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书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俄］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著　　尤侠译 杨树林 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杨树林”。老人们说，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人们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记了。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延伸得很远很远，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却被许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边的农舍简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驰着许多饥饿的野狼。我小的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处处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还有远处狼的号叫声。有时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时只是过于紧张的儿童的听觉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围一切都焕然一新了。草原上开着野花，油绿的嫩草覆盖着大地。处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我们的村子很大，居民约有５０００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贫兹，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挣钱。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员，他没受过教育，但却知书识字，甚至可以说是博学多识。他喜好读书，在和人辩论的时候，也常常引经据典。僻如，有一次他对和他交谈的人说：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的说明，和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上过３年当地的乡村小学。１９１０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４０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记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两层楼房的中学校舍，使我很惊讶，在我们杨树林村没有这么高大的房子。我紧握着父亲的手，随他走进了学校的前厅，羞答答地停了脚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宽大的门、石地、有栏杆的宽敞的楼梯。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家长同来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们简直比那新鲜的、在我看来是富丽的陈设更使我不安。基尔山诺夫是一座商业的县城，在这些和我同样来投考的女孩子中间，农家的孩子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红胖的，用鲜蓝色绸带系着长长的发辫。她鄙视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我靠紧了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似乎在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我们上楼去了，有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招呼进一间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长案后边坐着３位考试委员。我还记得，我回答了一切试题，最后，我就忘记害怕，大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今后我们将给瑞典人一点颜色看，在这里建起雄城，气死傲慢的邻人……爸爸在楼下等着我。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马上就上楼梯来迎接我，脸色是那么愉快…… 中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的温暖、感谢的回忆。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在我们学校里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我们也随着她微笑。她是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坐在讲桌后面，沉思地看着我们，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 “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我们能一直不倦地听着她讲。