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人生
胡适
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
列位看我写这篇传记，一定要奇怪，说这“王昭君”三字，怎么能和这“爱国
女杰”四字合在一呢？那王昭君不是汉朝一个失宠的宫女么？不是受画工毛延寿的
害，不中元帝之意，被元帝派去和番的么？这个人怎么算得爱国的女豪杰呢？列位
这种疑心并没有错，不过列位都被那古时做书的人欺骗了几千年，所以如今还说这
种话，简直把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受了二千年的冤枉，埋没到如今。我如今既然
找得真凭实据，可以证明这位王昭君确是一位爱国女豪来，断不敢不来表彰一番，
使大家来崇拜。这便是在下做这篇昭君传的原因了。
我且先说那旧说。那旧说道，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候一个官人。那是元帝的后宫，
人太多了，一时不能看遍。遂召许多画工，把那些官人的容貌，都画成一册，好照
着那册子上的面貌，按图召见。便有那许多宫人，容貌中常的，便在那画工面前行
了贿赂，有送十万钱的，也有送五万钱的。只有王昭君不屑做这些苟且无耻的事，
那画工不能得钱，便把昭君的容貌画成丑相。后来匈奴（匈奴是汉朝北方一种外族
人的种名，时常来找中国）的单于来朝（单于是匈奴国王的称呼，和中国称王一般），
向皇帝求一个美女。元帝翻那画册，只见王昭君的面貌最丑，便许了匈奴，把昭君
赐他。到了次日，元帝便召昭君来见，不料竟是一个绝色美人，竟是宫中第一等的
美人，一切应对举止，没有一件不好的。元帝心中可惜的了不得。但是既许了匈奴，
不便失信于外夷，只得把昭君赐了匈奴。后来元帝心中越想越可惜，便把那些画工
都抓来杀了。
以上说的，都是从前说王昭君的话头。你想那些画工竟敢在皇帝宫中做起买卖
来了，胆子也算大极了。况且元帝既见之后，又何尝不可把别人来代替他？所以这
种话都是靠不住的。我如今所引证的，也是从古书上来的，并不是无稽之谈。列位
且听我道来。
王昭君，名嫱，是蜀郡秭归人氏。他父亲叫王穰，所生只有昭君一女。昭君自
幼便和平常女儿家不同，一切举动都合礼法。长成的时候，生得秀外慧中，绝代丰
姿，真个宋玉说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傅粉则大白，涂脂则太赤”。
再加上幽嫡贞静，所以不到十七岁，便早已通国闻名的了。及笄以后，那些世家王
孙来求婚的，真个不知其数。他父亲总不肯许。恰巧那时元帝选良家女子人宫，王
穣听了这个消息，便来与女儿说知，想要把昭君送进宫去。王昭君听了这话，心中
自己估量，自思自己的父亲只生一女，古语道得好，“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所益”，
父母生我一场，难道亲患未报，就此罢了不成？如今不如趁这机会，进得宫去，或
者得了天子思宠，得为昭仪或是捷好，那时可不是连我的父母祖宗都有了光荣，也
不枉父母生我一场。主意已定，便极力赞成王穣的说话。王穣见女儿情愿，便把昭
君献入宫去，看官要晓得，这原是昭君一片孝心，想做那光耀门媚的女儿。那里晓
得皇帝的深宫，是一个最凄惨最可怜的地方，古来许多诗人做的许多宫怨的诗词，
已是写得穷形尽致了。更有那《红楼梦》上说的，有一位贾元妃，对他父亲说：
“当日送我到那不见人的去处”，你看这十二个字，写得多少凄怆呜咽，人尚且不
能见，什么生人的乐趣，更不用说自然是没有的了。那宫中几千宫女，个个抬起头
来，望着皇帝来临，甚至于有用竹叶插门，盐水洒地，来引皇帝的羊车的。其实好
好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方，除了卑鄙龌龊苟且逢迎之外，那里还想得天子的顾盼。
唉，这种卑鄙污下的行为，岂是我们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做得到的么？昭君到了这
个地方，看了这种行为，心想自己容貌虽好，品行虽好，终究不能得天子的宠遇，
体说宠遇，简直连天子的颜色都不大望得见了。要是照这样下去，还不是到头做一
个白发宫人么？昭君想到这里，自然要蛾眉紧蹙，珠泪常垂的了。
看官要记清，上面所说的，都是王昭君入宫的历史。如今要说那王昭君爱国的
历史了，看官须晓得，汉朝一代，最大的边患便是那匈奴，从汉高祖以来，常常人
寇中国，弄得中国边境年年出兵，民不聊生。宣帝的时候，匈奴内乱，自相争杀，
遂分成两国，一边是呼韩邪单于，一边是那支单于。后来汉朝帮助呼韩邪，攻杀那
支，呼韩邪单于大喜，遂来中国，人朝朝觐。那时正是汉元帝竟宁元年。那时便是
王昭君立功的时代了。
那时呼韩邪来朝，先谢皇帝复国的恩典，便说：“小臣得天子威灵，得有今日，
从此以后，断不敢再萌异心。如今想求皇帝赐一个中国女子给臣，使小臣生为汉朝
的臣子，又做汉朝的女婿，子孙便做汉朝的外甥。从此匈奴可不是永永成了天朝的
外臣了么？”皇帝听了呼韩邪的话，心中很喜欢，只是一件，那匈奴远在长城之外，
胡天万里，冰霜遍地，沙漠匝天。住的是帐篷幕，吃的是膻肉酪浆。那种苦况，这
些娇滴滴的宫娃，那里受得起。谁肯舍了这柏梁建章的宫殿，去吃这种惨不可言的
苦况呢。想到这里，心里便踌躇起来了，便叫内监，把全宫的宫人都宣上殿来。不
多一会，那金殿上，便黑压压地到了无数如花似玉的宫人。元帝便问道：“如今匈
奴的国王，要求朕赐一女子给他，你们如有愿去匈奴的，可走出来。”连问了几遍，
那些官人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答应的。那时王昭君也在其内，听了皇帝的话，看
了大家的情形，晓得大众的意思，都是偷安旦夕，全不顾大局的安危，心里便老大
不自在。心想我王嫱入宫已有几年了，长门之怨自不消说，与其做个碌碌无为的上
阳宫人，何如轰轰烈烈做一个和亲的公主。我自己的姿容或者能够感动匈奴的单于，
使他永远做汉朝的的臣子，一来呢，可以增进大汉的国威，二来呢，使两国永永休
兵罢战，也免了那边境上年年生民涂炭之苦。将来汉史上即使不说我的功勋，难道
那边塞上的口碑，也把我埋没了么？想到这里，便觉得这事竟是我王嫱义不容辞的
责任了！昭君主意已定，叹了一口气，黯然立起身来，颤巍巍地走出班来，说：
“臣妾王嫱愿去匈奴”。那时元帝看见没有人肯去，正在狐疑的时候，忽见人丛里
走出这么一位倾城倾国绝代无双的美人来，定睛一看，竟是宫中第一个绝色美人，
而且是平日没有见过的。这时候元帝又惊又喜，又怜又惜，惊的是宫中竟有这么一
个美人，喜的是这位美人竟肯远去匈奴，怜的是这位美人怎禁得起那万里长征的苦
趣，惜的是宫中有了这个美人，却不曾享受得，便把去送与匈奴，岂不可惜，岂不
可惜么？皇帝心中虽有可惜，然而那时匈奴的使臣，陪着呼韩邪单于，都在殿上，
昭君的美貌，是满朝都看见了的，昭君的言语，是都听见了的，到了这时候，唉，
虽有天子的威力，大汉的国势，也不能挽回这事了。元帝到了这时候，一时没得法
了，只好把昭君赐了匈奴。从此以后，我们这位爱国女杰王昭君，便做了匈奴呼韩
邪单于的大阈支（阈支的意思，和我们中国称王后一般）了。
呼韩邪单于得了王昭君，快活极了。那时汉元帝封昭君为宁胡阈支，这“宁胡”
二字，便是“安抚胡人”的意思。果然一个王昭君，竟胜似千百万雄兵，从此以后，
胡也宁了，汉也宁了。那时呼韩邪单于便和昭君回到匈奴，一路上经过许多平沙大
漠，呼韩邪便叫匈奴的乐士在马上弹起琵琶来，叫昭君一路行一路听着，免得他生
思乡之念。不多时昭君到了匈奴。匈奴便年年进贡，永永做汉朝的外臣。于是汉朝
的国威远及西北诸国，从元帝到成帝、哀帝、平帝，一直到王莽篡汉的时候。那时
呼韩邪也死了，昭君也死了，他子孙做单于的都说，我国世世为汉朝的外甥，如今
天子已非刘氏，如何做他的藩属？于是匈奴遂不进贡了，遂独立了。可见这都是这
位爱国女杰王昭君的功劳。这便是王昭君的爱国历史，我们中国几千年来，人人都
可怜王昭君出塞和番的苦趣，却没有一个晓得赞叹王昭君的爱国苦心的。唉，怎么
对得住王昭君呀，那真是对不住王昭君了！
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漆漆的大雾
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
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
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
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
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
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
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
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
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
说：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可是狂
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
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
的，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
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
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
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
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
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什］老，他总是
朋友中问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
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份的高冈，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上帝，
我望不见你！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活泼，秀丽，褴楼的衣衫；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志摩今年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
有单纯信仰的流人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
“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
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
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
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
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
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
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
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
到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
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
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
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
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
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
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
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
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
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
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
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
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
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于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
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鹊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
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济以不求圆满为生活
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
尽矣，郁邑伦像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
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
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
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
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起，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
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
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
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
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
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
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
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
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
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
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
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里暗惨的可
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这魂魄，在恐
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
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
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
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
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
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
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I71lltl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
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
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
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
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
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
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的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
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
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
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
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
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
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
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鹏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
他的死的悲哀；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怕惊了他。但他一展翅，冲破浓密，化一
朵彩云：他飞了，不见了，没了——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
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
同》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我
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
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
远留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
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互放的光亮！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本年的四中全会选举林森先生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舆论对这件事似乎很一
致的表示满意。在这个只有攻击而很少赞扬的民族里，这样一致的赞同岂不是很可
惊异的事吗？
我们考察各方舆论对林主席的赞许，总不外“恬退”两个字。“恬退”的褒语
只可以表示国人看惯了争权攘利的风气，所以惊叹一个最高官吏的澹泊谦退，认为
“模范”的行为。但这种估量，我们认为不够，——不够表示林森先生在中国现代
政治制度史上的重大贡献。
林森先生的绝大功劳在于把“国府主席”的地位实行做到一个“虚位”，而让
行政院院长的地位抬高到实际行政首领的地位。今日的国府主席，最像法国的大总
统；今日的行政院院长，颇像法国的国务总理与英国的首相。两年多以来的政治制
度的大变迁，就是从两年前的主席制度变成两年来的行政院长制。其重要性颇等于
从一种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改制的根据固然由于民国计一年十二月三中全会之改制
案，然而使这个新制度成为可能的事实，这不能不归功于林森先生之善于做主席。
三中全会改定政府组织，把行政院抬高，作为行政最高机关。这确是政治制度
上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国府主席是一个不明大体而个性特别坚强的人，如果他不甘
心做一个仅仅画诺的主席，那么，十几年前北京唱过的“府院之争”一幕戏还是不
容易避免的。
林森主席是一个知大体的人，他明白甘一年底改制的意义是要一个法国总统式
的国府主席，所以他从不肯和行政院长争政权。旧制下国民政府的文宫处、主计处、
参军处，都至今依然存在，但两年来的行政大权都移归行政院了。
去年我过南京时，一位部长告诉我一个很有趣味的故事。在新组织法之下。第
一个政府是孙科的政府，不久就倒了。第二个政府，汪精卫的政府，成立之时正当
湘沪南京都最受日本压迫时期。汪政府成立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位部长说
：“我们就职了一个多月，还没有去正式参谒林主席哩！”这一句话提醒了全体
“阁员”，于是汪院长派人去通知林主席，说明天上午汪院长要率领全体阁员去参
见主席。到了第二天，全体阁员到林主席的公馆。到处寻不见林方席。主席不知往
哪儿去了！他们都感觉诧异，只好留下名片，恫然而返。到了下午，林主席去回拜，
他们才知道林主席因为“不敢当参竭的大礼”，出门回避了！
这个故事至今在南京传为美谈。我们关心政治制度的人，也都会认得这个故事
是一桩有意义的美谈。我们试回想那两年前党政军合为一体的国府主席的地位，就
可以明白林主席的谦退无为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了。
两年前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是最不合理的。那时一个部长的地位是很低的：各部
之上有行政院，行政院是与其他四院平等的，五院的正副院长加上其他国府委员组
成国民政府。二十一年底的改制，改行政院各部为政府，而国府主席成为虚君制，
于是三级政府合为一级，而其他四院与行政院分开对立，为行政部之外监督协助行
政的机关。这个改革与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的原意似乎接近多了。而其中用无为
的精神，在不知不觉之中使这个内阁制成为事实，使这个虚君主席制成为典型，及
是林森先生两年来的最大成绩。
我今年再到南京，又听见人说林主席的一件故事。两年前，他被选为国府主席
之后，他自己去请他的同乡魏怀先生担任文官长的职务。林主席对他说：“我只要
你做到两个条件：第一，你不要荐人。第二，你最好是不见客。”这个故事也应该
成为南京政治的美谈。这是有意的无为。若没有这种有意的无为，单有一个恬退的
主席，也难保他的属吏不兴风作浪揽权干政，造成一府院斗争的局面。
有个朋友从庐山回来，说起枯岭的路上有林主席捐造的石磴子刻着“有姨太太
的不许坐”八个字。这个故事颇使许多人感觉好笑。有人说：“我若有姨太太，偏
要坐坐着，有谁能站在旁边禁止我坐？”其实这也是林森先生的聪明过人处。你有
姨太太，你尽管去坐，决没有警察干涉你。不过你坐下去了，心里总有点不舒服。
林先生刻石的意思，也不过要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舒服罢了。他若大吹大擂的发起一
个“不纳妾”的新生活运动，那就够不上做一个无为主义的政治家了。
二十三、三、三夜。
追忆曾孟朴先生
