今传之江左。陵遂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为了避
免这种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们的著作，实在该适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读书情况
    ■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怎样的？
    □大致可分两派：一派是老学究村夫子派。他们白首穷经，一辈子读了一些古书，可是
他们的方法训练太差了，又无法接触到现代新学问，所以用新知治旧学的一套，他们一窍不
通。他们虽然一辈子嗜读古书、勤读古书，但可笑的是，他们却读不懂古书，无法分析古书
，也无法综合出结论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们是新一代的学者，不但博览群书，并且
会“读书得间”，处处发现古书可疑、古事可疑。他们的典范作品是编辑“古史辨”和“辨
伪丛刊”等，对古书的解释，他们的功劳很大，成绩也颇可观。但是疑古派也难免有着两大
缺点：第一是疑古过度，往往犯了以书就我的毛病，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却往往不足；















第二是不太能用现代新学问（如天文学、原始社会学）做钥匙，侧面印证古书可信的部分，
以致犯了全面抹杀古书的毛病。他们常说这本古书是假造的、那个古人无其人等等，其实不
然。
    ■请举一个例。
    □以《周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三册）为例：《周礼》原称《周官》
，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创立的理想政制，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
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
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制
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
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的。《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
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
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的改制的。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
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
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价值。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
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
例。《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疑古派以刘歆伪造《周
礼》而把《周礼》一笔抹杀，我就不相信刘歆可以伪造出用现代新学问可以印证出来的古代
现象。
疑古派的穿帮
    ■疑古派的大胆假设，死无对证，总可自成一说吧？
    □不然，死可有对证呢！以《孙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为例，
就可证明了。孙武（前六－五世纪）
    是春秋时代吴王阖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著作《孙子》共有十三篇
，后来发生了混乱，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只有五千九百
一十三个字，这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
不对的。因为《孙子》发生了混乱，孙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问题，他的身世，遭到怀
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第二种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
膑为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
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内有《孙子》，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书竹简
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
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
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
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所以《孙子）确有其人其书，已是铁证，只是古本今本有异文耳！古代流传的《孙子）书
——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
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
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
足。古书死有对证，竟有趣如此！以这一死有对证的另一当事人孙膑为例，更可再对照一下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
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
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
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就已
见不到了。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
《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
汉墓出土，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参看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这种笑话，在《尉缭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
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
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
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
不怕众口烁，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二册）
。以上所说，无非是说老学究村夫子派固然不会读书，疑古派虽然比老学究村夫子派高明，
也难免被死有对证一番。——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说的“死尸能报仇”
了。
俞樾“土法炼钢”
    ■这样说来，古今中国人中，一般读书情况是不怎么高明
    □大体上说，实在不敢恭维。当然有些个人是不乏会读古书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
一位。俞樾是清朝进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
，就在江苏苏州住下，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
写定之书，刊行于世”，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
十六岁，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
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出得最晚，写得
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科学方法，使人
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后来引得刘师培
、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俞樾虽然能够“读书得间”，但
是，他因为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离的“土法炼钢”的成绩而已。这
一教训，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没有现代新学问的光照，读古书也有瓶颈的。此中最主要的原
因是：中国传统下来的书的结构与素材，都有严重的问题。
工具书与方法学
    ■结构方面，好像都是挤成一团，头绪很乱、很难读，是不是有工具书就好一点？
    回工具书是任何知识分子所必备的书。像辞典、年表、年鉴、百科全书、手册、索引，
以及一些必备的“非书资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阅读上，虽然有所谓“个
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运用工具书一点上，却没有各行各业的分别。所以
工具书在所有书中，应该列为第一优先。选择工具书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容易找到”
（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个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
答案。不合于这两个标准的工具书，都不算是好的工具书。尽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却使你头
痛。若举一例：《康熙字典》便是，这书实在犯了难我的毛病。（但这种毛病，发生在笨头
笨脑的古人身上，犹可说也；发生在现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说了。你看看张其昀监修，林尹
、高明主编的《中文大辞典》，你会惊讶的发现，这部以抄袭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为骨
架的书，竟也发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说这些老古董多笨！）辞典以外，工具书中的
“年表”一类，纵贯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给人清楚的头脑和时伺的观念。中国旧式的编年
一类书，因为采取甲子干支纪日，时序检核，十分麻烦。又以历数屡变，常常需要推算，可
谓不科学已极，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国传统留下来的工具书都不合用。总之，从工具书上
去读书，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读书得间”，工具书不够。现代新学问反倒是最重要的。我
以《仪礼》参看《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第二十四册）为例。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
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
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札》传说是周公作的，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仪礼》是宗
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燕礼、大射、
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
司彻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礼。这些都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
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
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
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
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
《仪礼》。《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
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于经典之中，而经典早已在历
代中国人的意识里，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并且限于治学方法，也无法深
究。从而对古人的观点与真相，简直无法了解，众说纷纷，其实只是附会或猜谜而已。由于
近代方法学的进步，用这些问架，移做整理古书，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说经也
好、解经也罢，种种无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学迎刃而解。
分类与走运
    ■这样看来，中国传统下来的书，它的本来面目好像都给做了手脚了，读这些书，还
得先来一番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功夫才行？
    □对了。中国传统中的一团云雾，先在图书分类上，你就先思过半矣。中国书的分类，
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
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
“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
《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为例，体裁上
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分入法律类，时令应分
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
《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
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
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
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
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以《孟子》（参看《中国名著精华
全集》第十七册）为例，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由孔
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
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严这又是十
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只不过是孔丘孙子子思的学生中的学生
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庙；到了
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来就一直风光，直
到今天了。《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
壮也不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这部有影响的书，在图书分类中
，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走运虽然走运，但
却成了中国图书分类胡来的一个样板，中国人在思考上一塌糊涂,由此暴露无遗.
源远流长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维口述的《给女作家陈荔荔的一封
信》。其中说：“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长子扬和寄来带有灯光的放大镜，强能看书。我发现
读了几十年的书，却往往有许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轻时看书看不懂，我认为脑筋有毛病。现在看书看不懂，我认为书
有毛病。陈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欧洲回国，往见他父亲（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
先生。曾佑先生对他说：‘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兴你懂得很多种文字，有很多书可看。
我只能看中国书，但可惜都看完了，现已无书可看了。’寅恪告别出来，心想此老真是荒唐
。中国书籍浩如烟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岁左右，我又见到他。他说：‘现在我老了
，也与夏先生同感。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
我很懊悔当时没有问他到底是那几十种书。”对俞大维这些话，你有何看法？
    □我觉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见地的，难怪陈寅恪后来和他同感。他们两位，都是博极
古书的人，最后竟有这种高明的觉悟，是很可注意的。苏雪林《文坛话九》中记闻一多，也
有类似的情况。苏雪林说：“别人钻故纸堆，愈钻愈着迷，终于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
张中国文化是世界第一。闻一多早年时代何尝没有这种冬烘臭味？可是，现在的他却是奇怪
，竟与从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联大一部分学生举行了一个历
史晚会，张奚若、吴晗、雷海宗均有演说。闻氏曾说：‘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
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中国这些旧东西我钻了十几年了，一个一个字都弄透了
，愈弄就愈觉得“要不得”，现在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对
友人说：
    人家见我终日读书，‘以为我是蠹虫，却不知我是杀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
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夏曾佑、陈寅恪、闻一多的觉悟，都
是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后的觉悟。陈寅恪说：“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
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俞大维“懊悔”当时没问陈寅恪“到底是那几十种书”。我想
，我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已代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我的精挑细选，我
的确已“把中国的东西整理出一个定品”，我化朽腐为神奇，终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点披沙
拣金的好处，“集”旧中国“天下之书为一书”，这真是源远流长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总类
    纪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纪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河北献县人。他是生在
官宦之家的小神童，在三十岁前，他“讲考据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他的功
力，是非常过人的。三十岁后中进士，“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极负盛名。四十五岁时候
，因为亲家做官亏空，要被抄家，他秘密通知亲家准备，事发被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由皇六子永瑢
做正总裁，纪购为头牌编纂官，动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编出每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
书》，共编了同样的七部。
    纪购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二岁，十三年间，把他一生学问都贯注在《四库全书》上。其中
有八年时间，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是研究中国图书的空前绝后名著。为了
给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华，在提要没出版前，他先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也是
一部名著。
    纪昀八十二岁死去，留有《阅微草堂笔记》等书。他的一生“目逾万卷，胸有千秋”，
所以反倒很少写别的书了。
阮元：《揅经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他二十五岁就中了进士
，做官时提倡学术，在浙江完成《经籍纂诂》、在江西完成《十三经注疏》、在两广完成
《皇清经解》。
    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训诂不明”，“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这是
很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阮元八十六岁时死去，他在提倡学术的影响上，既深且久。在浙江
立诂经精舍，有教室五十间之多；在广东立学海堂，也是有名的学术重镇。
    《四库全书》在开馆编书抄书的时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于半年内搜罗书
籍集中中央，当时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书。阮元比纪昀小四十岁。在纪购
死后，他在浙江，又陆续搜集《四库全书》没收的书一百七十五部，写成了《揅经室经进书
隶》（也叫《四库未收书提要》、也叫《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五卷，以补《四库全书》的
不足。
    他这部未收书提要，原未分类，后经傅以礼于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编、补正，成为四库提
要后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毁书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
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
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
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在编《四库全书》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书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狱，都不敢提供
。经乾隆皇帝保证，‘书中即有忌讳字面，并无妨碍”。千方百计，劝诱人民提供藏书。可
是一旦提供出来，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边发扬文化，一边摧残文化了。一七七六年
乾隆皇帝下谕：“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谕
：“如有收藏明末国初悖谬之书，急宜及早交出。”随着就展开一波又一波的禁书运动。估
计全毁书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种以上，抽毁书目在四百种以上。这些书目今天都不全了，但从
残余之中，还可看到一片杀气，足令我们猛省。
    这部《禁毁书目》，就是统治者统一思想迷梦的一部清册，后代的中国人，别忘了祖宗
做的孽！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涛、香岩、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河北南皮
人。他是清朝进士，任督抚大官三十多年，在两湖最久，曾经创办京汉铁道、萍乡煤矿、汉
阳铁厂等，很有成绩。光绪未年，他做到军机大臣。七十三岁死去。
    张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于世变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设立学校、提倡实业、
鼓吹放小脚，都是他求新求变的一面。他在义和团闹事的时候，甚至违抗清廷杀外国人的乱
命。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成立“东南互保”，更表现出他的头脑，要比当时许多封疆大吏高
明多了。
    虽然这样，张之洞仍旧为格局所限，在《劝学篇》里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谬
说，成为文化思想上的一种反动主流，流弊直到今天，还没停止。
    张之洞为告诉初学者“应读何书”和“书以何本为善”，特由缪荃孙帮忙，写了《书目
答问》。这书有刻本颇多。
    一九三一年，范希曾把《书目答问》补正（包括补正原书的错误和遗漏），是为南京国
学图书馆铅印本，最为实用。
胡应麟：《少室山房全集》
    胡应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号少室山人，又号石羊生、明瑞，浙江兰溪
人。他小时候就喜欢歌诗。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八岁已写了十八部书、一百五十卷。他从
十五岁起，到五十二岁死去，除了花部分时间照料亲人、应考科举、小事游历外，都集中于
著述。
    胡应麟在读书风气不高的晚明时代，是朱彝尊所说的“读书种子”。晚明读书风气不高
，一方面是“束书不观”高谈“实践”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读汉朝以后的书的复古派，相
激相荡之下，学问是不扎实的。胡应麟在这种风气里挺身而出，主张又精又博的学问，是很
难得的。他呼吁：“凡著述贵博而尤贵精，浅闻吵见，易兔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
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敢以鸿硕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废
。”他写《四部正讹》一书，上承宋濂的《诸子辨》，扩大检讨重要的古书，为古书辨伪，
就是功力极深的一部著作。古书辨伪工作早发于刘知几、柳宗元，由胡应麟、姚际恒接了力
，最后光辉后照，直到今天，他们的功劳，我们应该长记。
姚际恒：《庸言录》
    姚际恒（一六四七～一七一○后），字立方、善夫，号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
熙、雍正时代的一位学者，一位倒媚的学者，他“一生坎坷”，虽然“手著几等于身”，但
是他的名字。却着存若亡、半明半显。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没有好评，纪昀说：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
    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义，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
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
修、赵汝梅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
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
    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则益悍矣。……（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
    这是很不公道的。姚际恒就在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给挤出局了。直到清
末张之洞出来，把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视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他才死后
走运，被人肯定起来了。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
    陈梦雷（？～一七四一），字省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进士，“读书五十载”“涉
猎万余卷”，这种渊博，被皇家王爷看中，叫他编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
集成》。
    《古今图书集成》这书是根据中国一万五千多卷经史子集的典籍编成的，花了四年半
（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万卷、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
五千零二十大册，一亿四千四百万字，分装五百七十六函。
    陈梦雷可说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乱时，正赶上回家探视，被靖甫王耿精忠胁迫造反
，不干就杀他爸爸，他没办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败，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卖——
不肯证明他的清白；又被误会成“行贼伪命”的陈昉，所以罪上加罪，被发配到东北做奴隶
。过了十六年后，赶上康熙皇帝东巡，把他召回来，叫他陪皇帝的第三个儿子诚亲王读书，
在优游的岁月里，他“目营手检，无间晨夕”，终于编出了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后，苦命的陈梦雷又开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势，继位的是皇四子—
—雍正皇帝，自然对哥哥的亲信们大加整肃，陈梦雷首当其冲，又被“发遣边外”，这时他
已经七十多岁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岁。
永瑢等：《四库全书》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开四库馆，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编书抄书阵容。他动用四千
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时间，编出第一部九亿八千万字的《四库全书》（文渊阁）．后来
又编了同样的六部。（四库全书》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种、七万九千零一十八卷、三万六千
三百册的丛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
    为了编四库全书，数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价，文字狱接二连三，文字麻烦也此起彼
落，甚至总纂官之一陆锡熊，为了到东北校书，冻死在关外；总校官陆费墀，为了“书有伪
谬”，被下吏夺职，还要死后抄家，赔装订费。——给皇上办事，事岂好办哉？
    《四库全书》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但因为只有七部，流传不广。所以只见其大
，不得其用。中国知识分子用的，还是其他的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说：“丛书最便学
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的
重要，由此可见。从版本上看，《四库全书》并非佳构；但从卷佚上看，它却是天下第一。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四七三），字彦和，山东莒县人，是梁朝人。他“家贫不婚娶”，是一个虔
诚的佛教徒，晚年并舍身出家，改名慧地。。他这部《文心雕龙》，引论古今丈体及其作法
，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
    《文心雕龙》凡五十篇，可以分为三部分：前五篇，瞩于通论；次二十一篇，属于文体
论；未二十四篇，属于修辞学。这部书全出以骈俪文，但用不善说理的骈俪文写出这种作品
，真非易事。
    《文心雕龙》写成以后，大家并没重视。刘勰乃去找《四声谱》的作者沈约，请沈约推
荐，可是无法见到。乃等在沈约家门口，装作卖书的，引起沈约的注意。最后终蒙加以揄扬
，才变成名著。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它“体大《体统》、《纰缪》、《弛
张》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计关于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编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
尚有自叙一篇，为全书旨趣所在。而虑周”，全书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
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摛文必在纬军国”的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
看，所以本书的立论，也就极为广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学的书，是不对的。
刘知几：《史通》
    刘知几（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刘子玄。五十岁时，因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讳，所以
以字行，江苏铜山人。他小时候就聪明过人，十二岁就读完《左传》，十七岁的时候就把历
史书读光了。他在自述中回忆道：
    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
，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者，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
史为非，……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
    以这样一个聪明绝顶、心境孤独的人，终于在他五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
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国有“史”书很早，可是有“史学”却是后来的事。第一部开山的“史学”专书就是
这本《史通》。全书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为大胆批评到有关圣人的传说不可信等主题
，一直被封杀，直到宋朝以后，才慢慢抬头。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学诚：《章氏遗书》
    章学诚（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据的盛世，
但却超出考据国外，提倡新的史学和方法。
    中国古代有史官、有史书，但却没有什么史学和方法。最早的史学方法，姑且可说是孔
丘的“约其文词，去其繁重，以制义法”。在这些原则下，出来了《左传》跟《史记》。孔
丘以后，唐朝的刘知几（《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马光（《通鉴考异》作者）、李心传
（《旧闻证误》作者）、清朝的章学诚（《文史通义》作者）、崔述（《考信录）作者）等
出来，相继给史学方法加深了枝叶，其中最有成绩的，就是章学诚。
    《文史通义》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内容包括易
教、书教、诗教、经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书的重点是“六经皆史”说，并指出单纯
的编纂和考证不算史学，史学得有个人见解才成。章学诚认为六经不过是些古史史料，并不
是“载道之书”，这种见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经以言道”的传统的错误观点，给九十年后
的国故整理与疑古风气，提供了理论基础。
    章学诚主张“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所以他的见解，“颇乖时人好恶”，直到他死
后，才更被人重视。
俞樾：《春在堂全书》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进
士，咸丰年间因为“命题割裂”，被革职为民；又因为“故里无家”，就在江苏苏州住下，
后来到各他讲学三十年。他“生平专意著述”，每一年下来，都“有写定之书，刊行于世”
。中国像他这样勤勉而每年有成绩出来的作者，实在少见。他活了八十六岁。
    俞抛的名著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等。《古书疑义举例》
出得最晚，写得也最炉火纯青。这书共七卷，把古书疑义分类写成八十八条，用前无古人的
科学方法，使人们知道如何认识古书。刘师培说这书“发古今未有之奇”，可谓定评。这书
后来引得刘师培、杨树达、马叙伦、姚维锐等的仿作补作，影响极为深远。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陈汉章。章炳麟后来搞革命，故意写信向他“谢本师”，免得他
被牵累。俞樾说：“炳麟，吾徒也。吾爱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报恩欤？”陈汉章后来是北
京大学教授。俞樾的学生很多，《清史稿》说“日本文士有来执业门下者”，可见他的拉风
情况。
章炳麟：《章氏丛书》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绛，字太炎，以顾炎武又名顾绛
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学生，国学造诣奇高，后倡革命，以“苏报”案坐牢三年，同案
的“小弟”
    邹容庾死。出狱后，东渡日本，主编《民报》，有功革命极大。民国成立后，又被袁世
凯软禁，绝食几死，并谓“吾死以后，中国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组织联省自治促进
会。一九二五年，创刊《华国》杂志。一九三四年，迁居苏州锦帆路，与李根源、金松岑等
组织国学会讲学。一九三五年另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行《制言》月刊，提倡读经救国，一
时从者甚众：
    章炳麟的有名学生很多，如黄侃（季刚）、朱希祖（逖先）、钱夏（季中、玄同）、周
树人（豫才、鲁迅）、周作人、沈兼士、汪东等。影响所及，至为深远。他实在是学界的大
龙头。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这五十
年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恰好有一个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学很光荣的结局了！”章炳鳞的地位的确如此。中国
国学与古文，在被时代三振前，在败部的萧条里，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个人演出，他死以后
，真有许多东西随他“亦亡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是神童，十三岁就考取秀才，十六岁就中了举人。十九岁起拜比他大十六岁的康
有为做老师，学于广州万木草堂三年，对中学西学，有进步性的看法。二十二岁到北京，热
心文化、政治活动。二十三岁联合各省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论时局、请变法。二十四岁在上
海办《时务报）。二十五岁到湖南讲学于时务学堂，做蔡锷等老师。二十六岁戊戌政变失败
，逃往日本，几年之间，前后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等，把古文体裁解放，文字生
动感人，笔杆影响之大，无人可及。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北京万人空巷式的欢迎他。他创办《庸言杂志》，参加进步
党，做过总长。一九一五年冒大险反对袁世凯称帝，参加护国战役。一九一七年又参加再造
共和之役，虽与他老师康有为敌对，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后，专心在思想学术上归根，在
导向工作方面，成绩极高。先后在北京高等师范、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东南大学
讲学。一九二九年误于庸医，死在北京。
    