她一面仔细地讲给我们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讲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听着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的讲解，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当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虽然一向没有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知道她是爱我们的。根据她看我们的眼神，根据她有时候亲切地把手放在我们的肩上根据她在我们任何人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地伤心，我们就能理解到她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样也爱慕她的一切：爱她的青春、美丽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个性和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爱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后，抚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时常回忆我所敬爱的阿法娜谢夫娜先生，并且在困难的时候，常会设想：如果她在这里，她可能告诉我怎样做。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很爱好绘画，美术教员也发现了我有绘画的才能，但是我对自己不敢抱有成为画家的希望。有一次，美术教员谢尔杰·谢民诺维奇·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他和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一样，也很爱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我们上了他的课，了解了什么是颜色、线条、比例、远近画法等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怎样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来。谢尔杰·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创作，他有一大本画册，粘着很精致的复制名画。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参观的念头……但是，无论自己怎样希望继续学习，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需要我帮助父母。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新的生活 关于十月革命的消息，我是在基尔山诺夫就得到了的。老实说，那时候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仅记得有一冲欢欣的感觉：一个盛大的群众的庆祝节日临到了。城市中充满了热闹，狂欢；红旗迎风飘扬着。在大会上普通的人——士兵、工人——登台演说，响亮地说出新的充满着热烈信心和果敢的字眼：布尔什维克党，苏维埃，共产主义……在我回到故乡以后，我的哥哥谢尔杰（他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也是年龄略长于我的伙伴）对我说：“新生活开始了，柳芭，你明白么？是完全新的生活。我不愿意袖手旁观了，我要参加红军去。” 谢尔杰只比我大两岁，可是我跟他比起来还完全像小孩子一样。他了解的事比我多，他会更清晰地分析时事。我也看出他的意志是坚决的。 “哥哥，我干什么呀？ ”我问他。哥哥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教书呀！当然教书。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学校就要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多起来。你以为今后在杨树林还依旧是两个学校，供５０００人口用吗？不能那样了！以后人人都能上学。你看吧，人民不能再过文盲的生活了。” 我到家后两天，他就参加红军去了。我也不迟疑，马上到人民教育局去了，他们立刻就分派我到索罗维延卡村任小学初级班教员。索罗维延卡村距离杨树林３俄里，是一个贫穷偏僻的小乡村，简陋的农舍，屋顶全是用麦秸盖成的。学校给了我一点安慰。那是在村尾上，隐没在绿荫中的一所过去地主的住宅。那时树叶虽然有些发黄了，可是远远地就可以看见满树鲜艳火红的山楂，很悦目地伸到窗前，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愉快起来。这所房子是相当坚固和宽敞的。有前庭、两间屋子和一间小厨房，较大的一间屋子是教室，另外，带有铁窗板的一小间是指定给我住的。我马上把随身带来的识字课本、算题本、钢笔杆和钢笔尖，还有一大瓶黑水，全放在桌上，自己就走进村子里去了。我要把村２子里所有的达到学龄的男女儿童都登记起来。各家我都挨门地串到了。最初他们对我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后来才渐渐地跟我畅谈了。 “噢，你是教员哪！？教吧，教吧！”一位身高、枯瘦，并且似乎不耐烦地皱着浓眉的老太婆对我这样说， “可是你登记那些小丫头们是多余的。她们没有什么可学的。织布，纺线，将来嫁人，这些还用得着识字吗？” 可是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我用我哥哥对我说的话，回答说：“现在不是以往的时代了。今后人人都要开始过新生活了，人人都得学习。” ……第二天教室就挤得满满的了。前一天我登记的３０个孩子全来了。挨近窗户边的一行坐着年幼的孩子，是一年级的学生，中行坐着二年级的学生，靠另一边墙坐着年龄最大的孩子，他们仅仅４个人，都是１４岁。在我面前，最前面一张书桌旁坐着两个长着浅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蓝眼睛的，穿着一样花衣裳的女孩子。她们是最年幼的，她们的名字叫丽达和玛露霞，两人都姓格列伯娃。靠墙坐的４个年岁较大的男孩子很规矩地站起来，其余的孩子们也随着他们站起来了。 “您好，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欢迎您！”我听到了不整齐的孩子们的问安。 “你们好，谢谢你们！ ”我回答了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我的第一课。以后就一天接一天地过下去了。一个人照顾三个班，我觉得很吃力。趁着年幼的孩子们热心地学习写字母，年龄大的孩子在做算题的时候，我就给当中的一班讲为什么日夜交替。接着我又去看孩子们的算术本子，中级班在这时写哨音字母后带有软音符号的阴性名词。年幼的孩子们写字母写得厌倦了，我回到他们桌前，他们就大声地开始一字一字地念： “妈——妈，”“玛沙——吃——饭！” 我全心全意地做着工作，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活。日子在不知不觉地过着。有一位那时我看来是富有经验的教员由邻村来访过我两次，他已经在小学教学三年了。他坐在教室里听我给孩子们上课，他给我提过意见，每次临别他总是说我的教学很有成绩。他说：“孩子们喜欢您！这是很好的现象。” 重新在家里 在索罗维延卡我做了一个冬季的教员。从新学年开始就把我调到杨树林来了。我很舍不得离开索罗维延卡的那些孩子们。我们已经习惯在一起了，但是这个调动也使我很高兴，因为又能重新在家里，在亲人之间，多么好！回到杨树林后，我又遇到了童年时的朋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他和我同岁，但是看来似乎比我大得多：论老成，论经验，我全比不上他。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红军中服了一年兵役，现在他在杨树林管理阅览室的图书馆。演剧小组就在这阅览室里集合排剧。杨树林和周围农村的青年们，小学生和教员们准备演出《贫非罪》。我扮演留葆夫·果尔杰夫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扮演了留比木·托尔佐夫。他是我们的领导人兼导演。他给我们的指导是愉快的，饶有趣味的。如果有人说错了台词，颠倒了奥斯特罗夫斯基 ①的话，或者大声怪叫，莫名其妙地瞪眼，挥手，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那样滑稽地、无恶意地模仿那个人，使得他就不好意思出风头了。他笑时，声音很大，不易遏止。我再也没听见过任何人这样天真地欢喜地笑过。不久以后，我就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结了婚，我搬到他家里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同他的母亲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弟弟菲嘉在一起生活。另外一个弟弟（阿列克谢）在红军中服务。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相处得很好，很和睦。他是一个有涵养、不随便甜言蜜语的人，但是我在他的每一顾盼、每一举动中全感觉着他对我的关怀，我们彼此是不需说明就能互相了解的。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一定是儿子！”我们这样的断定，并且共同给孩子起了名字，还预测了他的未来。 “你只要想想吧，”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着幻想的话，“这多么有趣呀：头一次给孩子看看火，看看星星，看看鸟儿，再带他到树林里去，到河边去，到海滨去，到山上去……你知道吗？他是头一次看见啊！” 孩子生下来了。 “恭喜，柳鲍娃·彼得罗夫娜，得了一位千金，”接生的老太太对我说：“您听，她哭出声音来了。”这时在屋里听见了婴儿的啼哭。我伸出了手，他们就抱给我看：一个白脸、黑发、蓝眼、身体很小的女孩子。在这一瞬间里，我觉着我一向也没有盼望过儿子，并且一向所盼望的就是这个女孩子。 “我们给女儿起名叫卓娅。”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我同意了。这是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３日。 ①奥斯特罗夫斯基是革命前俄国有名的剧作家，《贫非罪》是他的名剧之一女儿向来没有过小孩的人们可能以为一切婴儿都是一样的：在一定的时期以前，他们什么也不理解，只会啼哭，号叫，妨碍大人。当然，这话是不对的。我曾深信我能在一千个新生的婴儿中，认出自己的小女儿来，我相信她的脸和眼睛的表情是特殊的，她的声音也是与众不同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似乎能够——连几个钟头看着她怎样睡觉，怎样在梦中把被我紧紧地包裹了的小手由被子里伸出来，又怎样睁开眼睛由长密的睫毛下凝视着前方。此外，还有令人惊讶的事，那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我明白了，婴儿不只是每一天，而是每一点钟，都在生长和变化着。看这孩子，她甚至在大声啼哭的时候听到人声就不哭了。她开始会寻找细微的声音了，听见钟表的嘀嗒声就把头转过去。她开始会把视线由父亲身上，转移到我身上，又由我身上转移到奶奶身上或“菲嘉叔叔”身上了（我们在卓娅出生以后就这样开玩笑地称呼阿那托利的１２岁的小弟弟）。有一天，女儿认识我了。这是最好的，最愉快的一天，我永远都记得这一天。我在摇篮上俯下头去，卓娅注意地看了我之后，想了想，就忽然笑了。人家全对我说这是无意识的微笑，说这么大的孩子对于所有的人都一样地笑，可是我却知道实际上不是这样！卓娅生得很小。我时常给她洗澡。农村里的人们说，洗澡能让婴儿长得更快。她在新鲜空气中的时间很多，虽然冬季已经近了，可是她仍旧露着脸在院子里睡觉。我们并不无故地把她抱在怀里。我的母亲和婆婆里吉亚·菲多罗夫娜全劝我这样做，免得把孩子宠坏了。我老实地遵从了这个劝告，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卓娅才在夜里睡得很甜，不要人摇她或抱她。她长大了也很安静。有时候“菲嘉叔叔”走近摇篮对她说：“卓娅，你说叔——叔！说呀！你再说：妈——妈！奶——奶！” 他的小女学生张着嘴对他笑着，并且喃喃地说出完全别的声音。但是过了些时候她的确开始会重复“叔叔”、“妈妈”了，最初不准确，以后就渐渐清楚了。