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
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
隔了近二十年，我才有认识曾先生的机会，我那时在上海住家，曾先生正在发
愿努力翻译法国文学大家嚣俄的戏剧全集。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但他的谦逊虚心，
他的奖掖的热心，他的勤奋工作都使我永永不能忘记。
我在民国六年七年之间，曾在《新青年》上和钱玄同先生通讯讨论中国新旧的
小说，在那些讨论里我们当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
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
的好意。
他对我的好意，和他对于我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热烈的同情，都曾使我十分感动，
他给我的信里曾有这样的话：“您本是……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奋，在根本上，
环境上，看透了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
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
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这样
热烈的同情，从一位自称“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坦白的表述出来，如何能不
使我又感动又感谢呢！
我们知道他这样的热情一部分是因为他要鼓励一个年轻的后辈，大部分是因为
他自己也曾发过“文学狂”，也曾发下宏愿要把外国文学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中国文，
也曾有过“扩大我们文学的旧领域”的雄心。正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梦想改革中国文
学的老文人，所以他对于我们一班少年人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存着绝大的期望。
我最感谢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短短交谊居然引起了他写给我的那封六千字的自叙
传的长信《胡适文存三集》，页—一二五———一三八）。在那信里，他叙述他自
己从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开始学法文，到戊戌（一八九八）认识了陈季同将军，
方才知道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后来他开办了小说林和宏文馆书
店，——我那时候每次走过棋盘街，总感觉这个书店的双名有点奇怪，——他告诉
我们，他的原意是要“先就小说上做成个有统系的译述，逐渐推广范围，所以店名
定了两个”。他又告诉我们，他曾劝林琴南先生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
但林先生听不懂他的劝告，他说：“我在畏卢先生（林纤）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
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他对于我们的文学革命论十分同情，正是因为
我们的主张是比较能够“满足他的希望”的。
但是他的冷眼观察使他对于那个开创时期的新文学“总觉得不十分满足”，他
说：“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二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
了，只缺少了伟大。”这真是他的老眼无花，一针见血！他指出中国新文艺所以缺
乏伟大，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懒惰，一是欲速。因为懒惰，所以多数少年作家只肯
做那些“用力少而成功易”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因为欲速，所以他们“一开手便
轻蔑了翻译，全力提倡创作”。他很严厉地对我们说：“现在要完成新文学的事业，
非力防这两样毛病不可，欲除这两样毛病，非注重翻译不可。”他自己创办真美善
书店，用意只是要替中国新文艺补偏救弊，要替它医病，要我们少年人看看他老人
家的榜样，不可轻蔑翻译事业，应该努力“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
的源泉”。
我们今日追悼这一位中国新文坛的老先觉，不要忘了他留给我们的遗训！
一九三三。九。十一夜半，在上海新亚饭店。
许恰荪传
我的朋友许恰荪死了！他死的时候是中华民国八年三月二十二夜七点半钟。死
的前十几天，他看见报纸上说我几个朋友因为新旧思潮的事被政府驱逐出北京大学。
他不知那是谣言，一日里写了两封快信给我，劝我们“切不必因此灰心，也不必因
此愤慨”（三月五日信）。他又说“无论如何，总望不必愤慨，仍以冷静的态度处
之，……所谓经一回的失败，长一回的见识”（三月五日第二信）。这就是恰荪最
末一次的信。到了三月十七日，他就有病。起初他自己还说是感冒，竟不曾请医生
诊看；直到二十一夜，他觉得病不轻，方才用电话告知几个同乡。明天他们来时，
恰荪的呼吸已短促，不很能说话。河海工程学校的人把他送到日本医院，医院中人
说这是流行的时症转成肺炎；他的脉息都没有了，医生不肯收留。抬回之后，校长
许肇南先生请有名的中医来，也是这样说，不肯开方。许先生再三求他，他才开了
四昧药，药还没煎好，恰荪的气已绝了！
恰荪是一个最忠厚，最诚恳的好人，不幸死的这样早）……这样可惨！我同恰
苏做了十几年的朋友，很知道他的为人，很知道他一生学问思想的变迁进步。我觉
得他的一生，处处都可以使人恭敬，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模范，因此我把他给朋友
的许多书信作材料，写成这篇传。
恰荪名棣常，从前号绍南，后来才改做恰荪。他是安徽绩溪人。先进绩溪仁里
的思诚学堂，毕业之后，和他的同学程干丰、胡祖烈、程敷模、程于诚等人同来上
海求学。他那几位同学都进了吴淞复旦公学，只有恰荪愿进中国公学。那时我住在
校外，他便和我同住。后来中国公学解散，同学组织中国新公学，恰荪也在内，和
我同住（竞业旬报）馆。后来恰荪转入复旦公学，不久他的父亲死了（庚戌），他
是长子，担负很重，不能不往来照应家事店事，所以他决计暂时不进学校，改作自
修工夫，可以自由来往。决计之后，他搬出复旦，到上海和我同住。庚戌五月，恰
荪回浙江孝丰，——他家有店在孝丰，——我也去北京应赔款留学官费的考试。我
们两人从此一别，七个足年不曾相见。我到美国以后，恰荪和我的朋友郑仲诚同到
西湖住白云庵，关门读国学旧书，带着自修一点英文（庆成十一月十七日信）。明
年辛亥，我们的朋友程干丰（乐亭）病死。恰荪和他最好，心里异常悲痛，来信有
“日来居则如有所失，出则不知所之，念之心辄凄然而泪下，盖六载恩情，其反动
力自应如是”（辛亥四月十一日信）。那个五月恰苏考进浙江法官养成所，他的意
思是想“稍攻国法私法及国际法，期于内政外交可以洞晓；且将来无论如何立身，
皆须稍明法理，故不得不求之耳”（辛亥五月二十一日信）。但是那学堂办得很不
满他的意，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他就不进去了。他来信说：“读律之举，去岁曾实
行之，今年又复舍去，盖因校中组织未善，徒袭取东夷皮相；……人品甚杂，戚施
之态，心素恶之，故甚不能侧身其间以重违吾之本心也。”（民国元年十月三十日
信）
那一年恰苏仍旧在西湖读书。民国二年他决意到日本留学，四月到东京进明治
大学的法科，五月来信说：“……君既去国，乐亭复云亡。此时孤旅之迹，若迷若
惘，蓬转东西，而终无所栖泊。本拟屏迹幽遗，稍事根底学问，然非性之所近。…
…恐于将来为已为人，一无所可。……去岁以来，思之重思之，意拟负笈东瀛，一
习拯物之学。然而经济困难，尚未自决。嗣得足下第二手书，慰勉有加，欲使膏盲
沈没，复起为人，吾何幸而得此于足下！……遂于阴历正月间驰赴茗上，料理一切，
期于必行”（二年五月十七日信）。他到日本后不久第二次革命起事，汇款不通，
他决计回国，临走时他写长函寄我，中有一段，我最佩服。他说：“自古涡梦之会，
沧海横流，定危扶倾，宜有所托。寄斯任者，必在修学立志之士，今既气运已成，
乱象日著，虽有贤者不能为力。于此之时，若举国之士尽人漩涡，随波出没，则不
但国亡无日，亦且万劫不复矣。在昔东汉之末，黄巾盗起，中原鼎沸，诸葛武侯高
卧隆中，心不为动。岂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人而能忘情国家者乎？诚以乱兹方寸，
于事无益耳，于此乱离，敢唯足下致意焉。”
这封信寄后，因道路不平静，他竟不能回国。那时东京有一班人发起一个孔教
分会，怡荪也在内，他是一个热心救国的人，那时眼见国中大乱，心里总想寻一个
根本救国方法；他认定孔教可以救国，又误认那班孔教会的人都是爱国的志士，故
加人他们的团体。他那时对于那班反对孔教会的人，很不满意，来信有“无奈东京
留学界中，大半趋奉异说，习气已深，难与适道”的话（同上）。这时代的怡荪完
全是一个主张复古的人。他未信有论孔教会议决“群经并重”一段，说“以余之意，
须侧重三礼。盖吾国三代之时，以礼治国，故经国之要尽在三礼。近日东西各国每
以法律完备自多，岂知吾国数千年前已有威仪三百，礼仪三千，以礼治国，精审完
美，必不让于今日所谓法治国也。且一般人多主张以孔子为宗教家，既认为宗教，
则于方式亦不可不讲。冠婚丧祭等事，宜复于古，方为有当耳”（同上）。我回信
对于这主张，很不赞成。明年（民国三年）怡荪写了一封楷书六千字的长信同我辩
论，到了这时候，恰苏已经看破孔教会一班人的卑劣手段，故来信有云：“近日之
孔教会不脱政党案，所谓提倡道德挽回人心之事，殆未梦见也。此殊非初心所料及！
……尊崇孔子而有今日之孔教会，其犹孔子所谓死不若速朽之为愈也！（三年四月
一日信）怡荪本来已以搬进孔教会事务所里，替他们筹成立会和办”大成节“的庆
祝会的事，很热心的。后来因为看出那班”孔教徒“的真相，所以不久就搬出来，
住辰实馆（二年十一月三日信）。但是他这时候仍旧深信真孔教可以救国，不过他
的孔教观念已经不是陈焕章一流人的孔教观念了。他那封六千字的长信里，说他提
倡孔教有三条旨趣：”（一）洗发孔子之真精神，为革新之学说，以正人心；（二）
保存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必须昌明孔孟学说，以为保障；（三）吾国古代学说如
老苟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皆可并行不背；颂吉孔教，正犹振衣者之必提其领耳。
“（三年四月十日信）
这时候。怡荪所说“孔子之真精神”即是公羊家所说的“微言大义”，所以他
那信里说：“至于近世，人心陷溺已至于极，泯梦之祸，未知所届。及今而倡孔教
以正人心，使此后若有窍国者兴，亦知所戒，则犹可以免于大乱也。”后来袁世凯
用了种种卑污手段，想做皇帝。东京的孔教会和筹安会私造了许多假图章，捏名发
电“劝进”。恰苏的希望从此一齐打破。所以后来来信说：“时局至此，欲涕无从。
大力之人，负之狂走，其于正义民意，不稍顾恤，所谓”道德“者，已被轻薄无余
矣厂（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
又第二条所说“东亚固有之社会制度”，他的意思是专指家族制度。原信说：
“挽近世衰道微，泰西个人功利等学说盛行，外力膨胀，如水行地中，若不亟思保
界，则东亚社会制度中坚之家族制，必为所冲决。此中关系甚巨，国性灭失，终必
有受其敝者。此知微之士所不得不颂言孔教，夫岂得已哉？”（三年四月十日信）
怡荪这种观念，后来也渐渐改变，最后的两年，他已从家族制移到“人生自己”
（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寄高一涵信）。他后来不但不满意于旧式的家族制，并且对于
政治的组织也多不满意。去年来信竟说“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
人类罪恶之源泉，而又无法跳出圈子，所以每一静念，神智常为惘惘也”（七年九
月八日信）。复古的怡荪，此时已变成了社会革新家的怡荪。
至于第三条所说“老苟管墨不出孔子范围”的话，我当时极力同他辩论，后来
他稍稍研究诸子学，主张也渐渐改变。我在美国的时候，要用俞越的《读公孙龙子
》，遂写信请怡荪替我寻一部《俞楼杂纂》，他因为买不到单行本子，所以到上野
图书馆去替我抄一部《读公孙龙子》。我那时正在研究诸子学，作为博士论文。怡
荪屡次来信劝勉我；有一天信上说：“世言东西文明之糅合，将生第三种新文明。
足下此举将为之导线，不特增重祖国，将使世界发现光明”（五年三月十三日信）。
这种地方不但可以见得抬苏鼓舞朋友的热心，并且可以见得他对于儒家与非儒家学
说的态度变迁了。
以上述。怡荪对于孔教的态度。那封六千字的信上半论孔教问题，下半论政治
问题。怡荪的政治思想前后共经过几种根本的变迁。那封信里所说可以代表他的基
本观念是“政治中心”的观念。他说：“以余观于吾国近数十年来之政局，政治之
重点，亦常有所寄。盖自湘乡柄政以后，移天合肥。合肥将死，……疏荐项城以代。
项城起而承合肥之成局，故势力根深蒂固，不崇朝而心腹布天下，历世而愈大。…
…辛亥之际，失其重点，故常震撼不宁，其在民质未良之国，政治中心宜常寄于一
部分之人，否则驯至于乱。……再以今日时势推之，其继项城而起者，其必为段氏
棋瑞乎？”（三年四月十日信）这时代的恰苏所张的是一种变相的“独头政治”。
他说“一国改进之事，不宜以顿，尤须自上发之”。（同上）他那时推测中国的将
来，不出三条路子：“若天能挺生俊杰，如华盛顿其人者，使之能制一国之重，与
以悠久岁月，别开一生面：此策之最上者也。其次若有人焉，就已成之时局而善扶
掖之，取日本同一之步趋。（适按此指政党政治）……至若今日之上下相激，终至
以武力解决，……此则天下最不幸之事也。”（同上）
怡荪一生真能诚心爱国，处处把“救国”作前提，故凡他认为可以救国的方法，
都是好的。如袁政府当时的恶辣政策，怡荪也不根本否认。他说：“吾人之于政府，
固常望其发奋有为，自脱于险，苟有利于吾国吾民者。犯众难以为之，可也；能如
诸葛武候、克林威尔之公忱自矢，其心迹终可大白于天下，而吾人亦将沤歌之不暇，
岂忍议其后乎？若计不出此，徒揽天下之威福以为一姓之尊荣，是则非吾人之所敢
知矣。”（三年五月十八日信中载，录他寄胡绍庭的信。）可见怡荪当时不满意于
袁政府，不过是为他的目的不在救国而在谋一姓的尊荣。至于严厉的政策和手段，
他并不根本反对。他说：“总之，政治之事无绝对至善之标准，惟视其时之如何耳，”
（三年五月十八日信）
过了一年多，帝制正式实行，云南、贵州的革命接着起来，民国五年帝制取消，
不久袁世凯也死了。那时恰苏对于国事稍有乐观，来信说：“国事顷因陈（其美）
毙于前，袁（世凯）姐于后，气运已转，国有生望。盖陈死则南方暴烈恶徒无所依
附，而孙中山之名誉可复。袁灭则官僚政治可期廓清。”（五年六月三十日信）那
时怡荪前两年所推算的段棋瑞果然成了“政治的中心”c 怡荪来信说：“闻段之为
人，见倡无华，而节操不苟，雅有古大臣之风。倘国人悔祸，能始终信赖其为人，
则勘乱有期，澄清可望。”（同上）可见那时恰苏还是主张他的“政治中心”论。
怡荪在明治大学于民国五年夏间毕业。七月中他和高一涵君同行回国。那时候
段内阁已成立，阁员中很有几个南方的名士。表面上很有希望，骨子里还是党争很
激烈，暗潮很利害。怡荪回国住了一年，他的政治乐观很受了一番打击，于是他的
政治思想遂从第一时代的“政治中心”论变为第二时代的“领袖人才”论。他说：
“国事未得大定，无知小人尚末厌乱，而有心君子真能爱国者，甚鲜其人。如今日
现状虽有良法美制，有用无体，何以自行？欲图根本救济，莫如结合国中优秀分子，
树为政治社会之中坚。如人正气日旺，然后可保生命。”因此他希望他的朋友“搜
集同志，组一学会，专于社会方面树立基础，或建言论，或办学校，务为国家树人
之计。”（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寄一涵君信）他又说：“今日第一大患在于人才太少。
然人才本随时而生，惜无领袖人物能组织团体，锻炼耀磨，俾其如量发挥；徒令情
势涣散，虽有贤能亦不能转移风气，志行薄弱者，又常为风气所转移。……是知吾
国所最缺乏者，尚非一般人才，而在领袖人才也审矣。”（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当
第三次革命成功时，我在美洲寄信给。怡荪说，“这一次国民进步两党的稳健派互
相携手，故能成倒袁的大功。以大势看来，新政府里面大既是进步党的人居多数。
我很盼望国民党不要上台，专力组织一个开明强健的在野党，做政府的监督，使今
日的”稳健“不致流为明日的腐败。”我这种推测完全错了。倒袁以后，国民党在
内阁里竟居大多数，进步两党的重要人物都不曾上台。后来党见越闹越激烈，闹得
后来督军团干预政治，国会解散，黎元洪退职。张勋复辟的戏唱完之后，段棋瑞又
上台。这一次民党势力完全失败。怡荪回想我前一年的话，很希望民党能组织一个
有力的在野党，监督政府。（六年八月九日又九月二十日与高一涵信）那时怡荪的
政治思想已有了根本改变，从前的“政治中心”论已渐渐取消，故主张有一种监督
政府的在野党“抵衡其间，以期同人正轨。”（六年九月二十日与一涵信）
但是那时因为国会的问题，南北更决裂，时局更不可收拾。怡荪所抱的两种希
望，——领袖人才和强硬的在野党，——都不能实现。民国六年秋天他屡次写信给
朋友，说天下的事“当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六年旧七月十日信，又九月二十
日与一涵信，又九月二十三日与我信。）那时安徽的政治，腐败不堪，后来又有什
么“公益维持会”出现，专把持选举的事。我们一班朋友不愿意让他们过太容易的
日子，总想至少有一种反对的表示，所以劝恰苏出来竞争本县有省议会的选举怡荪
起初不肯，到了七年五月，方才勉强答应了。他答应的信上说：“民国二年选举的
时候，足下寄手书，谓”中国之事，患在一般好人不肯做事“云云，其言颇痛。与
其畏难退缩，徒于事后叹息痛恨，何如此时勿计利害，出来奋斗，反觉得为吾良心
所安也。”（七年五月二十日信）这一次的选举竟争，自然是公益维持会得胜，恰
苏几乎弄到“拿办”的罪名，还有他两个同乡因为反对公益维持会的手段，被县知
事详办在案。但是怡荪因此也添了许多阅历。他写信给我说：“年来大多数的人，
无一人不吞声饮恨，只是有些要顾面子，有些没有胆子，只得低头忍耐，不敢闹翻，
却总希望有人出来反对，……由此看来，所谓社会制度所谓政治组织，无一不为人
类罪恶之源泉。”（七年九月八日信）他又说：“最近以来，头脑稍清晰的人，皆
知政治本身已无解决方法，须求社会事业进步，政治亦自然可上轨道。”（同上）
这几句话可以代表怡荪的政治思想第三个时代。这时候，他完全承认政治的改
良须从“社会事业”下手，和他五年前所说“一国改良之事，尤须自上发之”的主
张，完全不相同了。他死之前一个月还有一封长信给我，同我论办杂志的事。他说
：“办杂志要觑定二三十年后的国民要有什么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
多数国民的思想。于是以少数的议论，去转移那多数国民的思想。关系如何重要！
虽是为二三十年后国民思想的前趋，须要放开眼界，偏重急进的一方面。……政治
可以暂避不谈，对于社会各种问题，不可不提出讨论。”（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信）
这个时代的怡荪完全是一个社会革命家。可惜他的志愿丝毫未能实现，就短命死了！
以上述怡荪政治思想的变迁。
恰苏于民国七年冬天，受我的朋友许肇南的聘，到南京河海工程学校教授国文。
肇南在美国临归国的时候，问我知道国内有什么人才，我对他说：“有两个许少南。”
一个就是肇南自己，一个就是恰苏（恰苏本名绍南）。后来两个许少南竟能在一块
做事。果然很相投，我今年路过南京，同他谈了两天，心里很满意。谁知这一次的
谈话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聚会呢？
怡荪是一个最富于血性的人。他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朋友
中真不容易寻出第二个。他同我做了十年的朋友，十年中他给我的信有十几万字，
差不多个个都是楷书，从来不曾写一个潦草的字。他写给朋友的信，都是如此。只
此一端已经不是现在的人所能做到。他处处用真诚待朋友，故他的朋友和他来往长
久了，没有一个不受他的感化的。即如我自己也不知得了他多少益处。己西庚戌两
年我在上海做了许多无意识的事，后来一次大醉，几乎死了。那时幸有怡荪极力劝
我应留美考试，又帮我筹款做路费。我到美国之后，他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说：足下
此行，问学之外，必须拔除旧染，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
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庚戌十一月十七日信）自此以后，
九年之中”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我，勉励我的话。我偶然说了一句可取的话，
或做了一首可看的诗，他一定写信来称赞我，鼓励我。我这十年的日记札记，他都
替我保存起来。我没有回国的时候，他晓得我预备博士论文，没有时间做文章，他
就把我的《藏晖室札记》节抄一部，送给《新青年》发表。我回国以后，看见他的
小楷抄本，心里惭愧这种随手乱写的札记如何当得我的朋友费这许多精力来替我抄
写。但他这种鼓励朋友的热心，实在能使人感激奋发。我回国以后，他时时有信给
我，警告我“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六年旧七月初十日信），劝
我“打定主意，认定路走，毋贪速效，勿急近功”（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信）。爱谋
生说得好：“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
成神圣”。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他现在虽死了，但他的精神，他的影响，永
永留在他的许多朋友的人格里，思想里，精神里，……将来间接又间接，传到无穷，
怡荪是不会死的！
民国八年六月
李超传
李超的一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我参考她的行状和她的信稿，她的生
平事实不过如此：李超原名惟柏，又名惟壁，号墣真，是广西梧州金紫庄的人。她
的父母都早死了，只有两个姊姊，长名惟钧，次名口口。她父亲有一个妾，名附姐。
李超少时便跟着附姐长大。因为她父母无子，故承继了她胞叔渠廷的儿子，名惟琛，
号极甫。她家本是一个大家，家产也可以算得丰厚。她的胞叔在全州做官时，李超
也跟着在衙门里，曾受一点国文教育。后来她回家乡，又继续读了好几年的书，故
她作文写信都还通顺清楚。
民国初年，她进梧州女子师范学校肄业，毕业时成绩很好。民国四年她和她的
一班同志组织一个女子国文专修馆。过了一年，她那班朋友纷纷散去了，她独自在
家，觉得旧家庭的生活没的意味，故发愤要出门求学。她到广州，先进公立女子师
范，后进结方学堂；又进教会开的圣神学堂，后又回到结方，最后进公益女子师范。
她觉得广州的女学堂不能满意，故一心想来北京进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民国七
年七月，她好容易筹得旅费，起程来北京。九月进学校，初做旁听生，后改正科生。
那年冬天，她便有病，她本来体质不强，又事事不能如她的心愿，故容易致病。今
年春天，她的病更重，医生说是肺病，她才搬进首善医院调养。后来病更重，到八
月十六日遂死在法国医院。死时，她大约有二十三四岁了。（行状作“年仅二十”，
是考据不精的错误。）
这一点无关紧要的事实，若依古文家的义法看来，实在不值得一篇传。就是给
她一篇传，也不过说几句“生而颖悟，天性孝友，戚敞称善，苦志求学，天不永其
年，惜哉惜哉”一类的刻板文章，读了也不能使人相信。但是李超死后，她的朋友
搜索她的遗稿，寻出许多往来的信札，又经过她的同乡苏甲荣君把这些信稿分类编
记一遍，使她一生所受的艰苦，所抱的志愿，都—一的表现分明。我得读这些信稿，
觉得这一个无名的短命女子之一生事迹很有作详传的价值，不但她个人的志气可使
人发生怜惜敬仰的心，并且她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可以引起全国有心人之注意讨论。
所以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替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
李超决意要到广州求学时，曾从梧州寄信给她的继兄，信中说：计妹自辍学以