      
 
哲学类
    李耳：《老子》
    春秋时候（前五七○左右），一位“名耳，字聃，姓李氏”的哲人，被称为老子。
    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人向他介绍“老子”，并翻译了几段给他听，他听
了大为惊叹，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竟有这样的奇妙言论！
    《老子》言论的奇妙，有思想史常识的人，都一致同意。但是《老子》一书，行文大古
奥，造句大离奇。其中许多高深的哲理，都蕴藏在这种古奥与离奇之内，想要对哲理登堂人
室，必得先通过这一关不可，这下子就难倒许多人，使许多人望而却步，不得其门而入。
    历来想打破这一关的人很多，有的从文字学入手、有的从训诂学入手、有的从校勘学入
手、有的从文法学入手、有的从笺注入手、有的从义理入手。……各类解老、喻老、说老之
书，历朝各代都有。但真能适合现代人读，且用新方法加以阐述者，倒不多见。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中国大陆出土了帛书《老子》两种，提供了极好的
帮助。它们证明了过去的许多校勘学、训诂学，都错了，这倒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孔丘：《论语》
    孔丘（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字仲尼，山东曲阜人。他被尊为孔子。
    《论语》主要是记录孔丘言行的一部书，也附带记录他的弟子的言行。它的成书，不在
一时，也不成于一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是“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
门人相与辑而论纂”而来的；赵翼《陔余丛考》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
论也。”先秦古书中引孔丘的话，引就引了，但不提《论语》。《论语》两字的出现，是以
后的事。崔述《洙泗考信录》列举《论语》累积成书的证据，是可信的。
    《论语》传到西汉时候，已经有三种本子，就是“古论语”、“齐论语”、”鲁论语”
。后来前两种失传了，“鲁论语”也残缺了。最早的《论语》本子，已经如此，后代本子的
失出失入，当然更不消说了。
    《论语》既然不过是孔丘的语录、孔门师徒的谈话录，所以它的形诸文字，就不可只就
字面上拘泥，而该想到谈话当时的情况。当然那种情况我们不能深知，记录也容易有错误，
所以我们读《论语》、研究《论语》，应该带着闲适的心情去看它的真与伪、它的一致与矛
盾，而不该抱着严重的读经态度，去想“道贯”它。
列御寇：《列子》
    列御寇，被称为列子，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晚七八十年。比庄子早一百年。他住在郑
国，郑国宰相子阳曾送他吃的，他不要，后来子阳为人所杀。他好像是跟当道不合作的。
    《汉书》艺文志中有《列子》八篇，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列子》八卷，却不是《汉书》
艺文志着录的，而是魏晋的人伪造的。当然伪造的时候，也会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古代材料
，所以它的内容，就是一部“大锅炒”。在它里面，有先秦各家的思想、有秦汉时代的名物
，甚至还有一点佛书故事，很是驳杂，但它的主调还是老庄思路。它在《杨朱篇》中所表现
出来的杨朱思想，甚至比《孟子》中的“为我”、比《吕氏春秋》中的“贵己”、比《淮南
子》中的“全生保真”还激烈，已经超出《庄子》盗跖篇之上，所以《列子》在了解中国思
想，尤其是魏晋思想上，有它重要的地位。
    《列子》被归入道家，道教把它统战成自己的经典。唐朝时候，尊称为《冲虚真经》；
宋朝时候，又加尊称为《冲虚至德真经》，其实《列子》只是《列子》，它不该是道教的宣
传品。

庄周：《庄子》
    庄周（约前三六九～？）被称为庄子。
    《庄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中分内篇七
、外篇十五、杂篇十一。
    《庄子》哲学的特色是它的“出世主义”。这种出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
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一派超然物外的状态。
    在人生哲学方面，《庄子》中的意见是“达观主义”。对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
是非、善恶、得失、贫富，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而这种达观的获得，则倚靠超出“形
骸乏外”的“出世主义”。这种主义，使人虽在人世，却如同不在人世一样，这样放大眼光
，可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效果。所谓·，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未，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
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
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物我一致的极致，就是《庄子》思想的极致。就文体而言
，《庄子》的文字极为优美波谲，是古文中的珍品。
荀况：《荀子》
    荀况（约前三一五～约前二三六）被称为荀卿、荀子。
    荀况是战国晚期的大思想家，他生在赵国，住在齐国与楚国，做的是祭酒和兰陵县（山
东库县）的县太爷，后来终老在那地方，活了八九十岁。
    荀况有两个有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一部有名的书——《荀子》。这书共有三十二
篇，它最早是汉朝刘向整理出来的，取名《孙卿书）；再由唐朝杨倞重新整理，定名《荀
子》。书虽然体大思精，可是一直很倒楣，在孟轲做为孔丘接班人的标准下，和荀况自己的
两位不讨人喜欢的接班人的影晌下，它一直被冷落。结果只看到思想粗糙的《孟子》一路风
光，思想精湛的《荀子》却没取得应有的重视。这对荀况是非常不公平的。
    两千年后，我们重新检定荀况的地位，发现他真不愧是给先秦百家齐放思想集大成的人
。他写《非十二子篇》，从社会贤达陈仲、史鳅，到墨家的墨翟、宋鈃，到法家的慎到、田
骈，到名家的惠施、邓析，到儒家的子思、孟轲，他都一个个点名批判。此公的气魄，于此
可见。至于他在《天论》中的进步见解，那种戡天、参天的气魄，更是空前绝后的。
吕不韦：《吕氏春秋》
    吕不韦（？～前二三五）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是“阳翟大贾”（阳翟在河南禹县）。
他经商到赵国的邯郸，正巧碰到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立刻用生意眼判定这个公子“奇
货可居”，便烧他的冷灶。后来这公子继位，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投机成功，当了丞相。
庄襄王死后，秦始皇继位，继续请他做丞相，前后掌权十多年，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的食客为他编的书，有二十六卷，一百六士篇，二十万字，内容
是把先秦各家的思想综合，变成一套拼盘式的学说系统。先秦各家的思想，本来是各搞各的
，经吕不韦这样一统战，就全部变成他的“思想食客”了，他自然得意非凡。他把书挂在城
门上，悬赏能够改一字的，赠千金，由此可见他的气派。在哲学派别上吕不韦属于杂家，一
部书什么都一网兜收，当然要杂啊！
    吕不韦自认这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而它“备”的方法，却很有技巧。它经常是
用许多寓言、故事、历史来把理论带进场，以反覆设喻来引人入胜。《吕氏春秋》实在是一
部妙书。
刘安：《淮南子》
    刘安（前一七九～前一二二），江苏沛县人，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邦在打韩王信的
时候，经过赵，赵王张敖献上美人，过夜留下“龙种”。一年后，赵王被诬谋反，美人被连
累，关在牢里。大概这时候生下私生子刘长，美人转托审食其转告刘邦，刘邦不理，美人自
杀。刘邦就把他最小的儿子刘长封做淮南王，当时只有两岁。后来刘邦死了，汉文帝即位，
二十二年后，又搞诬人谋反的把戏，抓了刘长，把刘长关在囚车里，刘长自杀。刘长死后十
年，他的长子当了淮南王，就是刘安。刘安做淮南王做到五十九岁，汉武帝又搞诬人谋反的
把戏，于是刘安又自杀。这三世蒙冤、三代自杀的史实，是中国帝王政治、宫廷黑暗中的一
大悲剧。不幸跟帝王之家有生殖器关系的人，遭遇真太不公平了！
    这种三代自杀的不公平，最后流传到民间，民间就传说刘安不是自杀的，而是得道升天
了。不但他升天，他家的鸡狗都升天了。“一人得道，鸡犬同升”的传说，就来源于此。
    刘安是学问很好的人，“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他和他的门客著了一
部包罗万象的大书，就是《淮南鸿烈》，就是后来的（淮南子）。
扬雄：《太玄》
    扬雄（前五三～一八），字子云，四川成都人。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
文笔虽好，口才不行。因为他口吃。
    扬雄四十岁后，到了京师做官。王莽当政，扬雄“求免于祸”，写过《剧秦美新》的马
屁文章。但他虽然决心避祸，祸还是到了家门。在刘歆儿子刘棻的案子里，终于被牵连到。
治安人员来抓他的时候，他在天禄阁楼上校书，乃跳楼自杀，差点摔死。后来查出他只不过
教刘棻写过字，并未涉案，乃不了了之，而他自己，白白摔得鼻青眼肿一场。
    扬雄晚年又老又穷，喜欢喝酒。“有好事者，载酒从游学”，传下他的名著《太玄》和
《法言》。他七十一岁时死去。
    扬雄努力的方向，在使儒家与道家合流，使阴阳家靠边站。西汉思想在初期是道家与阴
阳家合流，中期是儒家与阴阳家合流，闹出一片谶纬灾异之学，搞得乌烟瘴气。扬雄有鉴于
此，乃著书立说，想把主流带入新方向，他的用心，是很难能的；他的努力，是很可怜的。
    扬雄也是辞赋家，但他晚年鉴于辞赋无用，反对起来了。
桓谭：《新论》
    桓谭（前二三？～五六），字君山，江苏徐州人。他父亲是汉成帝时候的太乐令，他在
音律方面，因此就很内行。他“性嗜倡乐，简易不修威仪，而憙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
。除了音乐以外，他又“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
”。
    在王莽篡汉的时候，“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称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但是桓谭“独
自守，默然无言”。玉莽给了他不说话的自由，让他做掌乐大夫。
    汉光武当政后，桓谭上疏请求改革政治，请求禁止“富商大贾”“中家子弟”放高利贷
，请求注意“同罪异论”“刑开二门”
    的司法黑暗。后来又上疏请求不要迷信谶纬。汉光武是迷信讼纬的，发怒要杀他，他“
叩头流血”，才得免死。此后忽忽不乐，不久就死了。
    桓谭在那种马屁与愚昧的时代里，敢于不讲话，也敢于讲话，的确是位了不得的前进思
想家。可惜他的遗著《新论》二十九篇失传了。这篇“形神”是非常难得的一篇劫余，其中
讨论“人死如灯灭”的哲理，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范缜。在中国的思想家里，桓谭的确是最优
秀的一位。
王充：《论衡》
    王充（二七～一○○），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他是后汉的大学生，家里很穷，买不起
书，很多书，都是站在书店里看来的。
    王充的时代，思想都是儒家的一统局面，他能在这一统的局面里，脱颖而出，写出《论
衡》来表示异议，实在是很优秀的。
    王充是中国汉朝思想界的明星，正如宋恕在《六斋卑仪》中所称道的“旷世超奇出上虞
，论衡精处古今无”。王充的伟大，在于他风格独具，思想不遵传统的绳墨，勇于疑古论今。
    王充的思想，在《论衡》里完全流传下来。例如在《奇怪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怀疑
稷母履大人迹而生，而说：“贵人之气，更禀贱物之精，安能精微？”又在《论死篇》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论死生，则以死者现神，必著殓时之衣；人即有鬼，岂衣服之仍形？他如
《书虚篇》中疑孔颜同登泰山、以望阊门之事；《感虚篇》中疑杞梁之妻哭城城崩之伪；
《语增篡》中疑武王伐纣、兵不血刃之有问题；《谴告篇》中疑灾异之无关人事；《商虫
篇》中明言虫灾之生，乃因人谋不臧；并更明言当时学风的妖妄。……这些惊世骇俗的许多
卓见，都是《论衡》中的不凡的思想，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王符：《潜夫论》
    王符（约八三～一七○），字节信，甘肃镇源人。他是姨大太生的，他的家乡“俗鄙庶
孽”（有看不起姨太太生的风俗），从小就被人轻视。他“少好学，有志操”，长大后又“
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他在不得意中，“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
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潜夫论》这部书，完整的流传到今天。
    王符是迷信时代里的一个反对“妖妄”的人。他努力提倡“以人为重”的哲学，他说：
“凡人吉凶，以人为主。……在于天者，不可知也。”又说：“书称‘天工人其代之’。王
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虚受。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
乎！以罪犯人，必加诛罚，况乃犯天，得无咎乎？”比起那时代的迷信大雾来，这些都是进
步的天人思想。
    王符生当东汉党铜的乱世，对政治的黑暗情形，他有激烈的抨击。他说：“今汉上之广
博，而曾无一良臣。”在一个良臣都没有的局面下，“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
益深。”
    统治者“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这些大胆的言论，千载之下，
还令我们崇敬。
仲长统：《昌言》
    仲长统（一七九～二二○），字公理，山东邹县人。“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
”二十岁后在各地游学，跟他交朋友的，“多异之。”那时袁绍的外甥高干礼贤下士，很拉
拢他，他却说：“君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所以为君深戒也！”
    不久，高干垮台，大家都说仲长统有眼光。
    仲长统“性俶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他自述人生的大
愿是：
    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
    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
    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
门哉！
    可见他的抱负和境界。仲长统的著作有《昌言》三十四篇，十多万字，可是大部分失传
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未”。在迷信的大雾中，显然是前卫的。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
    柳宗元（七七三～八一九），字子厚，山西解县人，被称做河东先生。
    柳宗元二十一岁就中了唐朝进士，被派管理中央图书；五年后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又整
理中央珍藏（做集贤殿校书郎），所以他博览群书，功力很不错。
    后来他做了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正要得君行道时，唐顺宗病倒，传位给唐宪宗，他
就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在山瘴里一过十年，再转到广西的柳州，过了四年，以四十六岁的年
纪，死在柳州。柳州人怀念他，为他立了庙。
    柳宗元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政治上垮台，和他赞助太学生的活动，以及“内抑宦官
，外制方镇”的立场有关。他在居庙堂之高的时候，曾经禁止宫市和苛捐杂税；他在处江湖
之远的时候，曾在柳州解放奴婢，为奴婢订出可以赎身的办法。从他写的《捕蛇者说》等文
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苦难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政治的愤恨。
    此外，柳宗元的思想也极为开明，他反对迷信。他的游记，又写得简淡隽永，是中国文
章中的典范之作。
周敦颐：《周子通书》
    周敦颐（一○一七～一七○三），字茂叔，人称濂溪先生，湖南道县人。他的舅父郑向
把他带大，郑向是宋朝大官，所以周敦颐也有官做。三十八岁那年，他为了一件冤狱同王逵
争执，他说：“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就辞职不干了。
    三十岁后他继续做官，程珦见到他，觉得他“气貌非常人”，遂叫两个儿子（十五岁的
程颢、十四岁的程颐）拜他为师。他晚年退隐林泉，筑室在庐山下的小溪旁，名濂溪书堂。
    周敦颐的主要著作是《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脱胎于宋朝初年道士陈转的《无极
图》，是儒道混合的作品，以道家的内衣，披上儒家的外套。再加上他的主敬理论又是佛家
的法门，所以周敦颐的思想，是典型的三教混同思想。朱熹后来为周敦颐辩护，说周敦颐是
纯儒家的，这是朱熹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曲解。事实上，宋朝的理学家，都是这种“三不像”
的产物。周敦颐在这方面，由于朱熹的刻意加工，成了这种“三不像”的最佳人选。朱熹在
《伊洛渊源录》和《近思录》中把周敦颐放在第一，其“理”在此。
张载：《张子全书》
    张载（一○二○～一○七七），字子厚，人称横渠先生。他原籍河南开封，因父亲在四
川做官，未能归葬，就在陕西凤翔落籍；成为郿县横渠镇人。
    张载是宋朝进士。做过县太爷，也做过京官。五十六岁时候，因为在太常礼院与人议礼
不合，就辞职了。在回陕西的路上，就发病死了。
    张载年轻时候，曾经学习军事，有志收复失土。他十八岁那年，去见范仲淹，范仲淹却
告诉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显然劝他走“偃武”的路子。他此后走向“修
文”，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在辈分上，张载是程颢、程颐的表叔，但他却觉得自己对《周易》的研究，赶不上二程
，他在讲学之时，公开告诉人们：
    “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事之。”他这种气度，颇有古印度人士的服善之
道。
    张载在宋儒中，不是最聪明的，但却是最用功的，朱熹说他“苦心力索之功深”。在“
苦心力索”之下，他主张“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心怀，比起他在理学上
的许多莫名其妙来，值得我们特别欣赏。
程颢·程颐：《二程全书》
    二程是程灏和程颐，河南洛阳人。程颢（一○三二～一○八五），字伯淳，人称明道先
生，宋朝进士，一生小官做了不少。他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安石的守旧分子，并且“新法之初
，首为异论”的，就是他。由于先登巴士反对王安石，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王安石说：
“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可见这种道学家的水平，实在不怎么样。比他小一岁的弟弟
程颐（一○三三～一一○七），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后来被找去做宋哲宗的老师，他要
求坐着讲课，“以养人主尊儒重道之心”。但是当宋哲宗大了，他被赶走，以六十四岁的年
纪，送到四川去编管；宋徽宗时候，甚至查禁他的著作。他只好迁居，并且停止讲学。他对
学生说：“尊所闻，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门也！”
    二程在性格上小异，哥哥温和，弟弟严厉；在思想上大同，并没什么根本的歧义。《二
程全书》中的语录，大部分都不分是哥哥说的还是弟弟说的。可见大同的情况，已经难解难
分。
    朱熹虽然没见过二程，但他真的是他们的好学生。他把他们发扬光大，成为所谓正统，
通吃五百年！
胡宏：《知言》
    胡宏（一一○二～一一六一），字仁仲，福建崇安人。他是名儒胡安国的儿子，是程颐
学生的学生。胡安国在政治派系上和秦桧接近，因为他“颇重秦桧之大节”。但当秦桧当权
的时候，胡安国家的老大胡寅、老二胡宏，都对秦桧表现了不合作主义。胡宏为反对秦桧，
不肯做官，不但写措词严厉的情绪秦桧，还“优游衡山下余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
。他上书宋高宗，说廷臣“不能对扬天心”、“皆为身谋”，以致大家不努力把被金人俘虏
的宋徽宗、宋钦宗接回来。但他不知道：这根本就是宋高宗自己的原案啊！——那两位前任