我还记得，在“妈妈”、“爸爸”之后是一句奇怪的话：“阿波”。她站在地板上，很小很小的，忽然足尖着地挺起来说：“阿波！”以后我们猜中了这句话的意思，原来是：“抱起我来！” 噩耗一个严寒的冬天，连老年人也不记得冬天曾像这样冷过。在我的记忆里，这年的正月是冰冷的、暗淡的：当我们听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的消息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变样了和暗淡了。他对于我们不只是领袖和伟大的、出众的人。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２所小学，现在超过１０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发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２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儿子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个月的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到２周岁的时候，卓娅就会清楚地说话了，她时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说： “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它们跳哇！” 卓娅还没满２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泣来就不停。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乳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做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 ”我说，“请你把碗给我。” 或者： “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做完之后总是问： “还做什么呀？” 在她３周岁，舒拉１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扰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挥尾巴打着了我。卓娅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 “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地说： “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这样说：我们女教员的那个小子横竖一样长，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是那么高。实在，舒拉很胖也很结实，在一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在３周岁的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担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他照着说。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２岁的学生比４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忿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 “柯鲁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地说：“我小！” 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大人却不给他，他就喊着要求说：“我小！”有时候他无故地、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地、骄傲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只要他一哭，祖母就说： “谁欺侮我的舒拉了？快到我这里来，宝贝儿！看我给我的小孙孙什么！” 舒拉就欢喜地、脸上带着撒娇的样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如果他的什么要求被拒绝了，他就倒在地下大声哭号、踹腿或是可怜地呻吟着，他的样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舒拉，没有人怜惜我，没有人抚爱我！” 有一次舒拉因为要在午饭以前吃粉羹（一种酸甜的糊状羹，通常在饭后吃），大声哭号起来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声哭号，并且不时地喊着：“给我粉羹！”“我要粉羹！”以后，显然是他决定不多费话了，就简单地喊：“给我！我要！” 他在哭号的时候，没有留意到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但是感觉到屋里没有声音，他抬起头来，周围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没有人听，还值得费气力假装哭吗！他考虑一会儿，就用木片堆什么东西了。嗣后我们回来了。他见我们回来，又打算哭，于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严厉地对他说： “如果你哭，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吗？” 舒拉不响了。又一次，他在哭的时候，通过手指缝用一只眼偷看我们，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泪。