来，忽又半载。家居清闲，未尝不欲奋志自修。奈天性不敏，遇有义理稍深者，即
不有自解，又无从质问。盖学无师承，终难求益也。同学等极赞广州公立女子第一
师范，规则甚为完善，教授亦最良好，且年中又不收学费，如在校寄宿者，每月只
缴缮费五元，校章限二年毕业。……广东为邻省，轮舟往还，一日可达。……每年
所费不过百金。依家年中入息虽不十分丰厚，然此区区之数，又何难筹？……谅吾
兄必不以此为介意。……妹每自痛生不逢辰，幼遭悯凶，长复困厄……其所以偷生
人间者，不过念既受父母所生，又何忍自相暴弃，但一息苟存，乌得不稍求学问？
盖近来世变日亟，无论男女，皆以学识为重。妹虽愚陋，不能与人争胜，然亦欲趁
此青年，力图进取。苟得稍明义理，无愧所生，于愿已足。其余一分富贵浮华，早
已参透，非谓能忽然置之，原亦知福薄之不如人也。……若蒙允诺，……匪独妹一
生感激，即我先人亦当含笑于九泉矣。战栗书此，乞早裁复。这信里说的话，虽是
一些“门面话”，但是已带着一点呜咽的哭声。再看她写给亲信朋友的话：前上短
章，谅承收览，奉商之事，不知得蒙允诺与否。妹此时寸心上下如坐针毡，……在
君等或视为缓事，而妹则一生苦乐端赖是也。盖频年来家多故。妹所处之境遇固不
必问及。自壬子口兄续婚后，嫌隙愈多，积怨愈深。今虽同英，而各怀意见。诟淬
之声犹（尤）所时有。其所指摘，虽多与妹无涉，而冷言讥刺，亦所不免，欲冀日
之清净，殊不可得。去年妹有书可读，犹可藉以强解。近来闲居，更无术排遣。…
…锢居梧中，良非本怀。……盖凡人生于宇宙间，既不希富贵，亦必求安乐。妹处
境已困难，而家人意见又复如此。环顾亲旧无一我心腹，因此，厌居梧城已非一日。
……这信里所说，旧家庭的黑暗，历历都可想见。但是我仔细看这封信，觉得她所
说还不曾说到真正苦痛上去。当时李超已二十岁了，还不曾订婚，她的哥嫂都很不
高兴，都很想把她早早打发出门去，他们就算完了一桩心事，就可以安享她的家产
了。李超“环顾亲旧，无一心腹”，只有胞姊惟钧和姊夫欧寿松是很帮助她的。李
超遗稿中有两封信是代她姊姊写给她姊夫的，说的是关于李超的婚事。一封信说：
先人不幸早逝，遗我手足三人。……独季妹生不逢辰，幼失估恃，长遭困厄，今后
年华益增，学问无成，后顾茫茫。不知何以结局。钧每念及此，寝食难安。且被性
情又与七弟相左。盖弟择人但论财产，而舍妹则重学行。用是各执意见，致起龌酂。
妹虑家庭专制，恐不能进其素愿，缘此常怀隐忧，故近来体魄较昔更弱。稍有感触，
便觉头痛。……舍妹之事，总望为留心。苟使妹能终身付托得人，岂独钧为感激，
即先人当含笑于九泉也。这信所说，乃是李超最难告人的苦痛。她所以要急急出门
求学，大概是避去这种高压的婚姻。她的哥哥不愿意她远去，也只是怕她远走高飞
做一只出笼的鸟，做一个终身不嫁的眼中钉。
李超初向她哥哥要求到广州去求学，——广州离梧州只有一天的轮船路程，算
不得什么远行。——但是她哥哥执意不肯。请看他的回信：九妹知悉：尔欲东下求
学，我并无成见在胸，路程近远，用款多少，我亦不措意及之也，惟是依等祖先为
乡下人，依等又系生长乡间，所有远近乡邻女子，并未曾有人开远游羊城（即广州）
求学之先河。今尔若子身先行，事属罕见创举。乡党之人少见多怪，必多指摘非议。
然乡邻众口悠悠姑置勿论，而尔五叔为族中之最尊长者，二伯娘为族中妇人之最长
者，今尔身为处子，因为从师求学，远游至千数百里之羊城，若不禀报而行，恐于
理不合。而且伊等异日风闻此事，则我之责任非轻矣。我为尔事处措无方。今尔以
女子身为求学事远游异域，我实在不敢在尊长前为尔启齿，不得已而请附姐（李超
的庶母）为尔转请，而附姐诸人亦云不敢，而且附姐意思亦不欲尔远行也。总之，
尔此行必要禀报族中尊长方可成行，否则我之责任重。……见字后，尔系一定东下，
务必须由尔设法禀明族中尊长。这封信处处用恫吓手段来压制他妹子，简直是高压
的家族制度之一篇绝妙口供。
李超也不管他，决意要东下，后来她竟到了广州进了几处学堂。她哥哥气得利
害，竟不肯和她通信。六年七月五日，她嫂嫂陈文鸿信上说：……你哥对九少言：
“……余之所以不寄信不寄钱于彼者，以妹之不遵兄一句话也。且余意彼在东省未
知确系读书，抑系在客栈住，以信瞒住家人。余断不为彼欺也。”言时声历。……
嫂思之，计无所出，妹不如暂且归梧，以息家人之怨。……何苦惹家人之怨？……
又阴历五月十七日函说：……姑娘此次东下，不半年已历数校，以致家人成怒。
而今又欲再觅他校专读中文，嫂恐家人愈怒。……即这几封信，已可看出李超一家
对她的怨恨了。
李超出门后，即不愿回家，家人无可如何，只有断绝她的用费一条妙计。李超
在广州二年，全靠她的嫂嫂陈文鸿，妹夫欧寿松，堂弟惟几，本家李典五，堂姊伯
援宛贞等人私下帮助她的经费。惟几倍上（阴九月三十日）有“弟因寄银与吾姐一
事，屡受亚哥痛责”的话。欧寿松甚至于向别人借钱来供给她的学费，那时李超的
情形，也可想而知了。
李超在广州换了几处学堂，总觉得不满意。那时她的朋友梁惠珍在北京高等女
子师范学校写了几次信去劝她来北京求学。李超那时好像屋里的一个蜜蜂，四面乱
飞，只朝光明的方向走。她听说北京女高师怎样好，自然想北来求学，故把旧作的
文稿寄给梁女士，请她转呈校长方还请求许她插班，后来又托同乡京官说情，方校
长准她来校旁听。但是她到广州，家人还百计阻难，如何肯让她远走北京呢？
李超起初想瞒住家人，先筹得一笔款子，然后动身。故六年冬天李伯援函说：
……七嫂心爱妹，甫兄防之极严，限以年用百二（十）金为止，……甫嫂灼急异常。
甫嫂许妹之款，经予说尽善言，始犹欣然。伊苟知妹欲行，则诚恐激变初心矣。
后来北行的计划被家人知道了，故她嫂嫂六年十一月七日函说：日前得三姑娘
来信，知姑娘不肯回家，坚欲北行，闻讯之下，不胜烦闷。姑娘此行究有何主旨？
嫂思此行是直不啻加嫂之罪，陷嫂子不义也。嫂自姑娘束行后，尔兄及尔叔婶时时
以恶言相责，说是嫂主其事，近日复被尔兄殴打。且尔副姐（即附姐）亦被责。时
时相争相打，都因此事。姑娘若果爱嫂，此行万难实行，恳祈思之，再思之。
那时她家人怕她远走，故极力想把她嫁了。那几个月之中，说婚的信很多，李
超都不肯答应，她执意要北行，四面八方向朋友亲戚借款。她家虽有钱，但是因为
她哥哥不肯负还债的责任，故人多不敢借钱给她。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姊姊惟钧
写给在广州的本家李典五说：……闻九妹欲近日入京求学，本甚善事也。但以举廷
五叔及甫弟等均以为女子读书稍明数字便得。今若只身入京，奔走万里，实必不能
之事。即使其能借他人之款，以遂其志，而将来亦定不担偿还之职。……
这是最利害的封付方法。六月二十八日伯援函说：……该款七嫂不肯付，伊云
妹有去心，自后一钱本寄矣。在款项一节，予都可为妹筹到。惟七嫂云，如妹能去，
即惟子与婉贞二人是问。……七嫂与甫为妹事又大斗气。渠云妹并未知渠之苦心，
典五之款，渠亦不还，予对妹难，对渠等尤难也。
照这信看来，连她那贤明的嫂嫂也实行那断绝财源的计划了。
那时李超又急又气，已病了几个月。后来幸亏她的大姊丈欧寿松一力担任接济
学费的事。欧君是一个极难得的好人，他的原信说：……妹决意往京就学，……兄
亦赞成。每年所需八九十金，兄尽可担负。……惟吾妹既去，极甫谅亦不想置也。
李超得了李典五借款，又得了欧寿松担任学费，遂于七月动身到北京，她先在
女高师旁听，后改正科生。那时她家中哥嫂不但不肯接济款项，还写信给她姊夫，
不许他接济。欧君七年九月五日信说：……七舅近来恐无银汇。昨接被儿信，称不
独七持不满意，不肯汇银，且来信嘱兄不许接济。兄已回函劝导，谅不至如此无情。
见并声明，七舅如不寄银则是直欲我一人担任。我近年债务已达三千元左右，平远
又是苦缺，每年所得，尚未足清还债累，安得如许钱常常接济？即勉强担任，于亲
疏贫富之间，未免倒置。……
看这信所说李超的家产要算富家，何以她哥嫂竟不肯接济她的学费呢？原来她
哥哥是承继的儿子，名分上他应得全份家财。不料这个倔强的妹子偏不肯早早出嫁，
偏要用家中银钱读书求学。他们最怕的是李超终身读书不嫁，在家庭中做一个眼中
钉。故欧寿松再三写信给李超劝她早早定婚，劝她早早表明宗旨，以安她哥嫂之心。
欧君九月五日信说：……兄昨信所以直言不讳劝妹早日定婚者，职此之故。妹婚一
日未定，即七舅等一日不安。……妹婚未成，则不独妹无终局，家人不安，即愚夫
妇亦终身受怨而莫由自解。……前年在粤时，兄屡问妹之主意，即是欲妹明白宣示
究竟读书至何年为止，届时即断然适人，无论贤愚，绝无苛求之意，只安天命，不
敢怨人，否则削发为尼。终身不字。如此决定，则七舅等易于处置，不至如今日之
若涉大海，茫无津涯，教育之费，不知负担到何时乃为终了。
又九月七日信说：……妹读书甚为好事，惟宗旨未明，年纪渐渐长，兄亦深以
为忧。……极甫等深以为吾妹终身读书亦是无益。吾妹即不为极甫诸人计，亦当为
兄受怨计，早日决定宗旨，明以告我。……
欧君的恩义，李超极知感激。这几封信又写得十分恳切，故李超答书也极恳切。
答书说：……吾兄自顾非宽，而于妹膏火之费屡荷惠助，此恩此德，不知所以报之，
计惟有刻诸肺俯，没世不忘而已。……妹来时曾有信与家兄，言明妹此次北来，最
迟不过二三年即归。婚事一节，由伊等提议，听妹处裁。至受聘迟早妹不敢执拗，
但必俟妹得一正式毕业，方可成礼。盖妹原知家人素疑妹持单独主义，故先剖明心
迹，以释其疑，今反生意外之论，实非妹之所能料。若谓妹频年读书费用浩繁；将
来伊于胡底，此则故设难词以制我耳。盖吾家虽不敢谓富裕，而每年所入亦足敷衍。
妹年中所耗不过二三百金，何得谓为过分？况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支用，
妹读书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模之情理，岂得谓平耶？静思其故，盖家
兄为人惜财如壁，且又不喜女子读书，故生此论耳。
李超说：“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
反谓多余，拂之情理，岂得谓平耶？”这几句话便是她杀身的祸根。谁叫她做一个
女子！既做了女子，自然不配支用“先人遗产”来做“理正言顺之事！”
李超到京不够半年，家中吵闹得不成样子。伯援十一月六号来信说：……七嫂
于中秋前出来住数天，因病即返乡。渠因与甫兄口角成仇，赌气出来。渠数月来甚
与市兄反目，其原因一为亚凰（极甫之妾），一为吾妹。凰之不良，悉归咎于鸿嫂，
而鸿嫂欲卖去之，甫兄又不许，近且宠之，以有孕故也。前月五叔病，钧姊宁省，
欲为渠三人解释嫌恨，均未达目的，三宿即返。返时鸿嫂欣然送别，嘱钧姊勿念，
渠自能自慰自解，不复愁闷。九姑娘（即率超）处，渠典当金器亦供渠车业，请寄
函渠，勿激气云云。是夕渠于夜静悬梁自缢，幸副姐闻吹气声，即起呼救，得免于
危。……
甫兄对于妹此行，其恶益甚，声称一钱不寄，尽妹所为，不复追究。渠谓妹动
以先人为念一言为题，即先人尚在，妹下告即远行，亦未必不责备也。钧姐嘱妹自
后来信千万勿提先人以触渠怒云。
这一封信，前面说她嫂嫂为了她的事竟致上吊寻死，后面说她哥哥不但不寄一
钱，甚至于不准她妹妹提起“先人”两个字。李超接着这封信，也不知气得什么似
的。后来不久她就病倒了，竟至吐血。到了八年春天，病势更重，医生说是肺病，
那时她的死症已成，到八月就死了。
李超病中，她姊夫屡次写信劝她排解心事，保重身体。有一次信中，她姊丈说
一句极心的趣话。他说：“吾妹今日境遇与兄略同。所不同者，兄要用而无钱，妹
则有钱而不得用。”李超“有钱而不得用”，以至于受种种困苦艰难，以至于病，
以至于死，……这是谁的罪过？……这是什么制度的罪过？
李超死后，一切身后的事都靠她的同乡区君德、陈君瀛等料理。她家中哥嫂连
信都不寄一封。后来还是她的好姊夫欧君替她还债。李超的棺材现在还停在北京一
个破庙里，她家中也不来过问。现在她哥哥的信居然来了。信上说他妹子“至死不
悔，死有余辜！”
以上是李超的传完了。我替这一个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子作传，竟做了六七千字，
要算中国传记里一篇长传。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工夫做她的传呢？因为她的一生
遭遇可以用做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用做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
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我们研究
她的一生，至少可以引起这些问题：（1 ）家长族长的专制：“尔五叔为族中之最
尊长者，二伯娘为族中妇人之最长者。若不禀报而行，恐于理不合。”诸位读这几
句话，发生什么感想？
（2 ）女子教育问题：“依等祖先为乡下人，所有远近乡邻女子，并未曾有人
开远游求学之先河，今尔苦了身先行，事属罕见创举。乡党之人必多指摘非议。”
“举廷五叔及甫弟等均以为女子读书稍明数字便得。”诸位读这些话，又发生什么
感想？
（3 ）女子承袭财产的权利：“此乃先人遗产，兄弟辈既可随意支用，妹读书
求学乃理正言顺之事，反谓多余。念之情理，岂得谓平耶？”诸位读这几句话，又
发生什么感想？
（4 ）有女子不为有后的问题：《李超传》的根本问题，就是女子不能算为后
嗣的大问题。古人为大宗立后，乃是宗法社会的制度。后来不但大宗，凡是男子无
子，无论有无女儿，都还是承继别人儿子为后。即如李超的父母，有了李超这样的
一个好女儿，依旧不能算是有后，必须承继一个“全无心肝”的侄儿为后。诸位读
了这篇传，对于这种制度，该发生什么感想？
民国八年十二月。
丁在君这个人
傅孟真先生的（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是篇很伟大的文章，只有在君当得
起这样一篇好文章。孟真说：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
；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奢华；他是用科学知识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
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都是
最确切的评论。这里只有“抹杀主观”四个字也许引起他的朋友的误会。在君是主
观很强的人，不过孟真的意思似乎只是说他“抹杀私意”，“抹杀个人的利害”。
意志坚强的人都不能没有主观，但主观是和私意私利绝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
在君一个绰号，叫做出ecOD.lllsionist.可译做“一个结论家”，这就是说，在君
遇事总有他的“结论”，并且往往不放松他的“结论”。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结
论”多少总带点主观的成分，意志力强的人带的主观成分也往往比较一般人要多些。
这全靠理智的训练深浅来调剂。在君的主观见解是很强的，不过他受的科学训练较
深，所以他的立身行道的大关节目上终不愧是一个科学时代的最高产儿。而他的意
志的坚强又使他忠于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松，就决心去行，所以成为一个最有
动力的现代领袖。
在君从小不喜欢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我常笑问他：这有什
么科学的根据？他说不出来，但他终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贵州内地旅行，到了
一处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在君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
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他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
他才肯吃药。医生还没的赶到，跟他的人已病死了，人都劝在君先服中药，他终不
肯破戒。我知道他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
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
我常说，在君是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在这一
点根本立场上，眼中人物真没有一个人能比上他。这也许是因为他十五岁就出洋，
很早就受了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的缘故。他的生活最有规则：睡眠必须八小时，
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
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皮的水果，必须在滚水里浸二十秒钟。他最恨奢侈，但他最
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
他全家去避暑；这是大半为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须去住一个月以上
；他的弟弟，侄儿，内侄女，都往往同去，有时还邀朋友去同住。他绝对服从医生
的劝告：他早年有脚痒病，医生说赤脚最有效，他就终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
赤脚，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脱袜子，光着脚谈天，所以他自称“赤脚大仙”。他吸雪
茄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脚指有点发麻，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这种生
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
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学化的，代表欧化的最高层。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
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
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他接受湘沪总办之职时，
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饭店，我看见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书。他叫一个书记把这
些书信都分类归档，他就职后，需要用某项人时，写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来受考
试，考试及格了，他都雇用；不及格的，他—一通知他们的原荐人。他写信最勤，
常怪我案上堆积无数未复的信。他说：“我平均写一封信费三分钟，字是潦草的，
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写信起码要半点钟，结果是没有工夫写信。”蔡孑民先
生说在君“案无留牍”，这也是他的欧化的精神。
罗文干先生常笑在君看钱太重，有寒枪气。其实这正是他的小心谨慎之处。他
用钱从来不敢超过他的收人，所以能终身不欠债，所以能终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
终身保持一个独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时和朋友打牌，总把输赢看得很重，他手里有
好牌时，手心常出汗，我们常取笑他，说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罗文于先生
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枪。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
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人的一半，但他从无怨
言，也从不欠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
：这正是他的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
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真不配批评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谨慎就是他的政治
生活的预备。民国十一年，他的《努力周报》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说，我
们若想将来做政治生活，应做这几种预备：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
消极的讲，就是不要‘作为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
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
的具体预备。看前面的三条，就可以知道在君处处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养。
民国十一年他和我们几个人组织“努力”，我们社员有两个标准：一是要有操守，
二是要在自己的职业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当时有一句名言
：“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沪总办时，一
面整顿税收，一面采用最新式的簿记会计制度。他是第一个中国大官卸职时半天办
完交代的手续的。
在君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说他“真是一位理学大儒”。在君如果死而
有知，他读了这句赞语定要大生气的！他幼年时代也曾读过宋明理学书，但他早年
出洋以后，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他自己
曾说：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
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甚么事，都能平
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
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
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
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
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学与科学》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
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学训练的人生观。他最不相信中国有所谓“精神文明”，
更不佩服张君励先生说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
为精神文明”。民国十二年四月中在君发起“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他的动机其实
只是要打倒那时候“中外合璧式的玄学”之下的精神文明论。他曾套顾亭林的话来
骂当日一班玄学宗拜者：今之君子，欲带速成以名于世，语之以科学，则不愿学，
语之以拍格森杜里舒之玄学，则欣然关，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同上）
这一场的论战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了。因为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学又早已被一批
更时髦的新玄学“取而代之‘了。然而我们在十三四年后回想那场论战的发难者，
他终身为科学戮力，终身奉行他的科学的人生观，运用理智为人类求真理，充满着
热心为多数谋福利，最后在寻求知识的工作途中，歌唱着”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
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这样的一个人，不是东方的内心修养的理学所能