皇帝若回来，宋高宗自己，又怎么做皇帝呢？
    胡宏在政见上悬格甚高，但在学说上，却比宋朝道学家开通得多。他反对二分法“天理
”与“人欲”，也反对二分法“圣人”与“众人”，这种前进思想，难怪要遭到朱熹的大力
攻击。朱熹写“胡子知言疑义”，一方面从八大段攻击胡宏，他方面又断章取义，这种作风
，正反证了胡宏学说中真的有了道学家讨厌的成分。翻出《朱子大全》一对照，倒真是一件
妙事。
陆九渊：《象山全集》
    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字子静，自号象山翁，人称象山先生，江西金溪人。
他的祖父好佛老，爸爸却是个儒家礼仪的热心推广者。陆九渊三十四岁中进士，在家乡讲学
。三十七岁时候，吕祖谦约他和朱熹会于鹅湖寺，大开辩论，“论辨所学多不合。”过了五
年，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他“讲君子小人喻义利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的。四十九
岁以后，在象山五年，有几千人去拜访他。五十五岁死去。
    陆九渊在中国思想家中，有罕见的大气魄，他没有专书留下来，有人劝他写书，他说：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这种大气魄，是很难能可
贵的。
    他又说：“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亦
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于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此心此
理，亦光不同也。”就凭这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识，他认为历史上的圣人，只有孟子
和他在精神上是相应的。他把孟子发扬光大，最后成就了“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成
一独特影之
陈亮：《龙川文集》
    陈亮（一一四三～一一九四），字同甫，人称龙川先生，浙江永康人。出身农家，“生
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在宋朝与金人议和，
大家都喘口气的时候，他始终是鹰派。他一再上书，要求振作。他认为皇帝“今乃委任庸人
，笼络小儒，以迁延大有为之岁月”，令他“不胜愤悱”。这种说真话，给他惹来不少的后
遗症。
    陈亮前后下狱三次。第一次被人检举喝醉酒说错话，被捕后，办案人员“笞掠〔陈〕亮
无完肤，诬服为不轨”。被宋孝宗知道了，说了一句“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才算免
了牢狱之灾。另外两次都是莫名其妙的被牵连。《宋史》说他“自以豪侠屡遭大狱，归家益
厉志读书，所学益博”。
    陈亮很看不起“天下之士”，他说他们“熟烂委靡，诚可厌恶”。他自己要”推倒一世
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不妨为一世英雄”。陈亮一生，虽然没有事功，但他的际遇
之惨之奇，却是古今罕见的。
叶适：《水心集》
    叶适（一一五○～一二二三），字正则．人称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二十九岁中进士
，在金人的高压下，他力劝宋朝皇帝收复失土，他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
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
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于是力屈气索，甘为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这种鹰派
思想，影响了韩佣胄的北上用兵，结果仗打败了，他虽然反对韩侂胄的冒进，但是仍然洗不
清，被夺职去官。
    叶适在政治上是好战的，在思想上也是好战的。陈振孙说他除了“孔子之外，古今百家
，随其浅深，无得免者”。可见他的议论之多！
    叶适在思想上最精采的，是他拆穿了朱熹之流对道统的捏造，他不承认“曾子——子思
——孟子”的继承孔子说法，他说：“曾子不在四科之目，……舍孔子前宗孟轲，则于本统
离矣！”他又攻击朱熹他们都是“出入佛老甚久”的非儒家，例如“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
”，就“非孔氏本旨”，这种议论，真是痛快痛快。
刘基：《诚意怕文集》
    刘基（一三一～一七五），字伯温，浙江青田人。他是元朝进士，在江西高安做县太爷
。他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他看不起统治者，他写《卖柑者言》
说统治者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
因此惹得官也做不成了，闲居在家，他五十岁时候，加入朱元璋的革命阵营，朱元璋对他礼
贤下士，称他为“老先生”。他对明朝开国的功劳，最像汉朝开国的张良。一三七○年，明
朝封他为“诚意伯”。第二年，他六十一岁了；告老回乡，但是猜忌成性的新统治者又不放