可是我们丝毫没理会他：阿那托利在看书，我在看学生们的本子，这时候舒拉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故一样，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轻轻地在他的头发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继续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搅我了。这两件事把他治好了：自从我们不顺从他以后，他的撒娇、哭号，就全停止了。卓娅很爱舒拉。她时常现出庄重的神气，重复成年人说的话：“用不着娇惯孩子，让他哭会儿吧，算不了什么！”她这样说是很惹人笑的。但是在她一个人伴着小弟弟的时候，她对他一向是很温柔的。如果他跌倒了，开始哭了，她就跑来拉他的手，努力地把这个胖子抱起来。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泪，还劝着他说： “别哭，你要作一个聪明的孩子。对啦，好孩子，……你拿着木块。来，咱们建设一条铁路，你愿意吗？……这是画报，我给你看看画儿好吗？你来看……”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别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为了避免承认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办法都会使用。我还记得有一次阿那托利买了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儿童读本，里边附有很好看、很生动的图画：画着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物件和人。我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翻阅这本书。有时候我指着图画问舒拉：“这是什么呀？”如果是他所认识的东西，他就马上高兴地并且骄傲地说出名称来，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了避免回答，他什么诡诈的办法不想呀！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火车头问他。舒拉叹了一口气，踌躇一会儿，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 “你自己说好啦！” “这是什么呀！” “小鸡儿，”他迅速地回答着。 “对啦。这个呢？” 画着的是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动物：骆驼。 “妈妈，”舒拉要求说，“你把这页翻过去，给我看看别的吧！” 我想知道他还能发明出什么样的遁辞来。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他。 “你等一会儿，我吃完了就告诉你。”舒拉回答说。然后就开始那样细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于是我又指着一张画着身穿蓝色长衣、带白色围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图画问他：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说： “你自己问她吧！” 外祖母 孩子们很喜欢到外祖母玛夫拉·米海洛夫娜那里去作客。她很欢喜地接待他们，给他们牛奶喝，请他们吃饼。以后她腾出一会儿时间来，就和他们做他们所喜爱的游戏，他们把它叫做“拔萝卜” 。外祖母一边想一边说： “姥姥种了一个萝卜。她就说： ‘萝卜，你长得甜甜的，结结实实的，顶大，顶大的。’萝卜就长成了很大的，甜的，结实的，圆的，黄色的。姥姥拔萝卜去了：拔，拔，总是拔不出来（这时外祖母就表演着怎样拔那个顽强的萝卜）。姥姥把外孙女卓娅叫来了（这时卓娅就来揪着外祖母的裙子）。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还是拔不出来。卓娅叫来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着去揪住卓娅），舒拉拉着卓娅，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这时候在孩子们的脸上就现出来等待什么事的神色）……到底把萝卜拔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外祖母手里出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苹果，一块点心，或者一个真的萝卜。孩子们连笑带喊地搂抱着外祖母，悬挂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把礼物交给他们。 “姥姥，咱们拔萝卜呀！”舒拉刚迈进姥姥的门坎就这样问。过两年之后，有人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用习惯了的话开始说：“爷爷种了一个萝卜……”他们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抗议说： “姥姥种的，不是爷爷，是姥姥！” ……我母亲一生始终是由早到晚地忙着。她要照管全部家务和田地里的工作，６个孩子：要给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脸，缝补衣服和做饭吃。妈妈把腰都累弯了，但是毫不怜惜自己。妈妈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们，和以后对待孙子孙女们，一向是公平的，也是和颜悦色的。她向来没有简单地说过“尊敬长者”，她向来是尽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让孩子们了解，真能达到孩子们的脑子里和心里。她对卓娅和舒拉说：“我们住在房子里，这房子是老人盖起来的。你们看彼得罗维奇给我们砌的火炉多么好哇！彼得罗维奇年纪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艺巧极啦。