产生的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误会的是他的民国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长文里，
叙述他在淤沪总办任内的功绩，立论最公平。他那个时期的文电，现在都还保存在
一个好朋友的家里，将来作他传记的人（孟真和我都有这种野心）必定可以有详细
公道的记载给世人看，我们此时可以不谈。我现在要指出的，只是在君的政治兴趣。
十年前，他常说：”我家里没有活过五十岁的，我现在快四十岁了，应该趁早替国
家做点事。“这是他的科学迷信，我们常常笑他。其实他对政治是素来有极深的兴
趣的。他是一个有干才的人，绝不像我们书生放下了笔杆就无事可办，所以他很自
信有替国家做事的能力。他在民国十二年有一篇《少数人的责任》的讲演（《努力
》第六十七期），最可以表示他对于政治的自信力和负责任的态度。他开篇就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
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他很大胆的说：中年以上的人，不久是要死的；来替代他们的青年，所受的教
育，所处的境遇，都是同从前不同的。只要有几个人，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
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
要一变。
他又说：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
怕没有办法的。……最可怕的是一种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他又告诉我们四条下手的方法，其中第四条最可注意。他说：要认定了政治是
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当，说改良政治要从
实业教育着手。
这是在君的政治信念。他相信，政治不良，一切实业教育都办不好。所以他要
我们少数人挑起改良政治的担子来。
然而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
革命方式。他曾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要说，我们是来救火的，不是来放火的。照他的教育训练看来，
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
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
放火式的大革命。
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
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到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
“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这句自嘲的话，也正是在君自赞的话。他毕竟自信是“治世之能臣”。他不是
革命的材料，但他所办的事，无一事不能办的顶好。他办一个地质研究班，就可以
造出许多奠定地质学的台柱子；他办一个地质调查所，就能在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
成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总办，就能建立起一个
大上海市的政治、财政、公共卫生的现代基础；他做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
就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他这二
十多年的建设成绩是不愧负他的科学训练的。
在君的为人是最可敬爱、最可亲爱的。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
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
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我曾对他说：“从前史书上
说阮籍能作青白眼，我向来不懂得；自从认得了你，我才明白了‘白眼对人’是怎
样一回事！”他听了大笑。其实同他熟了，我们都只觉得他是一个最和蔼慈祥的人。
他自己没有儿女，所以他最喜欢小孩子，最爱同小孩子玩，有时候他伏在地上作马
给他们骑。他对朋友最热心，待朋友如同自己的弟兄儿女一样。他认得我不久之后，
有一次他看见我喝醉了酒，他十分不放心，不但劝我戒酒，还从《尝试集》里挑了
我的几句戒酒诗，请梁任公先生写在扇子上送给我，（可惜这把扇子丢了！）十多
年前，我病了两年，他说我的家庭生活太不舒适，硬逼我们搬家；他自己替我们看
定了一所房子，我的夫人嫌每月八十元的房租太贵，那时我不在北京，在君和房主
说妥，每月向我的夫人收七十元，他自己代我垫付十元！这样热心爱管闲事的朋友
是世间很少见的。他不但这样待我，他待老辈朋友，如梁任公先生，如葛利普先生，
都是这样亲切的爱护，把他们当作他最心爱的小孩子看待！
他对于青年学生，也是这样的热心：有过必规劝，有成绩则赞不绝口。民国十
八年，我回到北平，第一天在一个宴会上遇见在君，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来，你
来，我给你介绍赵亚会！这是我们地质学古生物学新出的一个天才，今年得地质奖
学金的！”他那时脸上的高兴快乐是使我很感动的。后来赵亚会先生在云南被土匪
打死了，在君哭了许多次，到处为他出力征募抚恤金。他自己担任亚会的儿子的教
育责任，暑假带他同去歇夏，自己督责他补功课；他南迁后，把他也带到南京转学，
使他可以时常督教他。
在君是个科学家，但他很有文学天才；他写古文白话文都是很好的。他写的英
文可算是中国人之中的一把高手，比许多学英国文学的人高明的多多。他也爱读英
法文学书；凡是罗素、威尔士、J.M.Kpes的新著作，他都全购读。他早年喜欢写中
国律诗，近年听了我的劝告，他不作律诗了，有时还作绝句小诗，也都清丽可喜。
朱经农先生的纪念文里有在君得病前一日的（衡山纪游诗）四首，其中至少有两首
是很好的。他去年在莫干山做了一首骂竹子的五言诗，被林语堂先生登在《宇宙风
》上，是大家知道的。民国二十年，他在秦皇岛避暑，有一天去游北戴河，作了两
首怀我的诗，其中一首云：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此乐如今七寒暑，
问君何日践新盟。
后来我去秦皇岛住了十天，临别时在君用无微之送白乐天的诗韵作了两首诗送
我：留君王再君休怪，十日留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在未能无。
这三首诗都可以表现他待朋友的情谊之厚。今年他死后，我重翻我的旧日记，
重读这几首诗，真不堪回忆之感，我也用无微之的原韵，写了这两首诗纪念他：明
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一个人，是不会死的。他的工作，他的影响，他流风遗韵，
是永永留在许多后死的朋友的心里的。
甘五，二，九夜。
九年的家乡教育
我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那时候我家寄住
在上海大东门外。我生后两个月，我父亲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往台湾；江苏巡抚
奏请免调，没有效果。我父亲于十八年二月底到台湾，我母亲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
年。十九年（一八九三）二月二十六日我们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三哥）
也从上海到台湾。我们在台南住了十个月。十九年五月，我父亲做台东直隶州知州，
兼统镇海后军各营。台东是新设的州，一切草创，故我父不带家眷去。到十九年底，
我们才到台东。我们在台东住了整一年。
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战事开始，台湾也在备战的区域，恰好介如四叔来台湾，
我父亲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乡，保留二哥跟着他在台东。我们于乙未年（一八
九五）正月离开台湾，二月初十日从上海起程回绩溪故乡。
那年四月，中日和议成，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绅民反对割台，要求巡抚唐
景松坚守。唐景松请西洋各国出来干涉，各国不允。台人公请唐为台湾民主国大总
统，帮办军务刘永福为主军大总统。我父亲在台东办后山的防务，电报已不通，饷
源已断绝。那时他已得脚气病，左脚已不能行动，他守到闰五月初三日，始离开后
山。到安平时，刘永福苦苦留他帮忙，不肯放行。到六月二十五日，他双脚都不能
动了，刘永福始放他行。六月二十八到厦门，手足俱不能动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
厦门，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第一个牺牲者！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
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
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
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我父亲死时，我母亲只有二十三岁。我父初娶冯氏，结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国之
乱，同治二年（一八六三）死在兵乱里。次娶曹氏，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死
于光绪四年（一八七八）。我父亲因家贫，又有志远游，故久不续娶。到光绪十五
年（一八八九），他在江苏候补，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续娶我的母亲，我母亲结婚
后三天，我的大哥也娶亲了。那时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儿子。大姐比我母亲大七岁。
大哥比她大两岁。二姐是从小抱给人家的。三姐比我母亲小三岁，二哥、三哥（孪
生的）比她小四岁。这样一个家庭里忽然来了一个十七岁的后母，她的地位自然十
分困难，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结婚后不久，我父亲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脱离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
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
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
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
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宇都是我父亲亲手
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
居生活的记念。
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
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
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
我父亲在临死之前两个多月，写了几张遗嘱，我母亲和四个儿子每人各有一张，
每张只有几句话。给我母亲的遗嘱上说康儿（我的名子叫嗣糜，糜字音门）天资颇
聪明，应该令他读书。给我的遗嘱也教我努力读书上进。这寥寥几句话在我的一生
很有重大的影响。我十一岁的时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亲问他们道：
“糜今年十一岁了。你老子叫他念书。你们看看他念书念得出吗”“二哥不曾开口，
三哥冷笑道：”哼，念书！“二哥始终没有说什么。我母亲忍气坐了一会，回到了
房里才敢掉眼泪、她不敢得罪他们，因为一家的财政权全在二哥的手里，我若出门
求学是要靠他供给学费的。所以她只能掉眼泪，终不敢哭。
但父亲的遗嘱究竟是父亲的遗嘱，我是应该念书的。况且我小时很聪明，四乡
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是能够念书的。所以隔了两年，三哥往上海医肺病，我
就跟他出门求学了。
我在台湾时，大病了半年，故身体很弱。回家乡时，我号称五岁了，还不能跨
一个七八寸高的门槛。但我母亲望我念书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时候，我才满三岁零
几个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机）的学堂里读书了。我的身体太小，他们抱
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来，还要别人抱下来。但我在学堂并不
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字了。
因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学生，故我不须念《三字经》，《千字文》，《
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我念的第一部书是我父亲自己编的一部四言韵文，
叫做《学为人诗》，他亲笔抄写了给我的。这部书说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开头几
行抄在这里：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谨乎庸言，勉乎庸行；以学为人，以期作圣。
以下分说五伦。最后三节，因为可以代表我父亲的思想。我也抄在这里：五常
之中，不幸有变，名分攸关，不容稍紊。
义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无所允怨。
古之学者，察于人伦，因亲及亲，九族克敦；因爱推爱，万物同仁。
能尽其性，斯为圣人。
经籍所载，师儒所述，为人之道，非有他术：穷理致和，返躬践实，龟勉于学，
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书也是我父亲编的一部四言韵文，名叫《原学》，是一部略述哲
理的书。这两部书虽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书叫做《律诗六钞》，我不记得是谁选的了。三十多年来，我不
曾重见这部书，故没有机会考出此书的编者；依我的猜测，似是姚鼐的选本，但我
不敢坚持此说。这一册诗全是律诗，我读了虽不懂得，却背得很熟。至今回忆，却
完全不记得了。
我虽不曾读《三字经》等书，却因为听惯了别的小孩子高声诵读，我也能背这
些书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诗》，我差不多能从头背到底。这本书后
面的七言句子，如人心曲曲湾湾水，世事重重叠叠山。
我当时虽不懂得其中的意义，却常常嘴上爱念着玩，大概也是因为喜欢那些重
字双声的缘故。
我念的第四部书以下，除《诗经》，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诵读的次序，把这
些书名写在下面：（4 ）《孝经》。
（5 ）朱子的《小学》，江永集注本。
（6 ）《论语》。以下四书皆用朱子注本。
（7 ）《孟子》。
（8 ）《大学》与《中庸》。《四书》皆连注文读）
（9 ）《诗经》，朱子《集传》本。（注文读一部分）
（10）《书经》，蔡沈注本。（以下三书不读注文）
（11）《易经》，朱子《本义》本。
（12）《礼记》。
读到了《论语》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选了颖洲府阜阳县的训导，要
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给族兄禹臣先生《名观象》。四叔是个绅董，常常被本族
或外村请出去议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欢打纸牌（徽州纸牌，每副一百五十五张），
常常被明达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张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们的功课很松，
四叔往往在出门之前，给我们“上一进书”，叫我们自己念；他到天将黑时，回来
一趟，把我们的习字纸加了圈，放了学，才又出门去。
四叔的学堂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我，一个是四叔的儿子嗣林，比我大几岁。
嗣林承继给瑜婶。（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无子，我家三哥承继珍伯，
林哥承继瑜婶。）她很溺爱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开，林哥就溜到灶下或后
堂去玩了。（他们和四叔住一屋，学堂在这屋的东边小屋内。）我的母亲管的严厉，
我又不大觉得念书是苦事，故我一个人坐在学堂里温书念书，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后，学生就增多了。先是五个，后来添到十多个，四叔家的
小屋不够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来新书屋——里去。最初添的三个学生，
有两个是守港叔的儿子，嗣昭，嗣逢。嗣昭比我大两三岁。天资不算笨，却不爱读
书，最爱“逃学”，我们土话叫做“赖学”。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麦田或稻田里，
宁可睡在田里挨饿，却不愿念书。先生往往差嗣林去捉；有时候，嗣照被捉回来了，
总得挨一顿毒打；有时候，连嗣林也不回来了，——乐得不回来了，因为这是“奉
命差遣”，不算是逃学！
我常觉得奇怪，为什么嗣昭要逃学？为什么一个人情愿挨饿、挨打，挨大家笑
骂，而不情愿念书？后来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港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后来
在九江开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说江西话。回家乡时，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
口音；说话改了，而嗣昭念书常带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钩
起五指，打在头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这是先生不原谅，难怪他
不愿念书。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
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
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
（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先有嗣昭，后来有个士祥，都是有名的“赖学
胚”。他们都属于这每年两元钱的阶级。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利害。越
打的利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
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
“打破纪录”的了。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母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先生为我
“讲书”：每读一字，须讲一字的意思；每读一句，须讲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认得
了近千个“方字”；每个字都经过父亲的讲解，故进学堂之后，不觉得艰苦。念的
几本书虽然有许多是乡里先生讲不明白的，但每天总遇着几句可懂的话。我最喜欢
朱子《小学》里的记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较最有
趣味。同学之中有念（幼学琼林）的，我常常帮他们的忙，教他们不认得的生字，
因此常常借这些书看；他们念大字，我却最爱看《幼学琼林》的小注，因为注文中
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亲增加学金的大恩惠。一个同学的母亲来
请禹臣先生代写家信给她的丈夫；信写成了，先生交她的儿子晚上带回家去。一会
儿，先生出门去了，这位同学把家信抽出来偷看。他忽然过来问我道：“糜，这信
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岁，也念《四书》，却不
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这时候，我才明白我是一个受特别待遇的人，因为别
人每年出两块钱，我去年却送十块钱。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
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
用处。
当我九岁时，有一天我在四叔家东边小屋里玩耍。这小屋前面是我们的学堂，
后边有一间卧房，有客来便住在这里。这一天没有课，我偶然走进那卧房里去，偶
然看见桌子下一只美军煤油板箱里的废纸堆中露出一本破书。我偶然捡起了这本书，
两头都被老鼠咬坏了，书面也扯破了，但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这本破书原来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记得很清楚，开始便是“李
逵打死殷天锡”一回。我在戏台上早已认得李逵是谁了，便站在那只美孚破板箱边。
这本《水浒传》残本一口气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好过：这
一本的前面是些什么？后面是些什么？这两个问题，我都不能回答，却最急要一个
回答。
我拿了这本书去寻我的五叔。因为他最会“说笑话”（“说笑话”就是“讲故
事”，小说书叫做“笑话书”），应该有这种笑话书。不料五叔竟没有这书，他叫
我去寻守焕哥。守焕哥说：“我没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
《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吗？”《第一才子》便是《三国演义》，他很郑重
的捧出来，我很高兴的捧回去。
后来我居然得着《水浒传）全部。《三国演义》也看完了。从此以后，我到处
去借小说看。五叔，守焕哥，都帮了我不少的忙。三姐夫（周绍瑾）在上海乡间周
浦开店，他吸鸦片烟，最爱看小说书，带了不少回家乡；他每到我家来，总带些《
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来送给我。这是我自己收藏小说的起
点。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长进，也是吃鸦片烟的，但鸦片烟灯是和小说书常作伴
的，——五叔，守焕哥，三姐夫都是吸鸦片烟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说书。大
嫂认得一些字，嫁妆里带来了好几种弹词小说，如《双珠凤》之类。这些书不久都