过他，使他不能隐居。六十五岁那年，还是不明不白的死了。刘基死后，他的儿子刘璟说他
“以生民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明史》说他“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
形于色”，很可看出他的心胸和抱负。
    刘基因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后来变成了传说中的阴阳术数的
大箭垛，许多迷信的书，都冒他的名做的。其实正好相反，刘基是一个反对迷信的人。
陈献章：《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一四二八～一五○○），字公甫，号石斋，人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他年
轻时候，搞的是程朱派理学。后来困学知变，“尽穷天下古今典籍，旁及释老稗官小说”，
又“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无户外迹”。在三十九岁后进京，明朝的大学祭酒刑让很赏
识他，“扬言于朝，以为真儒复出，由是名震京师。”
    陈献章的入学法门是“以静为主”，“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明史）说他—
—
    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子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如
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
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卸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鸯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
至以为“活孟子”
    了。
    这位“活孟子”，是程朱派理学中“心学”的大将，他在程朱派的理学主流下，独挽狂
澜，上承陆九渊，下启王守仁，使程朱理学的清一色，在明朝打出两个太阳。他的长处在教
人独立思想，短处在禅味过重未免失之太玄了一点。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
    王守仁（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大家称他阳明先生
（阳明是本县一个山的名字）。
    王守仁一生的历程，自称：“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
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正德丙寅是一五○六年，
他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他因上书直谏，被廷杖，并滴遣到贵州的龙场驿（在贵阳西北七十里，属修文
县），在困境中得到彻悟。这三年的磨练，使他建立了自己学说的基础。
    自宋到明，中国的学统全在程朱学派手中，王守仁却上追陆九渊，认为陆学才是儒家的
真传，遂形成“陆王哲学”。王守仁的学说叫“心学”，也叫“阳明学”，重点是“心外无
理”，“心即理”。王守仁认为朱熹他们心、理二分是错的。他宣称：“吾心即物理，初无
假于外也。”他也反对朱熹先格物穷理的步骤，认为先知而后行，就会终身不行，也就终身
不知。所以他提倡“知行合一”，认为“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凡是不行的，“不足谓之知
”。这在思想境界上，的确是一大突破。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一四七四～一五四四），字子衡，号浚川，人称浚川先生，河南仪封人。他“
幼有文名”，二十九岁中明朝进士后，开始做官。他一边做官，一边“究心国家典章时政机
宜。……以正学术”。为了揭发宦官的黑暗弄权，他被人反咬一口，坐了牢，但没有证据证
明他不法。出狱后，降级改叙；继续做官。为了替盗林木的百姓讲话，又被罚俸。他六十一
岁死去，死前三年，还因“朋比阿党”的罪名，被赶出朝廷，“斥为民”
    《明史》说：“廷相博学好议论，以经术称。于星历、舆图、乐律、河图、雒书及周、
邵、程、张之书，皆有所论驳；然其说颇乖僻。”但是现在我们检查他的遗作，却发现“其
说乖僻”中，有很多进步的言论。他对传统的、世俗的一些看法，有他独立的见解。他既反
对程、朱、陆、王的理、气、太极、性、知、行等的思想，又反对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又反
对邵雍的象数思想，又反对上行、灾异、鬼神、风水等的迷信思想。他公然说：“五行生克
出自异端邪术，古今大惑莫甚于此。”公然说风水是“邪术惑世以愚民，……不孝之事莫大
于此”。这种革命性的“乖僻”言论，是古今少有的。
何心隐：《何心隐集》
    何心隐（一五一七～一五七九），本姓梁，名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永丰人。他
三十岁前，走科举的路，后来追随颜钧（山衣），走上颜钧“欲有为于世，以寄民胞物与之
志”。颜钧是王守仁（阳明）学生的学生的学生，何心隐就是三传弟子。
    何心隐办了一所他理想中的学校，格于旧势力，后来解散了。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由
于坏政府抽税，引起民变，官方怪他，把他定了绞罪，后改充军贵州。他的朋友程学颜商请
浙江大员胡宗宪调用他，因而出狱。四十三岁随程学颜上北京，得罪了炙手可热的当朝大吏
，乃改名何心隐，逃到南方。“从此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一五七六年、一五七七年，
官方两次缉捕他，都被他逃脱，但是一五七九年，他终于在祁门被捕。被捕后，他“千言万
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最后在湖广巡抚王之垣面前
，坐而不跪，公然说：“公安敢杀我？又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王之垣痛笞他，
最后被打死在狱里，年六十二岁。
    何心隐案是中国旧社会迫害异端的一个显例。何心隐由反对地方官到反对当朝宰相，争
取人权与讲学自由，最后竟遭惨死。他的身世与血泪，最令我们钦敬。
李贽：《李温陵集》
    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字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人。他小时候，家里
很穷，母亲死了，跟着父亲过活。二十六岁中举人，三十岁后到河南做小官。四十岁前碰到
河南灾荒，两个小女儿都活活饿死了。五十一岁做云南姚安知府，在宦途二十多年后，于五
十四岁辞官，“托迹禅林”，把家变成禅院。在湖北麻城等地，开始讲学。因为许多妇女和
僧侣听他的议论，遂被戴上“左道惑众”、“大坏风化”等帽子，在七十五岁那年，为湖北
佬驱逐，并把他家给烧了。他流亡到河北通州，最后还是难逃大劫，给事中张间达劾他非圣
无法，明神宗下令把他关到监狱。他七十岁时曾说过：“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
狱，可以成就此生。”六年以后，他终于以七十六岁的年纪，被“不知我者”关在牢里，自
杀在牢里，完成了“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的语谶。
    李贽是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思想家，他的思想自由而解放，并且他的人格也洒脱高超
，有殉道气魄。他从五十六岁到死，二十多年，“朝夕读书，手不敢释卷，笔不敢停挥。…
…
    日日如是，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这种努力，是殉道者的
努力，最令我们敬佩。
顾炎武：《亭林先生遗书汇辑》
    顾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字宁人，人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王氏是中国的全套旧女性：未婚守节、断
指疗姑、得贞孝牌坊，最后在明末清初时期，以“我虽妇人，然受国恩矣。没有大故，必死
”的信念，在六十岁时候，绝食十五天而死。遗命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
无忘先祖遗训”。从此顾炎武自三十三岁到七十岁死去，都不肯做清朝的官，“刀绳俱在，
无速我死！”
    他曾多次不惜一死来拒绝，最后终于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
    顾炎武最恨一般知识分子的逃避现实。他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
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又说：“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
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种沉痛与气魄
，真是古今罕有。
    顾炎武以“体国经野之心”，去“登山临水”，每次用两匹马、两匹驴驮着书，到处研
究他的实学。他一生标榜“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在这两方面，他都立下伟大的风范。
李顒：《二曲全集》
    李顒（一六二丸～一七○五），字中孚，号二曲，别署“二曲土室病夫”，陕西周至人
。他小时候，父亲为明朝殉难，没钱缴学费，老师都不收他。他母亲气起来，说：“元师遂
可以不学那？经书固在，亦何必师！”她不信邪，叫他在家自己念，终于自修成为大学者。
    他三十六岁，母亲死了，他把母亲和父亲的一颗牙埋在一起，守了三年丧后，四十一岁
那年，徒步向河南出发，到襄城四周找他父亲遗骨。当然找不到。但这种精神，感动了襄城
的县太爷张允中，县太爷为他父亲立了烈士祠，又在旧战场上盖了一座招魂冢，以安慰他。
    这时候，已是清朝康熙九年（一六七○）的冬天了，明朝崇侦皇帝已殉国二十六年了。
也就是说，清朝已经统治二十六年了。对这个他所不赞成的政权，李顒始终不肯合作。
    有一次，大官人特备车马，接他去见皇上。他不肯去，躺在床上装病。大官人叫人抬他
的床，一起出发，李顒气得不吃饭，相持了六天，最后逼得他要拿刀自杀，大官人才算死心
，放弃送他去“召见”。
    李顒七十六岁时候死去，成功的做到了他的不合作主义。
金人瑞：《唱经堂才子书》
    金人瑞（一六○七～一六六一），原名采，字若采，明朝亡后，改名人瑞，法名圣叹，
江苏吴县人。他小时候，家里很穷，亲友也少，十岁才念书，又因为体弱多病，所以不能同
小朋友们玩，就独自一人，整天读书。
    金人瑞从小读书得间，常在书本中得到新义。长大后，王应奎说他“颖敏绝世，而用心
虚明，魔来附之。……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这简直说他的才情，是鬼使神差的）。
    徐增说：
    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
狼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
，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婆，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
，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
    这样一位“颖敏绝世”的伟人，最后竟因向黑暗政府请愿，以“摇动人心倡乱，殊干国
法”罪名，被处死刑。死刑执行前，他游戏人间，从容赴难，他的洒脱旷达，真是魔附神助
了。
颜元·李塨：《颜李丛书》
    颜元（一六三五～一七○四），子易直，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父亲是朱家养子，他
也生在朱家。十五岁结婚，但为了要学仙，不肯同房。十六岁“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
十九岁朱家有讼案，他被捉进牢里，在牢里看书自修。出狱后做农夫、习武艺、学中医、当
教书匠，样样都来。由于父亲失踪，在祖母死时他代行父职，不折不扣的行了不近人情的丧
礼（朱子家礼），弄出一场大病。这时别人告诉他，说他父亲根本就不是朱家的人，这时他
也觉悟到这种丧礼“有违性情”，因此起了反动。后来他离开朱家，回乡归宗，万里寻父。
五十七岁时候，南游河南，发现“人人禅子，家家虚文”；乃对程朱之学更起反动，相信“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不愿做道统中的乡愿”了。
    颜元此后力反程朱的守静与虚学，他说：“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做弱人病
人无用人，皆晦庵（朱熹）为之也！”他努力提倡实用主义，他的伟大精神，一如墨子。
    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字刚生，号恕谷，河北蠡县人。他是颜元的学生，也是
“颜李学派”的传人。
戴震：《戴氏遗书》
    戴震（一七二四～一七七七），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做过四库
馆的纂修，赐同进士出身。
    戴震是清朝的大学者，在思想方面的主要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绪
言》（《绪言》和《孟子字义疏证》有很多重复，该是后者的初稿）。其他在声韵方面、历
算方面、地理方面、经学方面，他都有渊博的论述，给中国的考证学，树立了登峰造极的境
界，后来的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都是这一学风的传人。
    戴震主张纯粹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古书，由声音文学以求训佑、由训诂以求义理，从实事
求是、从细心做学问求真，他说：“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他认为宋儒的
学问是不行的，他们只会“空言说理”、“轻凭臆解”、“讥训估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
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要渡江有船、登高有梯，没有捷径，还得从实学硬功夫做起。
    戴震在思想方面，反对不近人情的理学，认为儒者“以理杀人”和酷吏“以法杀人”并
无二致。这种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新思想，最值得我们敬佩。
焦循：《焦氏丛书》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字里堂，江苏甘泉人。是清朝乾隆时候举人，后来闭户
家居，研究经学、数学、天文学，很有成绩。他在雕苑楼里著书，足不进城者十多年，他的
专心，由此可见。
    焦循的思想中，有一些开明的成分。例如他对性的问题，认为大家都“每以精深言之”
，结果说过头了。其实“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又如他对订婚，反
对有强制性，因为一般习惯都从幼年订婚，一方有了死亡疾病，他方就要守节或起纠纷，这
是不妥的，也是不合古礼的（当然，焦循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也有矛盾的一面，他一
方面写《贞女辨下》来“为议贞女者危之”，一方面写《李贞女诗》来歌颂守望门寡的女
性）。又如他对异端的态度，主张包容，反对“执己之一端，不能容人”。他说：“人异于
己，亦必己异于人，互有是非，则相观而各归于善，是以我之善观彼以摩彼之不善，亦以彼
之善观我以摩我之不善也。故任昉撰《王俭集序》云：‘攻乎异端，归之正义。’义者，宜
也。归之于宜，何异之有！”这都是很开明的态度。
严复：《侯官严氏丛刻》
    严复（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字又陵，也字几道，福建福州人。他少年时候，学的是
中国老东西。十四岁考入福建马江学堂学海军，二十二岁在英国留学四年，二十六岁做天津
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四十一岁中日甲午战败，他感于中国之弱，根本在思想学术上
就不行，于是发愤译介西方思潮，并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
韩》等文章，为西化与维新打下理论基础。
    一八九六年，严复译赫脊黎《天演论》，影响晚情思潮极大，又译亚当·斯密的《原
富》（一八九八～一九○○）；约翰·穆勒的《自繇论），后改名《群己权界论》（一八九
九）；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八九八～一九○二）；《穆勒名学》（一九○○～一九二
○）；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九○○－一九○五）；甄克斯的《社会通诠）（一九○二）
；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一九○八）等。他的翻译，事实上是把原作改写或借题发挥，掺
入己见，别具一格。
    严复后来任编辑局总纂。辛亥革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称帝，强挽他支持，成
了“筹安六君子”，他没有勇于否认，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严复是中国近代化变局中的先知，但是时代走得比他快，结果他落后了，反倒成为保守
派，这真是个人与时代的一幅谚
康有为：《万木草堂丛书》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更生，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
思想家。他年轻时受廖平影响，努力研究《公羊传》，以何休注为基础，专求微言大义，进
而有所发明，自成一家。
    康有为最重要的著作有三：第一、《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认为刘歆要帮助王莽
篡汉，用孔子语气伪造了经书，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这书使人知道旧的学说全不可信。
第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六），认为经书是孔子假古人的言论而按自己的想法写成的
，理想化了古代政治之后，再托古改制。这书使人知道孔子乃是一位维新派，是改良主义者
。第三、《大同书）（一八九三），认为社会依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演进，以“春秋
”的三世说，说明“礼运”的小康即升平世，大同即太平世。目前只是据乱世，应先走改革
路线以至小康，最后再到大同。
    康有为了生参与两次政变，一次是戊戌政变（一八九八），一次是丁巳复辟（一九一
七），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他的晚年，显得落伍而落寞，以办《不忍》杂志和写毛笔字度
过。他对书法极有功力，著有《广艺舟双楫》传世。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复生，号壮飞，湖浏例阳人。他的父亲是清朝大官
，最后做到湖北巡抚。他十三岁跟着父亲到甘肃，二十岁跟着新疆巡抚刘锦棠到新疆，以后
十年间，浪迹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见闻很多。
    谭嗣同二十九岁时候，中国甲午战争打败，他热心救国运动，组学会、养人才、研究新
政，非常活跃。三十三岁时候，参与戊戌政变，被西大后非法残杀于北京菜市口，成为“戊
戌六君子”中最感人的一位。
    谭嗣同的思想，从旧学中加进佛学，又从佛学中加进西学，他死前两年认识了康有为、
梁启超，受了他们极大的影响，思想的视野上更宽了。他完成了最主要的著作——《仁学》
，对人生的取向，有了融会贯通的结论。这种结论，使他在戊戌政变时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
、可以逃亡却宁愿坐待，最后从容的，。我自横刀向天笑”而去，完成了伟大心灵的一生。
《仁学》出版于他死后，因为是禁书，所以刊行于日本。他的遗作，近年在大陆迭有发现，
所以对了解他，有了进一步的帮助。
墨翟：《墨子》
    墨翟被尊称为墨子，或说是春秋时候宋人，或说是鲁人。司马迁说墨子和孔子是同时人
，或者稍后；孙诒让说墨子比孔子还早。
    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
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
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大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
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
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
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
    墨家的门徒很多，但他们过的，不是“有酒食，先生撰”的生活，而是“短褐之衣，藜
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的苦行生活。他们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群人物，他们比
起儒家的门徒来，后来是没落了。这种没落，是中国真人的没落。
公孙龙：《公孙龙子》
    公孙龙（约前三二五～约前二五○），战国后期赵国人（《史记》中有两位公孙龙，一
位是孔丘学生，是春秋时人；一位是孔丘六世孙孔穿时代的思想家，是战国时人）。他在公
元前二人四年，曾到燕国游说，劝燕昭王别打仗；后来在赵国平原君家作客二十多年，见过
赵惠王、邹衍、孔穿。他是战国时代的雄辩家，辩论比赛的结果，总是“孔穿不应”、“子
高弗应”，谁也赢不了他。虽然赢不了，可是大家不服，所以《庄子》说：“辩者之徒，饰
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民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尤）也。”
    公孙龙是中国思想中的彗星。中国思想，最薄弱的是逻辑，在思想方法上，常常气壮而
不理直，推理推了半天，结果把理推到一边去了。这时候公孙龙出来，用逻辑方法，把一般
的比喻，来了一番使人吃惊的新解，自然就不同凡响了。例如《论语》中谈坚白，（“不曰
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但这种坚白观念，到了公孙龙手里，就发展出
逻辑的讨论。这种思想方法上的细密，除了《墨子》外，是古人所不及的（纪元前五世纪，
希腊的季诺（Zeno）跟公孙龙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件最有趣的事）。公孙龙的出
色，也正在这里。
颜之推：《颜氏家训》
    颜之推（五三一～五九一后），琅琊（山东林沂）人。他的一生，历经战乱，他在湘东
王萧绎幕中服役的时候，为侯景所败，做了俘虏，在囚送渗中，几乎死掉。萧绎被拥立成梁
元帝时候，叫他管理中央的图书。后来西魏军打江陵，围城二十一天后城破，萧绎认为自己
完了，文化完了。乃尽烧图书，蹈火自焚。颜之推又成了俘虏，最后留在北齐做官。北齐被
北周所灭时候，他又一次做了“亡国奴”。饱更忧患的经历，使他在老死以前，写下一部望
子成龙的名著，就是《颜氏家训》。颜之推很看不起无用的知识分子，他说：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
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
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又说：
    吟啸谈学，讽永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俗吏所共
嗤诋，良由是乎！
    此公的境界，由此可见一斑。
吕坤：《呻吟语》
    吕坤（一五三六～一六一八），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人。他是明朝进士，做到山
西巡抚等高官。
    吕坤关心世道人心，他认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他在一六一六年八十一岁时候
，刊行了这部写了三十年的稿本，就是正人心的一部有力书籍。
    《呻吟语》的意思是“病时疾痛语也”。他认为人的身心常在病中，他自己“三十年来
，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临死前两年，才决定把这部切身修养的著作，公之
于世。
    《呻吟语》全书共分六卷，包括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
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十六部分。这书在吕坤生前印的
，只是两卷的摘要本，叫《呻吟语摘》；他死后印的，多是六卷的全本，共有两千零七十三
条，可算集修养的大成。
    吕坤很得人佩服。明朝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八十老翁，他做刑部尚书。清朝道光皇帝
，甚至把他从把在孔庙里。在旧道德的修养上，吕坤的成绩，的确可为典范。
    
      
 
宗教类
    孟轲：《孟子》
    孟轲（约前三七三～约前二八九），字子舆，在战国中期，生在邹国（山东邹县）。
    孟轲自命是孔丘的传人一“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他说：
    “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
    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这是十足以圣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欲平治天
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这又十足以道统自承了。虽然这样，在身分关系上，孟轲却
只不过是孔丘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的学生而已。
    孟轲的地位是累积起来的。到了唐朝，韩愈推崇孟轲是直承道统的人物。到了宋朝，他
配享到孔庙。到了元朝，他被封为亚圣。到了明朝，因为明太祖不喜欢他；吃了一点蹩，后
来就一直风光，直到今天了。
    《孟子》一书共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在内容上，理直气壮固多，理不直气壮也不
少。中国人推理不合逻辑，受孟轲的影响应该不少。
    《孟子》在北宋以前只是子书，宋仁宗后，才升段为经书，真是愈来愈走运了。
    《孟子》中最精华的思想，乃是它的政治哲学。孟轲主张义利之辨，此利乃指自私自利
，不是民生乐利，孟轲从不反对民生乐利，把两种利混为一谈的，不足以知《孟子》。
董仲舒：《春秋繁露》
    董仲舒（前一七六～前一○四），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
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以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
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
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在这种师生关系中，一个学生害了他。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
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
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汉武帝一听，火了，于是把董仲舒
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
，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也
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思想的第一罪人，这种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
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韩愈：《韩昌黎集》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字退之，河北昌黎（唐朝的昌黎是今天的通县）人。他是唐
朝进士，官瘾很足，可是时升时降，官运却不怎么样。唐宪宗听说凤翔法门寺的护国真身塔
里有释逸文佛的指骨，特派宫人三十六名去奉迎，满朝大事铺张的时候，韩愈大表反对，并
说东汉皇帝信了佛以后都短命。皇帝大怒，把他贬到广东潮州。到潮州后，他上表谢不杀之
恩，并歌功颂德一番，所以只待六个月，就放回来了。
    韩愈是儒家思想的拥护者，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
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
焉”。字里行间，严然以道统自任。他是公然主张“抵排异端，攘斥佛老”的，他在思想上
的心态，是非常明显的）
    韩愈虽然在思想上不过如此，但在文章上，却卓然成家。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一作文
就是“四六体”——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韩愈出
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造成“文起八代（魏晋六
朝）之衰”的局面。虽然他的文章，讨厌之处也不少，但比起八代的来，总算是进步了。
朱熹：《朱子大全》
    朱熹（一一三○～一二○○），字元晦，人称朱子或朱文公，安徽婺源人。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在理学理论上建立大功夫，一方面在经典整理上
施展细功夫，这样巨细不遗的全盘功夫，使他创造了“道统”的布局，而成为继往开来型的
大人物。
    糟糕的是，他这些经典整理上的细功夫，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的、客观的研究，而是玄
学的、主观的武断。他的许多著作，目的只是用来武断的以供创造“道统”之需。例如他不
加辨别，就硬说《大学》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说《中庸》是子思所作，等等等
等，全是没有证据的胡说。但这种胡说，居然以《四书》的形式，挟“道统”以俱下，大大
的影响了后代的中国人。对于、孟而言、对后代中国人而言，都给弄错了导向。严格说来，
这真是一种罪过；难怪清朝大儒颜元要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盂”了！
    朱熹又反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把“道统”延伸到史学方面，又强调正统说。他
写了《资治通鉴纲目》六十卷来支援这种说法。总之，此公的头脑，实在有大多的歧途，但
他又给后代中国人的头脑输入太多的错路，这真是不幸。
僧祐：《弘明集》
    僧祐（四四四～五一八），本姓俞，原是江苏彭城人，后世居建业（江苏江宁），他从
小就喜欢到庙上去，不肯回家，后来终于做了和尚。他跟“一时名匠”法颖做徒弟，研究佛
学，“竭思钻求，无懈昏晓”，成了名和尚。他收“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其中包括王
公大人公主贵嫔，风光无比。
    在南北朝时候，佛教和反佛教之争，变成了热门，佛教遭到儒教和道教的夹击。僧祐站
在佛门弟子的立场，编了一部《弘明集》来卫道、来“为法御侮”。在他编这部书的时候，
为了对照，也收了反面的论文，于是这种反面的思想，也跟着借光，保存到今天。其中最有
名的，就是范缜的《神灭论）。
    范缜（四五○一五一五？）字子真，他不信鬼神，写《神灭论》，勇于反对佛教迷信。
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亲自写文章骂他，并发动朝野七十多人写文章围剿他，但是范缜不
买账，他的论敌也承认“无以折其锋锐”。在这场大辩论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国人的思想水
平和思想方法，所以这部论集，自然有它历史的地位。
慧能：《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慧能六三八～七一三），本姓卢，广东新兴人。他本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樵夫，因为听人
念《金刚经》，有所领悟，就去找禅宗第五祖弘忍，弘忍先叫他打杂八个月，然后发现他有
慧根，就把衣钵传给他。就这样的，他以二十出头的少年，就当了掸宗第六代的祖师爷。
    慧能是反对繁琐佛经的，他说“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不识自性般若，犹如说食不饱。”
又说：“佛言随其新净即佛土净，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西方人心不净亦有罪（人夫夫心，
不会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他甚至认为习禅打坐、出家修行，都没必要，他说：“道须通流，何以却滞，心不住法
，道即通流，心若缚法，名为自缚。若言坐不动，是只如舍利伸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
”“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
。”这些言论，在佛教中，都是革命性的言论。这些言论的基础都在反对形式，重视精神上
的明心见性、精神上的开启与顿悟。
    佛经本来就是大量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本来就缺乏明确的含义。慧能以后的禅宗，在
冲破这种汗牛充栋上，很革命，但冲到后来，仍是用抽象代抽象，只是简化一点而已。所以
，不论是口头禅或野狐禅，其禅则一也。
佚名：《太平经》
    道教是纯粹中国的宗教，它托身在老子，把老子“太上老君”起来，但老子的思想，实
在和它扯不上，真正跟它扯上的，是阴阳家和迷信家。这些大家们，从为秦皇汉武求仙长生
起，就没老实过。到了后汉，张陵（道陵）先在江西龙虎山隐居，后在四川鸡鸣山修练，自
称得“太上老君”秘传，行符水禁咒之法，得长生不老之术，著道书二十篇，是为道教定形
之始。
    张陵的孙子是张鲁，“造作道书，以惑百姓。”张鲁以外，张修、张角也都是道教的元
勋及人物。他们传教的道书：才能详知，但是一部叫《太平经》的，终于慢慢定形了。
    这部《太平经》，来源说是于吉得到的神书，原来只有两卷，后来你也加我也加，变成
了一部一百七十卷的大书，成为道教最早的经典。虽然这部经典，并不为后来道教信徒所重
视，但它的历史意义，极有价值。从这部黄巾之乱的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许多
思路，看到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众怎样追寻、怎样迷信、怎样提出他们的呼声和要求。所以读
读《太平经》，我们倒真可得“道”呢！
葛洪：《抱朴子》
    葛洪（二八四～三六四），字稚川，丹阳句容（江苏江宁）
    人。他生于迷信世家，他的祖宗就仙里仙气的，他自己，又认到了一位仙里仙气的老泰
山，又从老婆那边传到了不少“玄业”。葛洪为人，又丑又不善言辞，穿得破破烂烂，但是
对信仰很执著、很朴实，大家称他做抱朴之士，他就著书，自号“抱朴子”。
    葛洪在石冰之乱时，曾有过一段武功。乱后，他“不论功赏，径至洛阳，欲搜求异书以
广其学”。后来看到天下太乱，“欲避地南土”；又听说交趾产丹，可供他提炼，就要求去
做地方小官。皇帝认为太委屈他了，他说：“非欲为荣，以有丹耳。”
    就出发了。
    葛洪为人“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马，又精辩玄喷，析理入微”。他
自述写《抱朴子》的原因是：“道士弘博洽闻者寡，而意断妄说者众。……今为此书，粗举
长生之理。……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葛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故予
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余驳难通释，名曰外篇。”他在八十一岁时死去，所谓长
生，也不过如此。死时虽然“颜色如生”，但毕竟还是死了。葛洪的死，是中国长生理论家
的最大幻灭。
佚名：《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的书里最怪的一部，自古就被看做一部荒诞不经的书，共十八篇，三
万多字，传说是夏禹、伯益作的，其实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而是战国后期定形出来的一部
中国各地传说。
    《山海经》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以河南洛阳为中心，向四方扩展成海内、海外、大荒
等经。它的内容包括山川、动物、植物、矿物、药物、巫医、神祗、祭把、远方异国等等。
叙述的方法很细腻，例如说天下名山，夏禹所经历的有五千三百七十座，走的路有六万四千
五十六里，这样煞有介事的细腻方法，是一般古书望尘莫及的。
    《山海经）在《汉书》艺文志中放在刑法家之首，自汉朝到明朝，都被当做地理类的书
，一直到了清朝，才被列入小说类，但是从民俗和神话观点上看，它倒有着极大的价值，显
然不是什么小说。明朝胡应麟早就说它是“古今语怪之祖”，它显然不是地理书也不是小说
书。《山海经》中一大特色是它的巫术意味，例如佩戴一种鹿蜀怪兽的皮毛，可以多生贵子
；佩戴一种柬施（反犬旁）怪羊的皮角，可以以恶治恶；吃下一种狌狌怪物的肉，可以健步
如飞，都是有趣的例子。这都是民俗和神话的史料。
佚名：《易经》
    不论是龟卜或筮卜，卜出来的结果，累积起来，每在新卜之事与所现之兆相同的时候，
就可以就累积的结果来援用，不必再重复了。这种卜的方法，比以前方便，所以叫“易”；
因为流行在“周”朝，所以叫《周易》。
    因为《周易）只不过是卜筮手册，所以除了这个意义以外，原来没有别的。可是，在
《周易》本文以外，后来冒出了《易传》，《周易》的本文叫“经”，解释“经”的叫“传
”。“传”该是帮忙解释明白的，但是《周易》的“传”却愈帮愈忙，于是问题就多了。
    《易传》有十篇，又叫《十翼》，就是十篇辅翼文章的意思。从汉朝到唐朝，大家对
《十翼》都没有异议，认为是孔子作的。到了宋朝，欧阳修首先怀疑，现在证明非孔子所作
，已是定说了。《十翼》包括：一、录上传（《周易》六十四卦，每卦有“象辞”，就是断
定这卦意思的话，《彖传》就是解释“彖辞”的话），二、彖下传，三、象上传（又叫“大
象”，是总论一卦之象；这种总论叫做“爻辞”），四、象下传（又叫“小象”，是分论六
支之象，支是八卦表示的形象），五、系辞上传（系辞是总论《周易》的话），六、系辞下
传，七、文言传（文言是解释二卦经文的言语，是专说乾坤二卦的），八、序卦传（解释六
十四卦为什么要排成这种次序），九、说卦传（解释八卦的方位、意义〔如乾、健也〕和取
象〔如乾为马〕，十、杂卦传（解释卦名）。
吕才：《阴阳书》
    吕才（约六○○～六六五），博州清平（山东聊城）人。他从小好学，“善阴阳方伎之
书”。唐太宗时候，发生了音乐上的疑难，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扯不清楚。唐太宗要大家推
荐专家来解决，吕才就被推荐上来。吕才又为唐大宗解决（三局象经）中的疑难，最后升到
“太常博士”。
    唐大宗认为《阴阳书》流传得“谬伪浅恶”、“穿凿既甚，拘忌亦多”，就叫吕才与学

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最后新编成五十三篇，加上旧的四十六篇
，一共一百篇，“诏颁天下”。这部一百篇的《阴阳书》，全文失传了，只在《旧唐书）中
保存了“叙宅经”、“叙禄命”、“叙葬书”三篇（《新唐书》中也保存了，内容有出入）
。仅从这三篇里，我们就可看到无神论者吕才，在反对迷信上面的努力。他大胆否定了卜宅
吉凶的迷信、否定了命定的迷信、否定了阴阳葬法选日选时选地的迷信。这种前进与开明，
求之古人，真是少见！
    吕才的多才，还不止此，他又作过“方域图”、“教飞骑战阵图”、“文思博要”、“
姓氏录”、“隋记”；参与“白雪歌词”、“本草”。他真是多方面的专家，在中国古人中
，他有点像阿基米德。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
    赵吉士（一六二八～一七○六），字天羽，一字恒夫，晚号“寄园主人”，安徽休宁人
。他生于明朝崇帧元年，清朝顺治时曾经中过举人。
    这是一本笔记，书名五个字中，有三个“寄”字，第一个“寄”字是他住处的名字，第
二、三个“寄”字同义，第二个是动词，第三个是动名词做目的语用。他认为宇宙万物都有
所“寄”，譬如日月星辰寄于天、人的五官寄于面，所以他的家叫“寄园”，他的笔记叫
《寄园寄所寄》。这部笔记，是他人生如寄的一点成果。
    笔记是一种鸡零狗碎的札记式文体，在中国文学的地位很特殊，有记史的、有记掌故的
、有记神怪的，内容十分复杂，涉及范围也很广泛。这本书也不例外。全书分为“囊底”、
“镜中”、“倚杖”、“捻须”、“灭烛”、“焚尘”、“獭祭”、“豕渡”、“裂眦”、
“驱睡”、“泛叶”、“插菊”等十二”寄”，所记有正经的忠、孝、悌、义、正气、廉介
，有孔丘所不语的鬼、怪、人妖，有指正“习语”、“称谓”错误的文字，以及官场洋相中
使人“乐然复笑，笑之中有箴规焉”的幽默故事。
    
      
 