成了我的藏书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乡时多；他同二哥都进过梅溪书院，都做过南洋公学的师范生，旧学
都有根底，故三哥看小说很有选择。我在他书架上只寻得三部小说：一部《红楼梦
》，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斋志异》。二哥有一次回家，带了一部新译出的
《经国美谈》，讲的是希腊的爱国志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这是我读外国小说
的第一步。
帮助我借小说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国十二年和顾颌刚先生讨论古史的
胡宙人。他比我大几岁，已“开笔”做文章了，十几岁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
学堂，但常常相见。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读书比我多，家
中也颇有藏书。他看过的小说，常借给我看。我借到的小说，也常借给他看。我们
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折，把看过的小说都记在上面，时时交换比较，看谁看的书多，
这两个折子后来都不见了。但我记得离开家乡时，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
小说了。
这里所谓“小说”，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双珠凤》在内，
《琵琶记》也在内；《聊斋》、《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营馆外史）、
《寄园寄所寄）、《虞初新志）等等也在内。从《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
《五虎平西》、《粉妆楼》一类最无意义的小说，到《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
类的第一流作品，这里面的程度已是天悬地隔了。我到离开家乡时，还不能了解《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好处。但这一大类都是白话小说，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得
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看小说还有一桩绝大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把文字通顺了。那时候正是废八股诗
文的时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动摇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所以
不要我“开笔”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学做策论经义。他们只要先生给我讲书，教我
读书。但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诗经》起初还好懂，读到《大
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
我读的很起劲；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我在学堂九年，只有《盘庚》害我
挨了一次打。后来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大类，向来学者
都说古文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盘庚》属于今文一类，应该是真的，但我研
究《盘庚》用的代名词最杂乱不成条理，故我总疑心这三篇书是后人假造的。有时
候，我自己想，我的怀疑《盘庚》，也许暗中含有报那一个“作瘤栗”的仇恨的意
味罢？
《周颂》、《尚书》、《周易》等书都是不能帮助我作通顺文字的。但小说书
却给了我绝大的帮助。从《三国演义》读到《聊斋志异》和《虞初新志》，这一跳
虽然跳的太远，但因为书中的故事实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细细读下去。石印本的《
聊斋志异》有圈点，所以更容易读，到我十二三岁时，已能对本家姐妹们讲说《聊
斋》故事了那时候，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儿
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都在十五六岁之间；他们常常邀我去，请我讲故
事。我们平常请五叔讲故事时，忙着替他点火，装旱烟，替他捶背。现在轮到我受
人巴结了。我不用人装烟捶背，她们听我说完故事，总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饭来请
我吃。她们绣花做鞋，我讲《凤仙》、《莲香》、《张鸿渐》、《江城》。这样的
讲书，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译成绩溪土话，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
岁来上海开始作古文时，就能做很像样的文字了。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
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
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康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
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
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
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康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
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
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
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伯户每约因主来监割，打下谷子，
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
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
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
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
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
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几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
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人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
笙或吹笛。旅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大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失掉
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
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
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
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
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
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
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
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险。出
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
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
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
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
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
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
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眼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
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跑，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
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
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条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
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
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
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的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
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病。医来医
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病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
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
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
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
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
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
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
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
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
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
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因为是新年，她脸上
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
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
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
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
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
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
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
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
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
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
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
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忍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
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
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
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
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
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
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
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
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
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
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
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
亲耳朵里，她气的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
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赂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
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
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
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十九，十一，甘一夜。
我的歧路
梅先生是向来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却极赞成我谈政治；孙先生是向来
最赞成我谈思想文学的，现在很恳挚的怪我不该谈政治；常先生又不同了，他并非
不赞成我谈思想文学，他只希望我此时把全副精神用在政治上。——这真是我的歧
路I ！
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
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伏庐的怪我走错了
路，我也可以承认；燕生怪我精神不贯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所以
“变节”与“变节而又迟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写一段自述的文章。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
间。当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
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
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
曾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
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
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
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
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
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
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
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
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脏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
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
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
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文存》卷二，页一四七以下）。我那时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
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
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的夸口道：“哦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
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
死刑宣告！……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但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我的导
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我第
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论文章也
就流产了。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于病，
使伙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我心里也觉得我的哲学文学事业格外重要，实
在舍不得丢了我的旧恋来巴结我的新欢。况且几年不谈政治的人，实在不容易提起
一股高兴来作政论的文章，心里总想国内有人起来干这种事业，何必要我来加一忙
呢？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
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
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
拿那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爱罗先柯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外交的失败，
他们确然也还谈谈，因为骂日本是不犯禁的；然而华盛顿会议中，英美调停，由中
日两国代表开议，国内的报纸就加上一个“直接交涉”的名目。直接交涉是他们反
对过的，现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又叫做“直接交涉”了，所以他们不能不极力反
对。然而他们争的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目的呢？是不是要日本无条件的屈伏
呢？外交问题是不是可以不交涉而解决呢？这些问题就很少人过问了。
我等候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
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
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
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梅迪生说我谈政治“较之谈白话文与实验主义胜万
万矣”，他可错了；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
我的实验主义。
实验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
方法。他的方法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一切主义，一
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
实验主义注重在具体的事实与问题，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
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
我这几年的言论文字，只是这一种实验主义的态度在各方面的应用。我的唯一
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古
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
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
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
我的朋友们，我不曾“变节”；我的态度是如故的，只是我的材料与实例变了。
孙伏庐说他想把那被政治史夺去的我，替文化史夺回来。我很感谢他的厚意。
但我要加一句：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
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
至于我精神不能贯注在政治上的原因，也是很容易明白的。哲学是我的职业，
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我家中政治的书比其余的书，
只成一与五千的比例，我七天之中，至多只能费一天在《努力周报》上；我做一段
二百字的短评，远不如做一万字《李靓学说》的便利愉快。我只希望提倡这一点
“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政论态度，我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
来霸占这个周报。以后我七夭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
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
我很承认常燕生的责备，但我不能承认他责备的理由。他说：至于思想文艺等
事，先生们这几年提倡的效果也可见了，难道还期望他尚能再有进步吗？
他下文又说“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了。”这些话我不大懂得。燕
生决不会承认现在的思想文艺已到了山顶，不能“再有进步”了。我对于现今的思
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
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
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这也是我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的一个原因
了。
十一，六，十六。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
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
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己无力全买了。字数近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
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里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
作一种课外读物。如有学校教师愿意选我的文字作课本的，我也希望他们用这个选
本。
我选的这二十二篇文字，可以分作五组。
第一组六篇，泛论思想的方法。
第二组三篇，论人生观。
第三组三篇，论中西文化。
第四组六篇，代表我对于中国文学的见解。
第五组四篇，代表我对于整理国故问题的态度与方法。为读者的便利起见，我
现在给每一组作一个简短的提要，使我的少年朋友们容易明白我的思想的路径。
第一组收的文字是：演化论与存疑主义杜威先生与中国杜威论思想问题与主义
新生活新思潮的意义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
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
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
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故我选前三篇介
绍这两位大师给我的少年朋友们。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
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
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
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
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
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
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
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
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
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而就，
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
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
进化。我在（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里，只发挥这个根本观念。我
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
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我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
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
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
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都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
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都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
的解决（页六八）。我这个主张在当时最不能得各方面的了解。当时（民国八年）
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个趋势的危险，故发
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我说：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
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
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
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
力，推思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
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
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页三六）
我又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
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
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
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
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页五零）这些话是民国八年
七月写的。于今已隔了十几年，当日和我讨论的朋友，一个已被杀死了，一个也颓
唐了，但这些话字字句句都还可以应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现状。十几年前我所预料的
种种危险，——“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作蒙蔽聪明停
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一都显现在眼前了，所以我十分诚恳的把这些老话贡献
给我的少年朋友们，希望他们不可再走错了思想的路子。
《新生活》一篇，本是为一个通俗周报写的；十几年来，这篇短文走进了中小
学的教科书里，读过的人应该在一千万以上了。但我盼望读过此文的朋友们把这篇
短文放在同组的五篇里重新读一遍。赫胥黎教人记得一句“拿证据来”我现在教人
记得一句“为什么”？少年的朋友们，请仔细想想：你进学校是为什么？你进一个
政党是为什么？你努力做革命工作是为什么？革命是为了什么而革命，政府是为了
什么而存在？
请大家记得：人同畜生的分别，就在这个“为什么”上。
第二组的文字只有三篇：《科学与人生观》序不朽易卜生主义这三篇代表我的
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
《易卜生主义》一篇写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
宣读的，中文稿是民国七年写的，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
；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篇文章在民国七八年间所
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
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
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易卜生说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你
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等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
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
的还是救出自己。（页一三零）这便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出自己的唯一法子便
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
把自己铸造成了自由独立的人格，你自然会不知足，不满意于现状，敢说老实话，
敢攻击社会上的腐败情形，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
锋曼医生。斯择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
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
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
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
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
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
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
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
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科学与人生观序》一篇略述民国十二年的中国思想界里一场大论战的背景和
内容。（我盼望读者能参读《文存三集》里《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的吴敬恒一篇，
页一五———一八六）在此序的未段，我提出我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页
九二——九五），这不过是一个轮廓，我希望少年的朋友们不要仅仅接受这个轮廓，
我希望他们能把这十条都拿到科学教室和实验室里去细细证实或否证。
这十条的最后一条是：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
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一一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
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
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这个意思在这里说的太简单了，读者容易起误解。所以
我把《不朽》一篇收在后面，专说明这一点。
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故我说这个小我是会死灭的。死
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个人自有他的不死不灭的部分：
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
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
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
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于也可以不朽，
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古人说：“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举足而不敢
忘父母。”我们应该说：“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
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这样说法；并不是推崇社会而抹煞个人。这正是极力抬高个人的重要。个人虽
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流百世，臭也不止遗万
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成功不必在我，也许在我千百年后，但没有我
也决不能成功。毒害不必在眼前，“我躬不阅，逞恤我后！”然而我岂能不负这毒
害的责任？今日的世界便是我们的祖宗积的德，造的孽。未来的世界全看我们自己
积什么德或造什么孽。世界的关键全在我们手里，真如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
我们岂可错过这绝好的机会，放下这绝重大的担子？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梦”。就算是一场梦罢，可是你只有这一个做梦的机会。
岂可不振作一番，做一个痛痛快快轰轰烈烈的梦？
有人对你说，“人生如戏”。就说是做戏罢，可是，吴稚晖先生说的好：“这
唱的是义务戏，自己要好看才唱的；谁便无端的自己扮做跑龙套，辛苦的出台，止
算做没有呢，”
其实人生不是梦，也不是戏，是一件最严重的事实。你种谷子，便有人充饥；
你种树，便有人砍柴，便有乘凉；你拆烂污，更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烧死。
你种瓜便得瓜，种豆便得豆，种荆棘便得荆棘。少年的朋友们，你爱种什么？你能
种什么？
第三组的文字，也只有三篇：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漫游的感想请大家
来照照镜子在这三篇里，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
近代文明。
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
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
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
物质；而剖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
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
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得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
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
但物质是倔强的东西，你不征服他，他便要征服你。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
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
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
天早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
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
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
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
族。所以我说：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
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
（页一五四）反过来看看西洋的文明。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
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页一五五）
这是我的东西文化论的大旨。
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
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
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
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
看看世界。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
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
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伽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
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
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己尽够保守那
旧文化了，用不着你们少年人去担心。你们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
请大家认清我们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
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
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
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第四组的文字有六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尝试集）自序文学进化观念国语的
进化文学革命运动《词选》自序这里有一部分是叙述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的，有一
部分是我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
我在这十几年的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
（1 ）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页一九四——二零三；页二三
八——二四零；页二七七——二八三）（2 ）我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
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
么地位。（页二四一——二八四；页三四——三零九）（3 ）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
尝试。（页二一七——二四一）
这些文字都可以表出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
第五组的文字有四篇：《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红楼梦》考
证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这都是关于整理国故的文字。
《季刊宣言》是一篇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有三个要点：第一，用历史的眼光
来扩大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研究的资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材料的整理与解释。
这一篇是一种概论，故未免觉的太悬空一点。以下的两篇便是两个具体的例子，
都可以说明历史考证的方法。
《古史讨论》一篇，在我的《文存》里要算是最精采的方法论。这里面讨论了
两个基本方法：一个是用历史演变的眼光来追求传说的演变，一个是用严格的考据
方法来评判史料。
顾颌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目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
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
传说演变的历程。我考证《水浒》的故事，包公的传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井田
的制度，都用这个方法。顾先生用这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史，曾有很好的成绩。顾先
生说的最好：“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
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其实对于纸上的古史迹追求其演变
的步骤，便是整理他了。
在这篇文字里，我又略述考证的方法，我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
切史料都是证据。
但史家要问：（1 ）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 ）什么时候寻出的？
（3 ）什么人寻出的？（4 ）依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