社会科学类
    佚名：《尚书》
    《尚书》的意思是上古帝王的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
分是帝王的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文字。大体上说，平时的叫“诰”，战时的叫“誓”
，君告臣的叫“命”，臣告君的叫“谟”。
    《尚书》是五经之一。它被称为经，始于《荀子》劝学篇，到了汉朝，才开始以经的面
目流行。五经中《尚书》的问题很多，因为它出现了两种版本，闹得乌烟瘴气。
    第一种版本——秦始皇烧书时，秦博士伏生把尚书藏在墙壁里，就逃难了。汉文帝时候
，挖开墙，发现只剩二十九篇，他的学生就用当时的文字（隶书）流传下来，叫做《今文尚
书》；第二种版本——汉景帝时候，鲁恭王翻修自己的宫殿，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
发现了用晚周民间别体字写的《尚书》，经过孔安国的整理，发现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叫
做《古文尚书》。可是因为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大家都不太懂。直到成帝时候，刘向刘歆父
子先后在皇家图书馆把两种版本校勘，才重新推出，结果因为权位之争，闹出今古文之争。
其中掺进王肃做的伪书，冒名顶替一千年之久。直到清朝学者出来，才算理出它的面目。
管仲：《管子》
    管仲（约前七一九～前六四五）．字夷吾，安徽颖上人。他年轻时候很穷，但是碰到一
个知已——鲍叔牙。两人在齐国内乱时，分别在公子纠和小白两个继承人身上押宝，结果管
仲押的公子纠失败，管仲被关起来；鲍叔牙押的小白成功，变为齐桓公。鲍叔牙深知管仲有
才干，乃请齐桓公放管仲出来，并用之为相。结果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大的功业。
管仲后来回忆说：
    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
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
肖．知我不这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
，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鲍子也！
    在管仲名下的这部《管子》，包含的思想很杂，有儒、道、名、法、纵横、兵等各家，
并包含管仲死后的史实，当然不是管仲所作，该是祖述其说的战国稷下学派所作。朱熹说：
“其书恐只是战国时人收拾〔管〕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他书。”是可信的。
晏婴：《晏子春秋》
    晏婴（？～前五○○），字平仲，莱之夷维（山东高密）人。他一生跟过齐灵公、齐庄
公、齐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因为他有这种美德，所以柳宗元把他列为墨家。柳宗
元《辩晏子春秋》说：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
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予以俭名于世
，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
，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
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
，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
，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照柳宗元说法，人是晏子的，书是
墨家的，这种见解是很高明的。虽然晏子在墨子之前，但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写的却是
墨家的思想。晏婴是中国伟大的政治家，他的言行，开了墨家的先河，他给墨家选中了做尾
闾，是可能的。
慎到：《慎子》
    慎到（约前三九五～约前三一五），《史记》在《孟子苟卿列传）后面带了他一笔，说
他是“赵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著十二论”。《庄子》说：
    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子虑，不谋子知，于物无择，与之
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骄、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
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
，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
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
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
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
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大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元用知之累，
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
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这些话特别强调了慎到接近道家的一面。事实上，慎到是出于道家而入于法家的，《荀
子》说他“尚法而无法”、“蔽于法而不知贤”，其实他是早期的法家。
申不害：《申子》
    申不害（约前三八五～前三三七），河南荥阳人。《史记》在《老子韩非列传》后面带
了他一笔，说他是“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
五年（前三五一～前三三七）。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
    法家中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秧重“法”。《韩非子》有一段话
，说到这点：
    问者曰：“申不害、公孙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
，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今中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循
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
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好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
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申不害也是早期的法家。《史记》有“著书二篇，号曰申子”的话，《汉书》有“申子
六篇”的话，但这些全本都失传了。《战国策》中有申不害为亲戚讨官做的故事，韩昭侯不
答应，要他坚守法治原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
公孙鞅：《商君书》
    公孙鞅（约前三九○～前三三八），是卫庶公子，故叫卫鞅；又被秦封于商，也叫商鞅
。他年轻时候，就有“奇才”，后来见到秦孝公，他向秦孝公第一次说以“帝道”，秦孝公
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
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
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
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公孙鞅的变法，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虽然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但这一事
迹，在中国，却是罕见的纪录。
    《商君书》是后人辑录公孙鞅的言行，而做出来的一部书。原有二十九篇，现存二十四
篇。
韩非：《韩非子》
    韩非（约前二八○～前二三三）是战国时代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
是他写了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流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表示但恨不见
古人。秦始皇的行政头子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乃是他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
抢人，就这样的，韩非到了秦国。但在秦国，韩非君是得了，道却被别人行了，－最后李斯
用了韩非的理论，却把韩非给害死了。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韩非的书是中
国法家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它代表中国思想中“礼”“法”之争中法的立场。对统治者说来
，法治比礼治更来得深切著明、来得实际。虽然在正统上，法家思想因为反对儒家思想而饱
受评议，但对统治者说来，“外儒内法”却是他们所优为之的。结果呢？中国的统治者，最
会挂儒家的羊头、卖法家的狗肉，变成了最虚伪的二重人格的恶棍。
    韩非原来被尊称韩子，宋朝以后，因为尊称儒家的韩愈，就把韩愈称为韩子，把韩非称
为韩“非”子，这种尊称抢夺战，构成了中国思想上的一大特色。在儒家挂帅下，一些非儒
家的人与书尚能知名、尚能幸存，得力于中国人虽尊孔，但也崇古，在崇古的条件下，非儒
方面的人与书，早期的尚被容忍，只是要被“非”化而已。
贾谊：《贾长沙集》
    贾谊（前二○○～前一六八），河南洛阳人。他十八岁就以博学属文出名，那时天下初
定，有这样人才很难得，就被河南大守请去做门客，进而推荐他给汉文帝。汉文帝任他做博
士，当时贾谊只有二十二岁，是最年轻的。
    贾谊虽然少年得志，但得到一个限度，就不得了。这个限度就是有为与无为之争。贾谊
主张政治改革，要改历法、易服制、更官名、兴礼乐，他说：“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
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筐，而不知大体。”但是，“俗吏”的
力量还是很大的，大到可使汉文帝不能破格重用他。在他二十五岁时候，终于被外放到长沙
。一年后，汉文帝找他回来，“不问苍生问鬼神”，叫他教小太子读书。后来小太子骑马摔
死了，贾谊伤感异常，三十二岁那年，也短命死了。
    贾谊的政论和辞赋，都是很有名的，他在政治思想史上和文学史上，有双重的地位。
    贾谊的身世，构成了一个象征，那就是中国政治中，“青年才俊”的发展，有它一定的
瓶颈。中国政治以老人政治为本位，年轻人想夺棒子，成功的机会是很少的。
崔寔：《政论》
    崔寔（？～约一七○），字子真，河北啄县人。“少沉静，好典籍。”他出身在书香之
家。祖父崔駰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瑷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
侧”，不肯做官。他是一个清高的人。
    东汉桓帝时候，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
写了一部《政论》，很有名。仲长统主张这部书“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侧”。可见
对他的推崇。
    崔寔对政治的批评，是很敏锐的。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有这样露骨
的话：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
。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
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
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答者得全
。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
。……
    这是何等敏锐！何等气魄！
荀悦：《申鉴》
    荀悦（一四八～二○九），字仲豫，河南许昌人。《后汉书》说他“年十二，能说春秋
”。汉灵帝时候，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候，
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苟或，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
    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五篇。
    荀悦思想的主旨，一方面是反对迷信惑众，一方面是反对土地私有，他对刑罚的立论，
是主张“统法”，他说：
    赏罚，政之柄也。明赏必罚，审信慎令，赏以劝善，罚以惩恶。人主不妄赏，非徒爱其
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功谓之上善
；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他这里提
出“罚妄行，则恶不惩”的说法，不失为一种进步的法律观念。
    在政论以外，荀悦还是一位历史家。汉献帝认为班固的《汉书》失之“文繁难省”，乃
令苟荀另作《汉纪》三十卷，“辞约事详，论辩多美。”《汉纪》是编年体的史书，花了三
年完成（刘知几说花了五六年，说错了）。
王安石：《王临川集》
    王安石（一○二一～一○八六），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他从小随父亲宦游各
地，见闻不少，颇知民间疾苦。二十二岁中进士，做地方官十八年，他拒绝做高官，声名动
朝野。宋仁宗时候，他曾上万言书，未被重用；宋神宗时候，重用他推行新法。他从四十九
岁起，当国八年，厉行改革，由于旧派大臣司马光等反对和客观条件限制，新法有成有败。
为了新法的推行，他有信答比他大两岁的司马光，说：“如君实（司马光字）责我以在位久
，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
非某之所敢知。”就是明指中国的事，“一切不事事”的守旧，是他不敢领教的。

    王安石在政治以外，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他的文字比起旧式知识人来，思想细密得
多。对他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
’。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
之上。”可见在思想上，他是超出时代的。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
。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
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正是公论。
郑思肖：《心史》
    郑思肖（一二○六～一二八三），又名所南，字忆翁，自称三外野人，福建连江人。他
是宋朝的大学上舍生，应过博学宏词科。元兵南下时候，他上书救国，没有结果。宋朝亡后
，他变成一个激烈的隐士，不结婚，用不断的言行，表示他对故国的怀念。“不知今日月，
但梦宋山川。”他不论坐卧，都面不向北方，因为北方已经沦陷了；他画兰花，都不画土，
因为“地为番人夺去”了。
    郑思肖七十八岁死去，临死前请他朋友唐东屿写一牌位，上书“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
，原因是自认不能死国，为不忠；不能有后，为不孝。他死后三百五十六年，忽然在枯井中
发现了一部密封的书，原来是他写的。据陈宗之《承天寺藏书井碑阴记》说：
    崇顽戊寅岁，吴中久旱，城中买水而食，争汲者相捽于道。仲冬八日，承天寺狼山房浚
眢井，铁函重柜，铜以垩灰。启之，则宋郑所南先生所藏《心史》也。外书“大宋铁函经”
五气内书大宋孤臣郑思肖百拜封什字。……楮墨犹新，古香触手，当有神护。
    这就是《心史》的来源。清朝阎若璩说《心史》是姚士粦作的伪书，自属可信。只是郑
思肖真人复生，他所作所为，也必然如此了。
邓牧：《伯牙琴》
    邓牧（一二○七～一三○六），字牧心，浙江钱塘人。出身书香之家，“家世相传不过
书一束”。少年时候，他很喜欢《庄子》《列子》等书。青年以后，“视名利薄之”，乃“
遍游方外，历览名山”。常常“杜门危坐”，并且每天只吃一顿饭。
    宋朝仁了以后，邓牧隐居在浙江大涤山的洞霄宫，“遥荡于无何有之乡”。著有《洞霄
诗集》和《洞霄图志》，还写了一册论文，就是《伯牙琴》。
    邓牧虽然隐居在道教的寺观里，但他的思想，却是“三教外人”，是混同了孔教、佛教
、道教后的新艺综合体，并且有他独特的卓越成分。
    邓牧在统治者专制下反对暴政，他说：
    天生民而立之君，非为君也，奈何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邪？故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
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后世为君
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而所以自为乃不过如秦，何哉？……彼所谓君者，非有四日两喙、
鳞头而羽臂也；状貌咸与人同，则夫人固可为也。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海盗
，冶容海淫”，欲长治久安，得乎？这种大胆的革命性言论，在中国历史上，真是太难能可
贵的了！
黄宗羲：《梨洲遗箸汇刊》
    黄宗羲（一六一○～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东林党人，被魏忠贤害死。十九岁的他，进京讼冤，他找到
刑求他父亲的特务们．亲自动手报仇，或刺伤、或刺死。
    黄宗羲是明朝大儒刘宗周（藏山）的学生，刘宗周在明朝亡后，以六八老翁，绝食而死
，给了黄宗羲伟大的身教。黄宗羲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十多年，最后失败，在四十六岁以后
，专心著作讲学，到八十六岁死去，前后近四十年之久，成绩极为丰富，举凡天文、地理、
乐律、历算、政治、史学、诗文，种种方面他都有著作，并且很精采。
    黄宗羲一生最精采的思想表现，是他的政论。他在五十三岁时候发表《明夷待访录》，
严厉抨击君主专政，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反对忠于一君一姓，而要忠
于天下与万民。这种言论，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的。
    黄宗羲的遗著，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有杭州群学社的石印本二册，书名
《黄梨洲遗著》，收有十种；在清宣统二年（一九一○），又有上海时中书局铅印聚珍版本
二十册，书名《梨洲遗箸汇刊》，收有十九种，是比较完全的版本。
唐甄：《潜书》
    唐甄（一六三○～一七○四），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改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
《清史稿》说他：
    甄性至孝，父丧，独栖殡室三年。以世乱不免还葬，遂葬父虎丘。顺治十四年举人。选
长子（山西长子县）令，下车，即导民树桑凡八十万本，民利赖焉。未几，坐逃人诖误，去
官。僦居吴市，炊烟屡绝，至采枸杞为食，衣败絮，著述不辍。始志在权衡天下，作《衡
书》，后以连蹇不遇，更名《汉书》。分上下篇，上篇论学，始“辨儒”，终“博观”，凡
五十篇；下篇论政，始“尚治”，终“潜存”，凡四十七篇。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
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非虚言也。宁都魏禧见而叹之曰：“是周、秦之书也，今
犹有此人乎！”卒，年七十五。
    唐甄的《汉书》是他积三十年心血而成的作品。在书中；他大胆指出：“天子之尊，非
天帝大神也，皆人也！”又大胆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这种反对君主
专制的言论，在中国历史上是石破天惊的。三百年后看起来，更觉得他持论的勇迈。
林则徐：《信及录》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字少穆，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朝进士，在湖广任总督
时，向道光皇帝上陈鸦片问题，得到皇帝信任，乃在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做上钦差大
臣，查禁鸦片，最后发生鸦片战争。
    中英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八四二），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一谈中国近代史
，大家都从鸦片战争讲起，也就因为它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先声，一个转换的起点。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大梦方觉，自感“天朝”声威，不足以慑夷狄的“船坚炮利”，而
夷狄更是“不可理喻”，“晓以大义”并无效果。因而激动了民族自觉，开始委曲求全，接
受西方文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的筹办洋务，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的戊戌变法，
都是这一自觉的显例。所以鸦片战争的失败，关系中国近代化的迟速，极为深远。
    林则徐在战败后做了替罪羊，谪戍到新疆伊犁。他又先知式的看到“终为中国患者，其
俄罗斯乎？”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这位完知的远见，和他从防英国到防俄国的一段过渡。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更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他十二岁
时候，就跟外祖父段玉裁学“说文”，后来对金石、官制、目录、地理等学，功夫根深。他
在道光年间中了进士，官做到礼部主事。他的文章出众，学问渊博，《清史稿》说他“才气
横越，其举动不依恒格，时近俶诡”。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算是相当的前进，清末康、梁
一辈的维新之士以及革命先进，大都受了他的影响。
    龚自珍的诗文很奔放，与当时那批拘泥于模仿的桐城派，决然不同，因此饱受当时腐儒
和卫道之士的攻击。他们骂他是“野狐禅”，即使是比较开明一点的人，也把他当做怪人看
。但是好终究是好，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他的诗文就大大流行起来了。
    龚自珍五十岁时死去，死得不明不白，传说他跟亲王奕绘的小老婆顾春私通，因而被刺
。其生也疏宕，其死也雄奇，他的一生，真算得上是“化作春泥更护花”了。
    龚自珍的主要著作有《尚书序大义》、《大誓答问》、《尚书马氏家法》、《左氏春秋
服杜补义》、《左氏决疣》、《春秋决事比》、《定庵诗文集》等书。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
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
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
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
《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
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
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
、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
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
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
、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
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
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
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
，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
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
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
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
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
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
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
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
，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
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
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
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
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
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
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
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
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
，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
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
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
，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
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
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
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
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
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
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
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
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
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
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
。……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长孙无忌：《唐律疏义》
    长孙无忌（？～六五九），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他“贵戚好学，该博文史，性通悟，
有筹略”。他跟唐太宗年轻就认识，后来帮唐太宗打天下，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中，他就图
列其中。唐太宗死后，他因守正不阿，被诬谋反，被逼自杀。十五年后（六七四），才得平
反。
    《唐律疏义》是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由长孙无忌进呈的，时间是唐太宗死后四年
。实际上，它的内容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与律令同时颁布的律疏。唐朝的律令
，前后颁布多次（律有七次，令有十多次），长孙无忌进呈的是“律疏”，“律疏”变成“
疏义”是以后的事。所以，把《唐律疏义》看成是唐高宗时候的永徽律，而不知它是八十四
年后的唐玄宗开元注释书，就大错特惜了。
    世界法系中，有中国法系、罗马法系、英美法系、回回法系。中国法系独自成为一系。
这一法系，在清朝未年以前，都独立存在着。在这种存在里，《唐律疏义》一部书，一直是

它的经典。它不但影响了后代中国的法律观念，并且影响了远东各国。它的体大思精，值得
我们回味。
汪辉祖：《汪龙庄先生遗书》
    汪辉祖（一七三○～一七九一），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十六岁
起，就“练习吏事，前后入诸州县幕，佐人为治，疑难纷淆，一览得要领，尤善治狱”。
    他后来成为进士，做了湖南宁远的县太爷，他是一个心地非常仁慈的好官，问案时候，
会跟罪人一起哭起来。做县太爷将近四年，他得罪了大吏，丢了官，下台返乡前，老百姓竟
“官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拥舆不得行”！可见他感人之深。
    汪辉祖这样一个大大的好官，有人称赞他一齐不取等等，他反倒不高兴。他说：“为淑
女蹇修，而称其不淫，可乎？”（“你以不是荡妇赞美一个好女孩，可以吗？”〔她当然不
是荡妇，我当然不是坏官，好官本是应该做的啊！〕）
    汪辉祖后来“闭户著书数万卷”，著有《元史本证》、《读史掌录》、《史姓韵编》等
，他主张“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谓论述，期实有济于用”。他写的《佐治药言》、《续佐治
药言）、《学治臆说》等，替老百姓争人权，最是感人。他说他生得力，在“吃紧为人”四
字，他一生努力自度度人，的确是知识分子的最好榜样。
佚名：《秋审小看》
    研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光看中央的法律条文是空洞的，必须从法条中印证实务。所
以，光看《唐律疏义》、《宋刑统》、《元典章》、《大明律例》、《大清律例》是不够的
，必须设法找到那些地方上办案人员的纪录，才能亲切落实。
    我收藏有一部《秋审小看》的原稿，是清朝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到十八年（一八九
二）浙江、安徽的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纪录。包括浙江的：
    丽水、太平、奉化、仙居、西安、江山、常山、松阳、仁和、富阳、昌化、山阴、孝丰
、金华、兰溪、绪云、庆元、景宁、永康、新城、诸暨、永嘉、武义、龙游、天台、黄岩、
镇海、武康、汤溪、淳安、上虞、归安、东阳、平湖、郭县、长兴、义乌、金华；
    安徽的：
    涡阳、英山、广德、怀远、灵壁、阜阳、定远、蒙城、六安、宣城、舒城、寿州、全椒
、泅州、毫州、太平、太和、宿州、义城、建平、庐江。
    全书都是一位有心人的笔记，用毛笔写在棉纸上，装订在高一九·一、宽一四·三公分
的小册上。因为案件涉及的面是省级的，所以作者必然是省级的一位公务员。从这本难得的
手稿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奇闻轶事。
佚名：《周礼》
    《周礼》原称《周官》，是汉朝刘歆改名《周礼》的。传说是周公所创立的理想政制，
所谓“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因为它是中国政制书中最细密的一本，所以被视为珍宝。
    《周礼》将官职分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职）、夏官（军
事）、秋官（司法）、冬官（撂物制作）、六类。列举每个官职的名称、职制、人数和职务
内容。从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显然是后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发挥
的。《周礼》是中国政制的乌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视。
    《史记》封禅书中虽然提到过《周礼》，但《周礼》的出现，却在西汉未年，又因为它
的制度与诸经不合，所以被人怀疑是刘歆伪造的，是伪造献给王莽，以利于王莽改制的。
    但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来检查《周礼》，发现倒颇有一些古代的材料
，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后人可以凭空伪造出来的。因此，《周礼》从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
很有研究价值。
    因为《周礼》是四万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
说，宋朝王安石变法，便是一例。
戴圣：《礼记》
    在流传的礼的典籍里，《礼古经》失传后，一部分内容收在一大堆，“记”里。“记”
到后来，只剩下三十八篇大戴记和囚十九篇小戴记。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儿戴圣，
传说是他们作的。因为小戴记内容易懂，所以学它的人较多，就成了《礼记》。《礼记》进
了十三经，但大戴记就在十三经外了。
    《礼记》共有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其中有许多篇，是给礼做阐释的。礼有“文”和“义
”的不同，“文”是节目单中的节目，“义”是节目理论。像书中的“祭义”就是祭礼的理
论，“婚义”就是婚礼的理论。
    除了这些礼的理论外，还有一些跟札没有直接关系的理论，像《大学》、《中庸》、
《儒行》、《学记》等，也收在《礼记》之内。其中《大学》、（中庸》两篇，被宋朝的朱
熹看中，抽出来，跟《论语》、《孟子》合而为《四书》，成了儒家的教科书，一直影响到
今天。
    《礼记》历来也被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毫无神秘可
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
    李觏（一○○九～一○五九），字泰伯，江西人。他是北宋的大思想家。二十三岁著
《潜书》。二十四岁著《礼论》。三十五岁教书，跟他上课的好几百人。四十一岁时候，范