（5 ）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
可能吗？（页三四八——三四九）
《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我说：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
》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
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我
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人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
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页四————四一二）。
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
只是用一些“深切而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
试举曹雪芹的年代一个问题作个实例。民国十年，我收得了一些证据，得着这
些结论：我们可以断定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一七六五）……我们
可以猜想雪芹大约生于康熙末叶，（约一七一五——一七二零）当他死时，约五十
岁左右。（页三八三）
民国十一年五月，我得着了《四松堂集》的原本，见敦城挽曹雪芹的诗题下注
“甲申”二字，又诗中有“四十年华”的话，故修正我的结论如下：曹雪芹死在乾
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他死时只有“四十年华”，我们可以断定他的
年纪不能在四十五岁以上。假定他死时年四十五岁，他的生时当康熙五十八年（一
七一九）。（页四三零）但到了民国十六年，我又得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其
中有“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话。壬午为乾隆二十七年，除夕当西
历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和我七年前的断定（“乾隆三十年左右，约西历一七六
五”）只差一年多。又假定他活了四十五岁，他的生年大概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
一七），这也和我七年前的猜测正相符合。（页四三三）
考证两个年代，经过七年的时间，方才得着证实。证实是思想方法的最后又最
重要的一步。不曾证实的理论，只可算是假设；证实之后，才是定论，才是真理。
我在别处《文存三集》，页二七三）说过：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
有充分证据而后信。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我为什么要替庐山
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
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肯疑问“佛陀耶舍究竟到过
庐山没有”的人，方才肯疑问“夏禹是神是人。”有了不肯放过一个塔的真伪的思
想习惯，方才敢疑上帝的有无。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
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
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
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
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
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
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
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
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
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
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
我的信仰
我父胡珊，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个有坚强意志，有治理才干的人。经过一个时
期的文史经籍训练后，他对于地理研究，特别是边省的地理，大起兴趣。他前往京
师，怀了一封介绍书，又走了四十二日而达北满吉林，进见钦差大臣吴大激。吴氏
是现在见知于欧洲研究中国学问者之中国的一个大考古学家。
吴氏延见他，问有什么可以替他为力的。我父说道：“没有什么，只求准我随
节去解决中俄界务的纠纷，件我得以研究东北各省的地理。”吴氏对于这个只有秀
才底子，在关外长途跋涉之后，差不多已是身无分文的学者，觉得有味。他带了这
个少年去干他那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个最有价值、最肯做事的帮手。
有一次与我父亲同走的一队人，迷陷在一个广阔的大森林之内，三天找不着出
路。到粮食告尽，一切侦察均归失败时，我父亲就提议寻觅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
森林外面去的，一条溪流找到了手，他们一班人就顺流而行，得达安全的地方。我
父亲作了一首长诗纪念这次的事迹，乃四十年后，我在《论杜威教授系统思想说》
的一篇论文里，用这件事实以为例证，虽则我未尝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与我父亲
相熟而犹生存着的人，都还认得出这件故事，并写信问我是不是他们故世已久的朋
友的一个小儿子。
吴大激对我父亲虽曾一度向政府荐举他为“有治省才能的人”，政治上却并未
得臻通显，历官江苏、台湾后，遂于台湾团中日战争的结果而割让与日本时，以五
十五岁的寿延逝世。
我是我父亲的幼儿，也是我母亲的独子。我父亲娶妻凡三次；前妻死于太平天
国之乱，乱军掠遍安徽南部各县，将其化为灰烬。次娶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长子从小便证明是个难望洗心革面的败子。我父亲丧了次妻后，写信回家，说他一
定要讨一个纯良强健的、做庄家人家的女儿。
我外祖父务农，于年终几个月内兼业裁缝。他是出身于一个循善的农家，在太
平天国之乱中，全家被杀。因他还只是一个小孩子，故被太平军掠做俘虏，带往军
中当差。为要防他逃走，他的脸上就刺了“太平天国”四字，终其身都还留着，但
是他吃了种种困苦，居然逃了出来，回到家乡，只寻得一片焦土，无一个家人还得
活着。他勤苦工作。耕种田地，兼做裁缝，裁缝的手艺，是他在贼营里学来的。他
渐渐长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个儿女，我母亲就是最长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愿就是想重建被太平军毁了的家传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阳
未出，便到溪头去拣选三大担石子，分三次挑回废屋的地基。挑完之后，他才去种
田或去做裁缝。到了晚上回家时，又去三次，挑了三如石子，才吃晚饭。凡此辛苦
恒毅的工作，都给我母亲默默看在眼里，他暗恨身为女儿，毫无一点法子能减轻他
父亲的辛苦，促他的梦想实现。
随后来了个媒人，在田里与我外祖父会见，雄辩滔滔的向他替我父亲要他大女
儿的庚帖。（按胡先生《我的母亲订婚》一章里面，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系
Birth date p，故译庚贴似较贴切。）我外祖父答应回去和家里商量。但到他在晚
上把所提的话对他的妻子说了，她就大生气。她说：“不行！把我女儿嫁给一个大
她三十岁的人，你真想得起？况且他的儿女也有年纪比我们女儿还大的！还有一层，
人家自然要说我们嫁女儿给一个老官，是为厂钱财体面而把她牺牲的。”于是这一
对老夫妻吵了一场。后来做父亲的说：“我们问问女儿自己。说来说去，这到底是
她自己的事。”
到这个问题对我母亲提了出来，她不肯开口。中国女子遇到同类的情形常是这
样的。但她心里却在深思沉想。嫁与中年丧偶、兼有成年儿女的人做填房，送给女
家的聘金财扎比一般婚姻却要重得多，这点于她父亲盖房子的计划将大有帮助。况
她以前又是见过我父亲的，知道他为全县人所敬重。她爱慕他，愿意嫁他，为的半
是英雄崇拜的意识，但大半却是想望帮助劳苦的父亲的孝恩。所以到她给父亲逼着
答话，她就坚决的说：“只要你们俩都说他是好人，请你们俩作主。男人家四十七
岁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听了，叹了一口气，我外祖母可气的跳起来，忿忿的
说：“好呵！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罢，听你情愿罢！”
我母亲于一八八九年结婚，时年十七，我则生在一八九一年十二月。我父殁于
一八九五年，留下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我父弃世，我母便做了一个有许多成
年儿女的大家庭的家长。中国做后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难的。她的生活自此时起，自
是一个长时间的含辛茹苦。
我母亲最大的禀赋就是容忍。中国史书记载唐朝有个皇帝垂询张公仪那位家长，
问他家以什么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离拆散。那位老人家因过于衰迈，难以口述，
请准用笔写出回答。他就写了一百个“忍”字。中国道德家时常举出“百忍”的故
事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曾觉察到许多苦恼、倾轧、压迫和
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脚媳妇凶恶不善的感情，利如锋刃的话语，含有敌意的嘴脸，我母亲事
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时忍到不可再忍，这才早上不起床，柔声大哭，哭她早丧丈夫，
她从不开罪她的媳妇，也不提开罪的那件事，但是这些眼泪，每次都有神秘莫测的
效果。我总听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门开了，和一个妇人的脚步声向厨房走去。不多一
会，她转来敲我们房门了。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给我的母亲，劝她止哭，母
亲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声的认错，然后家里又太平清静得个把月。
我母亲虽则并不知书识字，却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个早慧
的小孩，不满三岁时，就已认了八百多字，都是我父亲每天用红笺方块教我的。我
才满三岁零点，便在学堂里念书。我当时是个多病的小孩，没有搀扶，不能跨一个
六英寸高的门槛。但我比学堂里所有别的学生都能读能记些。我从不跟着村中的孩
子们一块儿玩。更因我缺少游戏，我五岁时就得了“先生”的绰号。十五年后，我
在康奈耳大学做二年级时，也同是为了这个弱点，而被houD比tor 缩读，音与dog
同，故用作谐称。译者）的浑名。
每天天还未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后把对我父亲所
知的一切告诉我。她说她望我踏上他的脚步，她一生只晓得他是最善良最伟大的人。
据她说，他是一个多么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间或休假回家的时期中，附近烟窟
赌馆都改行停业。她对我说我惟有行为好，学业科考成功，才能使他们两老增光；
又说她所受的种种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读书来酬偿。我往往眼睛半睁半闭的听。但
她除遇有女客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房间的时候外，罕有不施这番晨训的。
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学。我年稍长，我总是第一个先
到学堂，并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门要钥匙去开学堂的门。钥匙从门缝
里递了出来。我隔一会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朗念书了。学堂里到薄暮才放学，届时
每个学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课的时间平均是十二
小时。
我母亲一面不许我有任何种类的儿童游戏，一面对于我建一座孔圣庙的孩子气
的企图，却给我种种鼓励。我是从我同父异母的姊姊的长子，大我五岁的一个小孩
那里学来的。他拿各种华丽的色纸扎了一座孔庙，使我心里羡慕。我用一个大纸匣
子作为正殿，背后开了一个方洞，用一只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摆孔子牌位的内堂。
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贤徒，并贴了些小小的匾对，书着颂扬这位大圣人的字句，
其中半系录自我外甥的庙里，半系自书中抄来。在这座玩具的庙前，频频有香炷燃
着。我母亲对于我这番有孩子气的虔敬也觉得欢喜，暗信孔子的神灵一定有报应，
使我成为一个有名的学者，并在科考中成为一个及第的士子。
我父亲是一个经学家，也是一个严守朱熹（—一三零——一二零零）的新儒教
理学的人。他对于释道两教强烈反对。我还记得见我叔父家（那是我的开蒙学堂）
的门上有一张日光晒谈了的字条，写着“僧道无缘”几个字。我后来才得知道这是
我父亲所遗理学家规例的一部。但是我父亲业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
皖北去做了一员小吏，而我的几位哥子则都在上海。剩在家里的妇女们，对于我父
亲的理学遗规，没有什么拘束了。他们尊守敬奉祖宗的常礼，并随风俗时会所趋，
而自由礼神拜佛。观音菩萨是他们所最爱的神，我母亲是为了出于焦虑我的健康福
祉的念头，也做了观音的虔诚信士。我记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观音阁里去进香，她虽
缠足，缠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还是步行来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七所）里读书。读了九年（一八九五——一九零四）。在
这个期间，我读习并记诵了下列几部书：1.《孝经》：孔子后的一部经籍，作者不
明。
2.《小学》：一部论新儒教道德学说的书，普通谓系宋哲朱烹所作。
3.《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4.《五经》中的四经：《诗经》、《尚书》、《易经》、《礼记》。
我母亲对于家用向来是节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学金，却坚要比平常要多三倍。
平常学金两块银元一年，她首先便送六块钱，后又逐渐增加到十二元。由增加学金
这一点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于上述数目比率所未能给的利益。因为那两元的学生，
单单是高声朗读，用心记诵，先生从不劳神去对他讲解所记的字。独我为了有额外
学金的缘故，得享受把功课中每字每句解给我听，就是将死板文字译作白话这项难
得的权利。
我年还不满八岁，就能自己念书，由我二哥的提议，先生使我读《资治通鉴》。
这部书，实在是大历史家司马光于一零八四年所辑编年式的中国通史。这番读史，
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我不久就从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号编成有韵的歌诀，以资
记忆。
随后有一天，我在叔父家里的废纸箱中，偶然看见一本《水浒传》的残本，便
站在箱边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着全部。从此以后，我读尽了本村
邻村所知的小说。这些小说都是用白话或口语写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人胜的趣
味。它们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坏的也教，又给了我一件文艺的工具，若干年后，
使我能在中国开始民众所称为“文学革命”（iteng Renaissance ，直译当为文艺
复兴。译者）的运动。
其时，我的宗教生活经过一个特异的激变。我系生长在拜偶像的环境，习于诸
神凶恶丑怪的面孔，和天堂地狱的民间传说。我十一岁时，一日，温习朱子的《小
学》，这部书是我能背诵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这位理学家引司马光那位史家攻击
天堂地狱的通俗信仰的话。这段话说：“形既朽灭，神亦飘散，虽有判烧春磨，亦
无所施。”这话好像说得很有道理，我对于死后审判的观念，就开始怀疑起来。
往后不久，我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
成了一个无神论者。所说起的这一段，述纪元五世纪名范缜的一位哲学家，与朝众
竞辩“神灭论”。朝廷当时是提倡大乘佛法的。范缜的见解，由司马光摄述为这几
句话：“形者神之质地，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刃。未闻刃没而利存，
岂容形灭而神在哉。”
这比司马光的形灭神散的见解——一种仍认有精神的理论——还更透彻有理。
范缜根本否认精神为一种实体，谓其仅系神之用。这一番化繁为简合着我儿童的心
胸。读到“朝野喧哗，难之，终不能屈”，更使我心悦。
同在那一段内，又引据范缜反对因果轮回说的事。他与竞陵工谈论，王对他说
：“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散；
或拂帘幌，坠茵席之上；或关篱墙，落粪涵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涵者，
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
因果之说，由印度传来，在中国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数最有力的
观念之一。中国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训。但在现实生活上并不
真确。佛教的因果优于中国果报观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过这个问题，将其归之于
前世来世不断的轮回。
但是范缜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摆脱了恶梦似的因果绝对论，这
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而我以十一岁的儿童就取了偶然论而叛离了运命，我在那
个儿童时代是没有牵强附会的推理的，仅仅是脾性的迎拒罢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司马光和范缜又得了我的心。仅此而已。
但是这一种心境的激变，在我早年不无可笑的结果，一九零三年的新年里，我
到我住在二十四里外的大姊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几天，我和她的儿子回家，他是
来拜我母亲的年的。他家的一个长工替他挑着新年礼物。我们回到路上，经过一个
亭子，供着几个奇形怪状的神像。我停下来对我外甥说：“这里没有人看见，我们
来把这几个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罢。”我这带孩子气的毁坏神像主张，把我的同伴
大大地吓住了。他们劝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来已经濒于危境的神道。
这一天正是元宵灯节，我们到了家中，家里有许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经饿了，
开饭的时候，我外甥又劝我喝了上杯烧酒。酒在我的肚子里，便作怪起来。我不久
便在院子里跑，喊月亮下来看灯。我母亲不悦，叫人来捉我。我在他们前头跑，酒
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终被捉住，但还努力想挣脱。我母亲抱住我，不久
便有许多人朝我们围拢来。
我心里害怕，便胡言乱道起来。于是我外甥家的长工走到我母亲身边，低低的
说：“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错乱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们路过三门
亭，他提议要把几尊菩萨抛到污泥坑里去。一定是这番话弄出来的事。”我窃听了
长工的话，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我喊叫得更凶，好像我就真是三门亭的一个神一样。
我母亲于是便当空焚香祷告，说我年幼无知无咎，许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过，
定到亭上去烧香还愿。
这时候，得报说龙灯来了，在我们屋里的人，都急忙跑去看，只剩下我和母亲
两个人。一会儿我就睡着了。母亲许的愿，显然是灵应了。一个月后，我母亲和我
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门亭还我们许下的愿。
我年甫十三，即离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于上海。自这次别离后，我于
十四年之中，只省候过我母亲三次，一总同她住了大约七个月。出自她对我伟大的
爱忱，她送我出门，分明没有酒过一滴眼泪就让我在这广大的世界中，独自求我自
己的教育和发展，所带着的，只是一个母亲的爱，一个读书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
的倾向。
我在上海过了六年（一九零四——一九一零），在美国过了七年（一九一零—
—一九一七）。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时期内，我经历过三个学校（无一个是教会学校），
一个都没有毕业，我读了当时所谓的“新教育”的基本东西，以历史、地理、英文、
数学，和一点零碎的自然科学为主。从故林纤氏及其他请人的意译文字中，我初次
认识一大批英国和欧洲的小说家，司各提（SCott ），狄更司（Dickens ），大小
仲马（DU.ereet ils）、嚣俄，以及托尔斯泰等氏的都在内。我读了中国上古、中
古几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学家的著作，并喜欢墨翟的兼爱说与老子、庄子有自然色
彩的哲学。
从当代力量最大的学者梁启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渐得略知霍布士、笛卡儿、
卢骚、宾坦、康德、达尔文等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个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
连续发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认中国人以一个民族而言，对于欧洲人所具有许多良好