仲淹向朝廷推荐他，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义，……斯人之才之学，非常
儒也。”他在五十一岁死去，被称为“盱江先生”。
    李觏是主张经世致用的大思想家，他主张言利，说“人非利不生”、说“焉有仁义而不
利者乎？”在乐利的前提下，他主张耕者要有其田、不做工不得吃饭、统治者要无私财、和
尚道士要还俗去做生产者。……
    正因为他的立场是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在哲学思想上，也同步发展着。例如他看《易
经》，他就要人不要把《易经》带入象数性命等迷信，而要把它变成“急乎天下国家之用”
的书。
    李觏比王安石大十一岁，他之于王安石，就像施洗者约翰之于那稣。胡适《记李觏的学
说》中未能考订出他们根本是认识的，是一件疏忽，因为王安石《答王景山书》中，早就说
他们认识了。
倪国琏：《康济录》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不博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众多，历朝各代的中国人民，经常遭到荒年
的压力。因此，如何应付荒年，就变成了关心民瘼的主题。
    宋朝董煟写《救荒活民书》三卷，“在南宋人著述之中，最切于实用，胜理气心性之空
谈。”元朝张光大跟着写了这书的续集，明朝朱熊跟着写了《救荒活民补遗书》三卷，陈龙
正又跟着把上三书订补出《救荒策会》七卷。此外，明朝朱橚写《救荒本草》二卷，告诉人
们如何在荒年时找野生植物充饥；周孔教、张陛各写《救荒事宜》一卷；清朝初年俞森写
《荒政丛书》十卷。陆曾禹写《救荒谱》。俞森、陆曾禹都是浙江杭县人。
    到了乾隆时候，倪国琏把《救荒谱》做了节本，再由群臣们订正，在全国蝗灾那年（乾
隆四年，一七三九）进呈给皇帝，由皇帝赐名《康济录》，虽然不再有救荒字样，但骨子里
，是典型的救荒手册。
    就这部书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多么苦，和中国“仁政”的一面（《康济录》原作当然
是陆曾禹，这里从俗用倪国琏）。
洪亮吉：《洪北江先生遗集》
    洪亮吉（一七四六～一八○九），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号更生，江苏阳湖
人。他是一位史地学者，到了四十五岁，中了进士，做了小官。五十四岁时候，清朝高宗死
后半年，他上书成亲王痛论时政，说仁宗“宵小荧惑，视朝稍晏”。第二天就给抓起来，第
三天就要以大不敬斩立决。第四天仁宗免他一死，把他发配新疆伊犁，“交将军保宁严加管
束”，一百多天后救回。绝域生还，乃自号更生居士，在家乡著书授徒，九年后死去。
    洪亮吉一生关心民间疾苦，关心实际问题。他驳斥迷信思想，反对世俗的鬼神论。又揭
发贪污的真相，说人民的造反，乃是官逼的，官吏“赋外加赋，横求无艺，……不逼至于贼
不止”。
    洪亮吉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的竟不谋而合。他的完成在一七九三年，比马尔萨斯的还早五年，虽然不如洋人的细密
，但是洋人的理论是有师承的、有传统的，洪亮吉的却是土法炼钢的。可惜他的先知言论不
为人所重视，最后徒托空言以“见外”而已。悲夫！
佚名：《仪礼》
    儒家提倡礼治，关于礼的典籍，流传了三种“经”和一大堆“记”，三种经是《仪礼》
、《周礼》和《礼古经）。其中《礼古经》失传了。《仪礼》和《周礼》传说是周公作的，
实际是战国人的作品。
    《仪礼》是宗教仪式、政治仪式的总集，今本包括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
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服、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
、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十六篇，多半都是士的礼。
    《仪礼》是古代礼的节目单。古代的贵族们一举一动都有一套规矩，这些规矩又因地位
不同而不同，踵事增华，使当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于是就请专家们来帮忙，这种帮忙，
叫做“相礼”（辅导别人行礼）；这种专家，就叫儒。相礼相得多了，就累积出节目单来，
到时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这种节目单的总集，就是《仪礼》。节目单最多的时候，多达
五十六篇，后来丢了三十九篇，只剩十六篇，就是流传到今天的《仪礼》。
    《仪礼》是十三经之一，历来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实从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来看
，毫无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
辜汤生：《张文襄幕府纪闻》
    辜汤生（一八五七一一九二八），字鸿铭，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
来亚摈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年后，在新加坡
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然后蓄辫易
服，回祖国了。
    辜汤生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
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

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
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
卫礼贤（RichardWihelm）把它译为德文，名叫《中国反对欧洲观念之理由》，指定为哥廷
根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参考书。民国以后，辜汤生又用英文写成《原华》（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一书，一名《春秋大义》，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辜汤生晚年在北京大学教书，被人看做“老怪物”。但他的特立独行，却是一个不世出
的榜样。
桓宽：《盐铁论》
    桓宽（前一世纪），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朝自武帝起，大搞统制经济，用桑弘羊之
说，设榷酤（酒官卖）盐铁（盐铁官卖）之法。汉昭帝时，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开
会，辩论得失。最后由倾向儒家的桓宽编成纪录，就是六十卷的《盐铁论》。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太重视财经的国家。中国人的财经之道，也只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之类的理想与常识。至于如何才能无不均之事，中国士大夫一来疏于研究，二来也无计可
施。中国士大夫喜欢放言仁义而耻言功利，一涉及财经之学，便目为聚敛之事，所谓“与其
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是也。故在中国历史上，除非法家健者或得君专而又有魄力者，不
敢在财政上有所举措。所以中国的财政常常不能配合行政，即有所配合，也必须借儒家之名
以行。且行时往往贤者回避，以致小人当道，把财经弄出不少问题。
    从《盐铁论》一书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财经思想的水平，使我们知道中国人对财经
问题的见解，不过如此。
    
      
 
语文学类
    许慎：《说文》
    许慎（约五八～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
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
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
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三十卷，五四○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
，同时在文字学、语义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朋
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
。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
的许多问题。
    《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定出来。其中以段玉裁
、桂馥、朱骏声、王筠等学人功劳最大。丁福保汇集历代注家于各字之下，成《说文解字诂
林》一书，最方便实用。
陈彭年等：《大宋重修广韵》
    文字学在中国古代叫“小学”，因为读经书要先识字，所以叫“小学”。“小学”分两
大类：一类是字义，一类是字用（字和辞的联缀用法）。字义中有一个附庸，就是“音韵”
。在传统中，“小学”是“经学”的附庸，“音韵学”是“小学”的附庸。中国字典有三类
编法，从意义上分类的，有“尔雅”、“方言”、“释名”；从字形上分类的，有《说文》
、《玉篇》；从读音上分类的，有《切韵》、《集韵》、《广韵》。
    《广韵》原为隋朝陆法言所著，宋朝陈彭年、丘雍等花了五年工夫重修的，全名叫《大
宋重修广韵》，它是世界上最早也最完整的一部“声音的书”。
    《广韵》共五卷，分二○六部，收了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个字。它把每个字都先说明意
义，再注上声音，然后把许多同音字，排成一组，放在后面。它收的字，超过《说文》、
《字林》、《玉篇》等书，所以它是宋朝以来的最通用的一部字典（后来的《康熙字典》收
了四万七千零三十五字，字更多了）。
    《广韵》的另一价值在它保存了魏晋以来的许多古音，在对中文溯源寻根上，很有帮助。
马建忠：《马氏文通》
    马建忠（一八四四～一九○○），字眉叔，江苏丹徒人。他年轻时候，愤外患日深，乃
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提出有关洋务运动的种种意见，很得李鸿章的赏识
。此后在洋务上、在朝鲜事件上，他都有很大的功劳。
    《清史稿》记马建忠说：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
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
遂使学者论文困于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
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典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
别，而后施之子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
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这就是中国第一部文
法书的由来。
    马建忠另有《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记录他救国的言论和为国家辛勤的日记。他在五
十六岁时，为李鸿章连夜翻译俄国七千字的来电，突然热症死去。而他的哥哥马相伯（《马
氏文通》的合著者），却活了一百岁。
    
      
 
自然科学类
    佚名：《周髀算经》
    《周髀算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书（但李约瑟说它比《九章算术》晚两百
年）。书名“周”字指“天边的一周”；“髀”字指“表竿”。据李约瑟考证：
    因为《周髀算经》课文中有涉及吕不韦的地方，故有人断言，其著作年代不能早于西元
前三世纪。但这种关于吕不韦的引用文句，也有被前汉著作家加入的可能，真相如何，尚难
确定。反之，在另一方面，这书的著作，也不能后于它的首先注释人赵君卿时代。赵君卿生
存年代，虽不能确知，但一般均认为系后汉夫年（可能系三世纪时）前后的人。这书的内容
，第一章第一节就有周公与商高（商朝的旧贵族）
    的对话，讨论到直角三角形的性质，就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定理。第二节就有
表竿。圆、正方形的使用、高与距离的测量。第二章以后讨论日影与测量等，包括太阳岁动
的计算、使用水准为日影获得水平面的方法、一年二十四节气各气日影的长度表、由观测日
出日落以决定子午线的方法、各恒星的南中、二十八宿、十九年周期，以及其他天文学上的
一些论题。
    《周髀算经》除了这些外，它在迷信盛行的时代里，居然能挣脱迷信的污染，只谈天地
不谈玄，这真是它的伟大了。
张衡：《张河间集》
    张衡（七八～一三九），字平子，河南南阳人。《后汉书》说他：
    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大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子世，而无
骄尚之情。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
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
，十年乃成。这是文学家的张衡。又说：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常耽好《玄经》，谓崔瑷曰：“吾观‘太玄’
，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使人难论阴阳之事，汉家得天下
二百岁之书也。复二百岁，殆将终乎，所以作者之数，必显一世，常然之符也，汉四百久玄
其兴矣。”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缺
一个字，不会打）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这是科学家的
张衡。
    张衡又创造了自动车、指南车、自飞木鸟等等，对科学的理论与实际，都有建树。当然
格于时代，张衡的科学理论，掺入不少玄学的成分，这是不足为病的事，若悬今之格，以求
全古人，古人就都完蛋了。
沈括：《梦溪笔谈》
    沈括（一○三一～一○九五），字存中，浙江杭州人。他三十二岁中进士，三十六岁后
在昭文馆编校书籍、考订礼仪，四十二岁掌管天文历法，四十三岁考察农田水利，四十五岁
从事军事外交，五十八岁迁居京口梦溪，写《梦溪笔谈》、《忘怀录》。《茶论》等书，六
十五岁死去。
    沈括是中国有史以来稀有的通才，他对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法、数学、科技、
生物、史学、考古等等，都有独到的研究，他的渊博与细腻，可说古之所无，今之罕有。他
一生中，著作很多，可惜大半都失传了。但是，《梦溪笔谈》的有幸流传下来，却多少可使
我们知道他晚年见解的片段。沈括晚年隐居，“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丛。……所与谈者，笔
砚而已。”所以就名之曰“笔谈”了。《梦溪笔谈》一共二十六卷，另有《补笔谈》二卷、
《续笔谈》一卷，总计六百零九条。他的渊博精到，从这些条目中，可见一斑。
    沈括在政治上支持王安石，因而遭到老顽固们的攻击。他晚年隐居，专心著述，也是别
有怀抱的。
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浚（约一七九五前～约一八四八后），字沦斋，河南固始人。他是清仁宗嘉庆二十
二年（一八一七）一甲一名的进士。清宣宗道光年间，先后督湖北、江西学政。《清史稿》
说他在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偕侍郎磷魁赴湖北按事，总督周天爵嫉恶严，用候补知县
楚镐充督署谳员，制非刑副供，囚多死，为言官论劾，大冶知县孔广义列状讦之，讯鞫皆实
，复得楚镛榷盐税贪酷，及天爵子光岳援引外委韩云邦为巡捕事，天爵论褫职戍伊犁，革光
岳举人，镛荷校，期满发乌鲁木齐充苦役，巡抚伍长华以下降黜有差。命其浚署湖广总督，
寻授湖南巡抚。后来他又参与剿平“逆匪钟人杰”等祸乱，又调任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后
又调福建、山西，“时称其清勤”。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退休。
    《植物名实图考》是他退休两年后（一八四八）出版的，它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后，
以植物学的专科取舍，编成的一部名著。全书共收植物一七一四种，记载每一种的形色、性
味、用途和产地，“为本草特开生面”，“而思以愈民之瘼”。吴其浚一生做官，宦迹半天
下，却有如此成就，他真是有心人了。
佚名：《相马经》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
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故
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失传已久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
    《相马经》在帛书上共七十六行、五千二百字，其中错字与残缺有五百字（有二百字可
以查补，有三百字无法处理），因为这部古书缺少相当的今本可以查对，所以一些内容，我
们无法完全了解了。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已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愈来愈高。传说中的相马专
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
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
    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
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
吴大澄：《古玉图考》
    吴大澄（一八三五～一九○二），本名大淳，为了避清穆宗（同治）的讳，改名叫大澄
。字止敬，又字清卿，号恒轩，又别号白云山樵，别号愙斋，别号白云病叟。而他的斋名，
那就更啰嗦了，他一共有二十九个斋名，其中最短的一个叫“郑龛”，最长的一个叫“五十
八壁六十四琮七十二圭精舍”，他这一套，充分代表了中国旧文人那些毛病与习气。他是江
苏吴县人。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说吴大澄是“清客材也，……浮躁嗜进”（光绪九年十一月二
十六日），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里说“其人书痴，非吾意中人”（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六
日），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怖其河汉无极”（光绪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都说
明了他是一个好吹大牛的大名士。
    他本是一个翰林，训诂辞章是拿手，金石篆籀是专家，可是实在不能带兵，结果落得统
治者对他“著即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为了他在朝鲜一役吃了败仗，还“居心狡诈，言
大而夸，遇事粉饰，声名恶劣”（《东华续录》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上谕）。《新民
丛报》（二十三《文苑》）有一自《渡辽将军歌》，是黄遵宪写的，颇挖苦吴大澄和他的嗜
古癖。
    吴大澄六十八岁死去。死前闹穷，以售书画、古铜器维生，著有《古玉图考》、《古籀
辅补》、《权衡度量考》、《恒轩古金录》、《愙斋诗文集》。
    
      
 
应用技术类
    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
    叶德辉（一八六四～一九二七），字焕彬，号郋园，又号丽廔主人，因为是麻子，外号
“叶麻”、“叶麻子”，湖南湘潭人。他二十八岁就中了进士，三十岁后就“乞归故里，奉
亲读书”。他的学问极好，经学、律法、小学、碑版、摹印、占卜、星命等等，都很在行。
他写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目录学上的精品。他的藏书丰富，书架上贴“老婆不借书不借
”条子，书中夹有春宫画，用来防火；他说火神是女性，看了春宫画会不好意思，所以就不
会来烧书了。
    叶德辉在性格上，有点反革命。在戊戌变法时候，他编了《翼教丛编》反对新政，新党
正要找他算账，忽然政变失败，他逃过一劫；在辛亥革命时候，他被捕，要被杀，经章炳麟
去电力保，他又逃过一劫；在国共合作时候，他因为挺身批评长沙农民协会，被拉到教育会
坪公审。他一点也不怕死，大骂不绝。于是在劫难逃，被公审以后，斩首示众。
    《双梅景暗丛书》别名《双梅暗阁丛书》，是叶德辉编著中的精品。
佚名：《五十二病方》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
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写在帛上，
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它们没有作者、没有时代，自然不是成
于一人一时之手，而是多年累积下来的医学文献。
    这种医学文献中，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
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
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
、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

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
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
    至于医方方面，就千奇百怪，有许多迷信的成分，非常有趣。
佚名：《内经》
    中国的医学史，并不是什么真的“医学”史，而是一笔道道地地的“巫医”史。换句话
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中国传统上关于医的记载，最早的是神农、黄帝等的假历史，后来年代较近，产生了所
谓医的始祖，“巫彭”与“巫咸”。从这两个所谓鼻祖以下，中国历代都有所谓新一代一进
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现，都据说是愈来愈不“巫”了，愈来愈“医”了）其实都是
扯淡！他们不论怎么改来改去，不论是什么“华佗再世”“歧伯复生”，统统属于万世一系
的巫医系统！
    中国的“医生”，既然如此：中国的医书，也就在迷信的大雾里翻来覆去。从汉朝以来
，中国医书一直在阴阳五行的前提下演化着。这部托名黄帝著作的《内经》，就是最早的一
部。它虽然有反对“信巫不信医”的倾向，但这一倾向，毕竟有它的限度。从《内经》的内
容中，我们可以发现：多少和医学毫不相干的成分，都纠缠在医学的名目里！在这样的纠缠
下，中国永远不会有科学的医学。只有先具备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不为《内经》式的传统
所误。
李诫：《营造法式》
    李诫（一○三五～－一一O），字明仲，河南郑县人。他“博学多艺能，家藏书数万卷
，其手钞者数千卷”，“性孝友，乐善赴义，喜周人之急。”著有《营造法式》、《续山海
经》、《续同姓名录》、《琵琶录》、《马经》、《六博经》、《古篆说文》等。
    《营造法式》是李诫奉皇帝之命写的，他“考究群书，并与人匠讲说分明类例，以元符
三年（北宋哲宗最后一年，一一○○）成书奏上”。这书包括三十四卷，集中国古代建筑艺
术的大成。从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北宋晚年官式建筑的全部细节。这些细节都是其来有自
的，那就是上承汉唐以来的中国建筑传统。
    中国建筑到了宋朝是一个大转折，因为宋朝以后，除了元朝建筑的喇嘛塔外，就直达明
清了。对建筑法式，明朝没有编修定本，清朝在十六世纪编修《工程做法》七十四卷，是继
宋朝以后的大跟进。大体说来，以因袭者多。事实上，唐朝的结构性比清朝高明，清朝只能
以装饰性取，并不完全在进步。
    看了《营造法式》，我们对中国建筑的前后脉络，可有不少心得。
宋应星：《天工开物》
    宋应星（一五八七－约一六六一），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他是明末举人，做过安徽的
县太爷。著有《天工开物》、《画音归正》、《杂色文原耗》、《巵言》等书。《天工开
物》是宋应星五十岁的作品，那时是一六三七年（明思宗崇祯千年），距离明朝之亡，只有
六年了。宋应星在乱世里，不肯怀忧丧志，沉潜实学，努力不懈，他的志事，是令人起敬的。
    《天工开物》是总结中国人农业、工业生产技术的专书，内容包括农业机械、农作栽培
和病虫害、纺织工业、造纸技术、食品化学、水利工程、陶瓷工艺、金属冶炼、兵器工业、
造船工业、采矿技术等等。把自古以来，到明朝未年的中国传统科技，做了系统的总整理。
这一总整理，是中国科技的一部最好的纪录、最好的百科大全，是最难得的。
    《天工开物》的伟大，尚不止此。它是对中国传统不务实学空谈心性习惯的一个挑战。
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会搞八股教条，从这种僵化刻板的八股教条造出来的书生，是误尽
苍生的废物。一九七七年，大陆发现了宋应星的《野议》、《谈天》、《论气》、《思怜》
四种著作，他的怀抱，在《天工开物》以外，更得到新的证明。
贾思勰：《齐民要术》
    贾思勰（六世纪），山东益都人，曾在北魏末期做过山东的地方官。
    《齐民要术》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农业书，也是世界最早的一部农业书，它成于六世纪的
三○年代。贾思勰写它的时候，先搜集民谣农谚、访问老农老圃，做好实际的准备，然后再
印证古书。他印证的古书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今天大都失传了，但靠着贾思勰的印证，
许多一鳞半爪，却得以保存到今天。
    《齐民要术》共分十卷、九十二篇，内有正文和自注。正文有七万字，自注有四万字。
内容包括农艺、园艺、森林、畜牧、渔业、农产品制造各方面的每个细节。细节细到讨论土
壤的特质，观察入微。他举山西并州为例：并州没有大蒜，也没有芜青，从外省移来种子，
种下去，大蒜愈种愈小，芜菁愈种愈大，这都是观察入微的例子。
    《齐民要术》的白话意思，就是民生重要方法。贾思勰以“君子所以仁育天下”之心，
做了这部“王政之实”的大事，使我们深刻感到：在虚浮的中国著作里，毕竟还有有心人在
做实事！
    
      
 
艺术类
    顾恺之：《画评》
    顾恺之（三四五～四○六），字长素，江苏无锡人。《晋书》说他：“博学有才气，尝
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以后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
。…这表示他是很坦率的，他不做无谓的谦虚。
    顾恺之“好谐谑，人多爱狎之”。他“每食甘蔗，恒自尾至本”。人家问他为什么吃法
这么怪，他说这样吃，可以“渐入佳境”。
    顾恺之是大画家，《晋书》把他写得神龙活现：
    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
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尝
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于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
，遂密去针而愈。顾恺之“体中痴黠各半”，所以天真可爱，有时很精明、有时是个小迷糊
。传说中他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他向谢瞻“月下长咏”，谢瞻跟他保持距离，
坐在远处称赞。顾悄之长咏之下，忘我也忘人，谢瞻困了，偷着找人替他坐在老地方称赞，
顾恺之不觉有异。其痴一至于此！
唐寅：《唐伯虎全集》
    唐寅（一四七○～一五二三），字伯虎，他的名号繁多，如子畏、六如、桃花庵、鲁国
唐生、逃禅仙史、江南第一风流子等。他同时又是世俗中附会的“三笑点秋香”的主角，在
名号繁多以外，更增加了他的传奇性。他是江苏吴县人。
    唐寅年轻时候，乡试考了第一名，座主梁储很赏识他，转介绍给程敏政。但他运气大差
，程敏政被劾，连累到他，他跟着坐了牢。后来“滴为吏，耻不就，居家益放浪”。宁王宸
濠造反前，仰慕他的文名，“以厚币聘之”。又一次运气大差来了，他发现宸濠又是一个早
晚会使他坐牢的祸首，于是他“佯狂使酒，露其丑秽”，使宸濠吃他不消，最后放他走路。
他的晚年，都沉醉在诗酒书画之中，颓然自放，讽世以死。
    唐寅是乱世中的大才子，洒脱而有真性情，他在《伯虎自赞》中说：“我问你是谁，你
原来是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如今，几个百年过去了，唐寅的身世与哀遇重
新被我们认定，——不分你我。
嵇康：《嵇中散集》
    嵇康（二二四～二六三），字叔夜，谯国铚（安徽宿县）人。他的祖先，本是会稽上虞
（浙江上虞）人，因为避仇，来到铚，铚有稽山，就改姓嵇了。
    嵇康从小就死了父亲，他很聪明，读书不要人教，就可以有成绩。他是一个美男子，人
们以“龙章风姿”称赞他。他最后跟皇亲国戚发生生殖器关系，变成曹操孙子曹林的女婿，
做了中散大夫。
    嵇康生当魏晋之际，是典型的乱世。在司马家政治集团坐大后，他决心以不合作主义，
下乡隐居。他的朋友山涛，是个热中名利的政治帮闲分子，自己卖身投靠之不足，还拉秩康
下水。嵇康气起来了，写信跟山涛绝交，在信里也攻击了政治的黑暗。
    为了力行他的不合作主义，嵇康以打铁谋生。一天在树下打铁，贵公子钟会来看他，他
做然不理，最后还出言讽刺。司马昭当政后，钟会说他坏话。司马昭从嵇康好友吕安的身上
，发起冤狱，罗织到嵇康，诬以叛乱，判他死刑。大学生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无效
。最后以四十之年，弹琴就义，从容一死。他的声音，遂成广陵散矣！
晏天章：《元元棋经》
    围棋就是弈、棊、碁。它的起源相当早。孔丘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的话
；孟轲也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的话。《左传》疏中有“棋
者所执之子，以子围而相杀，故谓之围棋”。它的起源已不可考。张华《博物志》说“尧造
围棋、丹朱善棋”的话，全不可信。有一点可以断定的是：围棋是中国文化的产品，象棋是
印度文化的产品。这一个大不同，往往被人忽略了。
    关于棋术的书，历史上颇有不少。《隋唐》《经籍志》就有“碁势”五种、“碁图势”
一种、“碁九品序录”一种、“碁后九品序”一种、“图吾品”一种、“吾品序”一种、“
碁法”一种、“弹碁谱”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棋书，都收在四部分类中子部的兵类
，并没把它们看成游艺的书。“兵者，所以禁暴静乱者也！”这些棋书，都是正经书呢！
    这本宋朝人晏天章的《元元棋经》就是这样一部书，它和《孙子兵法》一样，也分十三
篇，“有与兵法合者，亦附其中。”它写作的志趣，也就呼之欲出了。
    
      
 
文学类
    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约前一七九～前二一七），字长卿，原名犬子，后来他因佩服商相如，改名
相如，四川成都人。
    司马相如年轻时候，喜欢读书击剑。他在梁孝王那里做食客，写了《子虚赋》，流传到
皇宫里，汉武帝看到了，很欣赏。感慨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后来得知是同时，便
召见他。他为游猎写赋，得汉武帝欢心，就红起来了。
    司马相如落魄时候，勾引到卓王孙的女儿－十七岁的小寡妇卓文君，演出了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私奔。卓王孙杯葛小夫妻，小夫妻就在附近卖酒，“与庸保杂作，涤器于市中。”
卓王孙是家有八百多佣人的大户，丢不起这个人，遂屈服，“分文君僮百人，钱百万。”于
是小夫妻阔起来了。他后来变心，最后得糖尿病死去，死前一直是御用文人。
    赋本是“被之管弦”的《诗》和“合于乐舞”的《楚辞》以后的一种新文体，它是“不
歌而诵”的，但是堆砌辞句、偏寻奇字、穷搜典故，最后弄得“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
而无征”，全是空架子。司马相如的赋，就是此中翘楚。在中国文章史上，他有所创例，也
是一个罪魁。
蔡邕：《蔡中郎集》
    蔡邕（一三二～一九二），字伯喈，河南杞县人。他是汉未的大孝子，他的家族也是中
国家族的模范——“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
    蔡邕对辞章、数术、天文、音乐、文字都很在行，尤其在订正古书与文字上，他的功绩
更是可观，是中国第一碑铭圣手。蔡邕四十六岁时候被权臣构陷下狱，死里逃生，“与家属
髠钳徙朔方”，全家流放边区做罪犯，第二年赦回。不久又被构陷，说他在流放时有怨言。
他“乃亡命江海”，路到江苏避难，一连十二年。董卓掌权后，很欣赏他，强迫他再回中央
，他想“自慝”于山东，没有成功。王允杀董卓后，蔡邕叹了口气，王允认为这口气叹得思
想有问题，把他下狱，要杀他。他请求用刺脸砍脚来换得一命，以便完成汉史，王允不肯，
遂被杀，年六十一岁。蔡邕一生三次逃离政治的漩涡，最后仍死在漩涡里，可见这是何等不
公平。更不公平的是：后来的野史戏曲中，竟把这忠孝仁爱的蔡邕，“满村争说”成无情绝
义、见利背信的小人，这更是不公平了。
孔融：《孔北海集》
    孔融（一五三～二○八），字文举，山东曲阜人。他是孔子第二十世孙子，他“幼有异
才”，十岁时登门见李膺，口才惊四座，李膺夸他“高明必为伟器”。
    孔融十六岁就坐了牢，为的是通缉犯张俭到孔家来避难，孔融替哥哥孔褒作主，收留了
张俭。事发后，孔融说他该负责；孔褒说：“彼来求我，非弟之过。”他该负责；他们母亲
说她是家长，她该负责。闹得“一门争死”（一家人个个争着要去死），侠义感人。后来皇
帝决定由孔褒负责，孔融就出了狱。
    孔融是勇敢的人。他做青州刺史，被袁谭围攻，自春至夏，守城的只剩下几百人了，危
在旦夕，但是他“隐儿读书，谈笑自若”。城陷之夜，他妻子被俘，他得以逃出。
    孔融反对恢复肉刑，反对曹丕私纳袁绍儿媳妇，反对曹操禁酒。……演变得跟曹操不合
。小人郗虑从中搞鬼，最后由路粹罗织孔融罪名，说他“招合徒众，欲规不轨”，说他“谤
讪朝廷”、“不遵朝仪”、“大逆不道”。了是孔融又第二次入狱。最后全家被杀，全无完
卵，年五十六岁。
    孔融的遭遇，是乱世中一个真人的悲剧。
陆机：《陆士衡集》
    陆机（二六一～三○三），字士衡，因做过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江苏上海人。陆机
的祖父是陆逊，父亲是陆抗，他是三国时吴国世家之子。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吴国被灭，他
闭门读书，一连十年。最后写了《辩亡论》两篇，作为对故国兴亡的一番检讨。
    陆机后来在晋朝做官，不幸卷入晋室内争，一度下狱论死，遇赦生还。晋惠帝时候，晋
室又内争，陆机带兵战败，为人所构陷，成都王颖误认他图谋倒戈，派人去抓他，他说：“
今日受诛，岂非命也！”又说：“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被杀。他的弟弟陆云、陆耽
，和儿子陆蔚、陆夏，同时被害。死时只四十三岁。因为这是一场冤狱，他“死非其罪，士
卒痛之，莫不流涕”。李白诗说“陆机雄才岂自保”，正是指此。
    陆机是多种文体的作者，现在《陆士衡集》有诗三卷、赋四卷、杂著一卷、文二卷。张
华对陆机说：“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由此可看出他“天才秀逸，辞藻宏
丽”的一面。
    陆机的《文赋》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论，也可看出那个时代的文艺水平。
陶潜：《陶渊明集》
    陶潜（三七二～四二七），字渊明、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死
后溢号靖节先生。他是东晋的政治家陶侃的曾孙，做过彭泽县县长，因为对督察的官架子讨
厌，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不愿“束带见之”，就辞职不干了。他的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