特性，感受缺乏；显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国家思想，爱冒险，私人权利观念与热
心防其被侵，爱自由，自治能力，结合的本事与组织的努力，注意身体的培养与健
康等。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
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
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
我又读过严复所译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严氏所译赫胥黎
的论著，于一八九八年就出版，并立即得到知识阶级的接受。有钱的人拿钱出来翻
印新版以广流传（当时并没有版权），因为有人以达尔文的言论，尤其是它在社会
上与政治上的运用，对于一个感受惰性与儒滞日久的民族，乃是一个合宜的刺激。
数年之间，许多的进化名词在当时报章杂志的文字上，就成了口头禅。无数的
人，都采来做自己的和儿辈的名号，由是提醒他们国家与个人在生存竞争中消灭的
祸害。向尝一度闻名的陈炯明以“竞存”为号。我有两个同学名杨天择和孙竞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对于中国以进化论为时尚，也是一个证据。我请我二哥替
我起个学名的那天早晨，我还记得清楚。他只想了一刻，他就说，“‘适者生存’
中的‘适’字怎么样？”我表同意；先用来做笔名，最后于一九一零年就用作我的
名字。
我对于达尔文与斯宾塞两氏进化假说的一些知识，很容易的与几个中国古代思
想家的自然学说连了起来。例如在道家伪书《列子》所述的下面这个故事中，发现
二千年前有一个一样年轻，同抱一样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欢悦：齐田氏祖于庭，
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日：“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
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日：“不如君言。
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造相食，非相为而
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而生之，且蚊纳哈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蚊
的生人，虎狼生肉者钱？”
一九零六年，我在中国公学同学中，有几位办了一个定期刊物，名《竞业旬报
》，——达尔文学说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输于未受教育的民众，
系以白话刊行。我被邀在创刊号撰搞。一年之后，我独自做编辑。我编辑这个杂志
的工作不但帮助我启发运用现行口语为一种文艺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话语及合
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观念和思想。在我为这个杂志所著的许多
论文内，我猛力攻击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张毁弃神道，兼持无神论。
一九零八年，我家因营业失败，经济大感困难。我于十七岁上，就必需供给我
自己读书，兼供养家中的母亲。我有一年多停学，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课五小时，
月得修金八十元。一九一0 年，我教了几个月的国文。
那几年（一九零九——一九一零）是中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也是我个人历史
上的黑暗时代。革命在好几省内爆发，每次都归失败。中国公学原是革命活动的中
心，我在那里的旧同学参加此等密谋的实繁有徒，丧失生命的为数也不少。这班政
治犯有好些来到上海与我住在一起，我们都是意气消沉，厌世悲观的。我们喝酒，
作悲观的诗词，日夜谈论，且往往作没有输赢的赌博。我们甚至还请了一个老伶工
来教我们唱戏。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诗，中有这一句：“霜浓欺日淡”！
意气消沉与执劳任役驱使我们走人了种种的流浪放荡。有一个雨夜，我喝酒喝
得大醉，在镇上与巡捕角斗，把我自己弄进监里去关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镜
中看出我脸上的血痕，就记起李白饮酒歌中的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
这一句一时也查不出原文。）我决心脱离教书和我的这班朋友。下了一个月的苦工
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设的学额。我考试及格，即于七月间
放洋赴美。
我到美国，满怀悲观。但不久便交结了些朋友，对于那个国家和人民都很喜爱。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
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
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赛时，我坐在那里以哲学的态度看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
呼为乐。而这种狂叫欢呼在我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的。但是到竞争愈
渐激烈，我也就开邮悟这种热心。随后我偶然回头望见白了头发的植物学教授劳理
先生诚心诚意的在欢呼狂叫，我觉得如是的自惭，以致我不久也就热心的陪着众人
欢呼了。
就是在民国初年最黑暗的时期内，我还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个华友
的信里面，我说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为无希望外，没有事情是无希望
的。”（译意——译者。）在我的日记上，我记下些引录的句子，如引克洛浦的这
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惧就是作伪者。”又如我自己译自勃朗宁的这一节
诗：从不转背而挺身向前，从不怀疑云要破裂，虽合理的弄糟，违理的占胜，而从
不作迷梦的，相信我们沉而再升，败而再战，睡而再醒。
一九一四年一月，我写这一句在我的日记上：“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
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一九一五年，我以关于勃朗宁最
优的论文得受柯生奖金。我论文的题目是《勃朗宁乐观主义辩》。我想来大半是我
渐次改变了的人生观使我于替他辩护时，以一种诚信的意识来发言。
我系以在康奈耳大学做纽约农科学院的学生开始我的大学生涯。我的选择是根
据了当时中国盛行的，谓中国学生须学点有用的技艺，文学、哲学是没有什么实用
的这个信念。但是也有一个经济的动机。农科学院当时不收学费，我心想或许还能
够把每月的月费省下一部来汇给我的母亲。
农场上的经验我一点都不曾有过，并且我的心也不在农业上。一年级的英国文
学及德文课程，较之农场实习和养果学，反使我感觉兴趣。踌躇观望了一年又半，
我最后转人文理学院，一次缴纳四个学期的学费，就是使我受八个月困境的处分。
但是我对于我的新学科觉得更为自然，从不懊悔这番改变。
有一科《欧洲哲学史》——归故克莱顿教授那位恩师主持，——领导我以哲学
做了主科。我对于英国文学与政治学也深有兴趣。康奈耳的哲学院是唯心论的重镇。
在其领导之下，我读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学家比较重要的著作，我也读过晚近唯心
论者如布拉特莱，鲍森模等的作品，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从未引起我的兴趣。
一九一五年，我往哥林比亚大学，就学于杜威教授，直至一九一七年我回国之
时为止。得着杜威的鼓励，我著成我的论文《先秦名学史》这篇论文，使我把中国
古代哲学著作重读一遍，并立下我对于中国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础。
我留美的七年间，我有许多课外的活动，影响我的生命和思想，说不定也与我
的大学课业一样。当意气颓唐的时候，我对于基督教大感兴趣，且差不多把《圣经
》读完。一九—一年夏，我出席于在宾雪凡尼亚普柯诺派思司举行的中国基督教学
生会的大会做来宾时，我几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渐渐的与基督教脱离，虽则我对于其发达的历史曾多有习读，因为有好
久时光我是一个信仰无抵抗主义的信徒。耶稣降生前五百年，中国哲学家老子曾传
授过上善若水，水善应万物而不争。我早年接收老子的这个教训，使我大大的爱着
《登山宝训》。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我深为比利时的命运所动，而成了一个确定的无
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乐部）住了三年，结交了许多各种国籍的热心朋友。受
着像那士密氏）和麦慈那样唯心的平和论者的影响，我自己也成了一个热心的平和
论者。大学废军联盟因维腊特的提议而成立于一九一五年，我是其创办人之一。
到后来，各国际政体俱乐部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和安格尔的领导之下，做了一
个最活动的会员，且曾参加过其起首两届的年会。一九一六年，我以我的论文《国
际关系中有代替武力的吗？》得受国际政体俱乐部的奖金。在这篇论文里，我阐明
依据以法律为有组织的武力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的哲理。
我的平和主义与国际大同主义往往使我陷人十分麻烦的地位。日本由攻击德国
在山东的领土以加人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我
是留美华人中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
意在必行的。关于这一层，我为许多同辈的学生所嘲笑。及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有
名的对华二十一条件，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我写了一封公开的
信给《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
面的严厉攻击，屡被斥为卖国贼。战争是因中国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国
在华领土则直至七年之后才交还中国。
我读易卜生、莫黎和赫胥黎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诚实与发言诚实的重要。我
读过易卜生所有的戏剧，特别爱看《人民之敌》、莫黎的《论妥协》，先由我的好
友威廉思女士介绍给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
：“一种主义，如果健全的话，是代表一种较大的便宜的。为了一时似是而非的便
宜而将其放弃，乃是为小善而牺牲大善。疲弊时代，剥夺高贵的行为和向上的品格，
再没有什么有这样拿得定的了。”
赫胥黎还更进一步教授一种理知诚实的方法。他单单是说：“拿也如同可以证
明我相信别的东西为合理的那种种证据来，那么我就相信人的不朽了。向我说类比
和或能是说无用的。我说我相信倒转平方律时，我是知道我意何所指的，我必不把
我的生命和希望放在较弱的信证上。”赫胥黎也曾说过：“一个人生命中最神圣的
举动，就是说出并感觉得我相信某项某项是真的。生在世上一切最大的赏，一切最
重要的罚，都是系在这个举动上”。
人生最神圣的责任是努力思想得好，我就是从杜威教授学来的。或思想得不精，
或思想而不严格的到它的前因后果，接受现成的整块的概念以为思想的前提，而于
不知不觉间受其个人的影响，或多把个人的观念由造成结果而加以测验，在理知上
都是没有责任心的。真理的一切最大的发现，历史上一切最大的灾祸，都有赖于此。
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在《思维术
》和《实验逻辑论文集》里面，他制出这项技术。我察中不但于实验科学上的发明
为然，即于历史科学上最佳的探讨，内容的详定，文字的改造，及高等的批评等也
是如此。在这种种境域内，曾由同是这个技术而得到最佳的结果。这个技术主体上
是具有大胆提出假设，和（加）上诚恳留意于制裁与证实。这个实验的思想技术，
堪当创造的智力这个名称，因其在运用想象机智以寻求证据，做成实验上，和在自
思想有成就的结实所发出满意的结果上，实实在在是有创造性的。
奇怪之极，这种功利主义的逻辑竟使我变成了一个做历史探讨工作的人。我曾
用进化的方法去思想，而这种有进化性思想习惯，就做I 我此后在思想史及文学工
作上的成功之钥。尤更奇怪的，这个历史的思想方法并没有使我成为一个守旧的人，
而时常是进步的人。例如，我在中国对于文学革命的辩论，全是根据无可否认的历
史进化的事实，且一向都非我的对方所能答复得来的。
我母亲于一九一八年逝世。她的逝世，就是引导我把我在这广大世界中摸索了
十四年多些的信条第一次列成条文的时机。这个信条系于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以《不
朽》为题的一篇文章里面。
因有找在幼童时期读书得来的学识，我早久就已摒弃了个人死后生存的观念了。
好多年来，我都是以一种“三不朽”的古说为满意，这种古说我是在《春秋左氏传
》里面找出来的。传记里载贤臣叔孙豹于纪元前五四八年（时孔子还只有三岁。泽
者按，即鲁襄公二十四年）谓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此三者“虽久不忘，此
之谓不朽”。这种学说引动我心有如是之甚，以致我每每向我的外国朋友谈起，并
给了它一个名字，叫做“三W 的不朽主义”。
我母亲的逝世使我从新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觉得三不朽的学说有修正的必
要。第一层，其弱点在太过概括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其在德行功绩言语
上的成就，其哲理上的智慧能久久不忘的呢？例如哥伦布是可以不朽了，但是他那
些别的水手怎样呢？那些替他造船或供给他用具的人，那许多或由作有勇敢的思考，
或由在海洋中作有成无成的探险，替他铺下道路的前导又怎样呢？简括的说，一个
人应有多大的成就，才可以得不朽呢？
次一层，这个学说对于人类的行为没有消极的裁制。美德固是不朽的了，但是
恶德又怎样呢？我们还要再去借重审判日或地狱之火吗？
我母亲的活动从未超出家庭间琐屑细事之外，但是她的左右力，能清清楚楚的
从来吊祭她的男男女女的脸上看得出来。我检阅我已死的母亲的生平，我追忆我父
亲个人对她毕生左右的力量，及其对我本身垂久的影响，我遂诚信一切事物都是不
朽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什么人，我们所干的一切什么事，我们所讲的一切什么话，
从在世界上某个地方自有其影响这个意义看来，都是不朽的。这个影响又将依次在
别个地方有其效果，而此事又将继续人于无限的空间与时间。
正如列勃涅慈有一次所说：“人人都感觉到在宇宙中所经历的一切，以及那目
睹一切的人，可以从经历其他各处的事物，甚至曾经并将识别现在的事物中，解识
出在时间与空间上已被移动的事物。我们是看不见一切的，但一切事物都在那里，
达到无穷境无穷期”。一个人就是他所吃的东西，所以达柯塔的务农者，加利芳尼
亚的种果者，以及千百万别的粮食供给者的工作，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就
是他所想的东西，所以凡曾于他有所左右的人——自苏格拉底、柏拉图、孔子以至
于他本区教会的牧师和抚育保姆——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一个人也就是他所享乐
的东西，所以无数美术家和以技取悦的人，无论现尚生存或久已物故，有名无名，
崇高粗俗，都是生活在他的身上。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
一千四百年前，有一个人写了一篇论“神灭”的文章，被认为亵读神圣，有如
是之甚，以致其君皇敕七十个大儒来相驳难，竟给其驳倒。但是五百年后，有一位
史家把这篇文章在他的伟大的史籍中纪了一个撮要。又过了九百年，然后有一个十
一岁的小孩偶然碰到这个三十五个字的简单撮要，而这三十五个字，于埋役了一千
四百年之后，突然活了起来而生活于他的身上，更由他而生活于几千几百个男男女
女的身上。
一九一二年，我的母校来了一位英国讲师，发表一篇演说，（论中国建立共和
的不可能）。他的演讲当时我觉得很为不通，但是我以他对于母音O 的特异的发音
方法为有趣，我就坐在那里摹拟以自娱。他的演说久已忘记了，但是他对于母音O
的发音方法，这些年来却总与我不离，说不定现在还在我的几千百个学生的口上，
而从没有觉察到是由于我对于布兰特先生的恶作剧的摹仿，而布兰特先生也是从不
知道的。
两千五百年前，希马拉雅山的一个山峡里死了一个乞丐。他的尸体在路旁已在
腐溃了，来了一个少年王子，看见这个怕人的景象，就从事思考起来。他想到人生
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无常，遂决心脱离家庭，前往旷野中去想出一个自救以救人类的
方法。多年后，他从旷野里出来，做了释迦佛，而向世界宣布他所找出的拯救的方
法。这样，甚至一个死丐尸体的腐溃，对于创立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宗教，也曾不知
不觉的贡献了其一部分。
这一个推想的线索引导我信了可以称为社会不朽的宗教，因为这个推想在大体
上全系根据于社会对我的影响，日积月累而成小我，小我对于其本身是些什么，对
于可以称社会、人类或大自然的那个大我有些什么施为，都留有一个抹不去的痕记
这番意思。小我是会要死的，但是他还是继续存活在这个大我身上。这个大我乃是
不朽的，他的一切善恶功罪，他的一切言行思想，无论是显著的或细微的，对的或
不对的，有好处或有坏处——样样都是生存在其对于大我所产生的影响上。这个大
我永远生存，做了无数小我胜利或失败的垂久宏大的佐证。
这个社会不朽的概念之所以比中国古代三不朽学说更为满意，就在于包括英雄
圣贤，也包括贱者微者，包括美德，也包括恶德，包括功德，也包括罪孽。就是这
项承认善的不朽，也承认恶的不朽，才构成这种学说道德上的许可。一个死尸的腐
烂可以创立一个宗教，但也可以为患全个大陆。一个酒店侍女偶发一个议论，可以
使一个波斯僧侣豁然大悟，但是一个错误的政治或社会改造议论，却可以引起几百
年的杀人流血。发现一个极微的杆菌，可以福利几千百万人，但是一个害痨的人吐
出的一小点痰涎，也可以害死大批的人，害死几世几代。
人所做的恶事，的确是在他们身后还存在的！就是明白承认行为的结果才构成
我们道德责任的意识。小我对于较大的社会的我负有巨大的债项，把他干的什么事
情，作的什么思想，做的什么人物，概行对之负起责任，乃是他的职分。人类之为
现在的人类，。固是由我们祖先的智行愚行所造而成，但是到我们做完了我们分内
时，我们又将由人类将成为怎么样而受裁判了。我们要说，“我们之后是大灾大厄”
吗？抑或要说，“我们之后是幸福无疆”吗？
一九二三年，我又得了一个时机把我的信条列成更普通的条文。地质学家丁文
江氏所著，在我所主编的一个周报上发表，论《科学与人生观》的一篇文章，开始
了一场用差不多延持了一个足年的长期论战。在中国凡有点地位的思想家。全都曾
参与其事。到一九二三年终，由某个善经营的出版家把这论战的文章收集起来，字
数竟达二十五万。我被请为这个集子作序。我的序言给这本已繁重的文集又加了一
万字，而以我所拟议的“新宇宙观和新人生观的轮廓”为结论，不过有些含有敌意
的基督教会，却以恶作剧的口吻，称其为“胡适的新十诫”，我现在为其自有其价
值而选择出来：（译者按：以下原系由中文译成英文，故不再译，即径录胡先生中
文原文。）
（1 ）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限之大。
（2 ）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 ）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
—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 ）根据于生物学的科学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
——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 ）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
；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序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 ）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
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 ）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 ）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
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寻求出来的。
（9 ）则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
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
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
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
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我结论道：“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
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
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
“我们在那个自然的宇宙里，在那无穷之大的空间里，在那无穷之长的时间里，
这个平均高五尺六寸，上寿不过百年的两手动物——人——真是一个藐乎其小的微
生物了。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
的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很有限的了。
“然而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的这个涉小的两手动物，却也有他的相当的地位
和相当的价值。他用的两手和一个大脑，居然能做出许多器具，想出许多方法，造
成一点文化。他不但驯伏了许多禽兽，他还能考究宇宙间的自然法则，利用这些法
则来驾驭天行，到现在他居然能叫电气给他赶车，以太阳给他送信了。
“他的智慧的长进就是他的能力的增加。然而智慧的长进却又使他的胸襟扩大，
想象力提高。他也曾拜物拜畜生，也曾怕神怕鬼，但他现在渐渐的脱离了这种种幼
稚的时期，他现在渐渐明白：空间之大只增加他对于宇宙的美感；时间之长只使帅
外明了祖宗创业之艰难；天行之有常只增加他制裁自然界的能力。
“甚至于因果律之笼罩一切，也并不见得束缚他的自由。因为因果律的作用，
一方面使他可以由因求果，由果推因，解释过去，预测未来；一方面又使他可以运
用他的智慧，创造新因，以求新果。甚至于生存竞争的观念也并不见得就使他成为
一个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