怎么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亲是很仁慈的人。还是在我幼年的时候，她每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进家里，让他喝够了，吃饱了，还要赠给他一件什么旧衣服。有一次父亲弯腰在箱子里寻找了很长时间之后，问母亲说： “我那件蓝色衬衫在哪里呀？” “你不要生气，”母亲难为情地回答说，“我把它给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个无人照顾的、患病的、赤贫的老头儿，母亲常去看他，并尽可能地帮助他。）父亲只是无可奈何地挥了一挥手。现在，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我还时常回忆着：我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能忍苦耐劳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啊！有一次，我们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农家是多么大的痛苦。可是母亲没发一句怨言，没流一滴眼泪。另外一年，我记得，发生了火灾，我们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烧光了，这件事使父亲非常悲观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树干上，垂着手绝望地看着地下。 “我们还能挣来呀，爹爹，不要紧！”母亲向他走着说。走近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你不要伤心，我们会有办法！” 我母亲是完全不识字的人，直到死她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她对识字却很重视。由于她关心我们，我们才成了识字的人：她曾坚决主张把我们送入小学，以后又送入中学。我们家中常感困难。我记得，在十分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决定了叫在中学四年级读书的哥哥谢尔杰休学。可是这样的打算母亲连听都不爱听。为了她的儿子继续学习，她什么都肯作。如去谒见校长，客客气气地恳求给她的儿子以公费。 “你看你，妈妈，一个字也不识，可是一样活着呀。”父亲愁眉不展地说。母亲不跟他争辩，但是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俗语说得好： “读书是光明，不读书是黑暗”。她常喜欢重复这句话。她根据经验就知道，没读过书的人的生活是多么黑暗。 “将来你们上学可要好好学习呀。”她这样叮咛着卓娅和舒拉，“你们成了更聪明的人，知道很多事，这对于你们本身好，对于你们周围的人们也有帮助。” 姥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会一分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织补，削马铃薯片，或是和面，同时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讲出来。她仿佛自言自语地念道： “一只狐狸在林子里跑着，它看见树上落着一只山鸡，它就说： ‘山鸡，山鸡！我到城里去了。’‘咕—咕—咕！去了就去了吧。’‘山鸡，山鸡！我讨来圣旨了。’‘咕—咕—咕！讨来就讨来了吧。’‘不许你们山鸡在树上蹲着，你们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跶。’‘咕—咕—咕！蹓跶就蹓跶吧。’‘山鸡，山鸡！那边是谁来了？’ ‘咕—咕—咕！庄稼汉。’‘山鸡，山鸡！在庄稼汉后边跑的是谁？’‘咕—咕—咕！马驹儿。’‘山鸡，山鸡！它的尾巴是什么样的？’‘是弯的！’‘那么，再见吧！山鸡，我没有闲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娅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姥姥。她讲完一个故事，就接着讲另一个：灰狼的故事，馋嘴狗熊的故事，胆怯的小兔的故事，然后又讲那狡猾的狐狸的故事…… 弟弟和姐姐 我们只准许卓娅带着弟弟紧靠着房子旁边，在栅栏里边的小花园里玩耍，免得被那些在房子附近的草地上吃草的没人看管的牛马碰着。可是如果和年长的女孩子们（玛娘和塔霞）在一起，卓娅就常常走出很远，到菜园子和小河那里去。河很浅，但是流得很活泼，可以整天在那里洗澡，也不用担心淹着。在夏天，卓娅接连着几小时几小时地拿着网子捕蝴蝶，采野花，然后再去洗澡，并且一个人（在５岁的时候）在河里洗她自己的衬衣，晒干后再穿着回家来。 “你看看，妈妈，”她注视着我的脸说，“我洗得好吗？你不说我呀？” 似乎现在我还能看见她５岁时的样子：被太阳晒得赤红的脸，明朗的灰眼睛。伏天的急雨刚刚停了，太阳又火热地照耀着，高空中几片残云被疾风吹往地平线外去了。树叶上还落着大水点，可是卓娅已经赤着足，踏着温和的水洼，向我跑来，一边笑着，让我看她身上被浇湿了的衣裳……该是多么好啊：坐着大车到远处的草地去，（尽管坐的是吱嘎乱响的破车，并且拉车的马也不好，那也没有关系。）再坐在高高的草垛上返回来，到家后和成年人一起，把芬芳的香草扬在板棚后面，让它彻底晒干，然后在草堆上像在浪涛里一样尽兴地跳跃，竖鼎，最后，玩得疲倦了，就缩成一团，在这草堆上酣酣地睡着了。上树又是多么快活呀！尽量向上爬，高得往下看都有点儿害怕，倘若手下的细枝落下一枝，心就一缩……然后就用赤脚摸索着树干，并当心着撕破衣裳，慢慢地降下来。更好的是爬到板棚的顶上或教堂的钟楼上。这是一切孩子们所欢喜的了望台。这时全村都像在手掌上一样，一目了然。更远的地方是野地，野地中间是周围的村落……可是在它们后边还有什么呢？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什么呢？……回到家里，卓娅挨近我坐下，就问我： “妈妈，杨树林村外边是什么呀？” “一个乡村，叫‘太平庄’。” “那边还有什么？” “索罗维延卡。 “在索罗维延卡的那边还有什么？” “巴夫洛夫卡，亚历山大罗夫卡，普鲁得基。” “还有什么？基尔山诺夫的那边是什么？唐波夫的那边就是莫斯科吗？”她叹了一口气，又说，“能到那里去才好哪！” 在父亲有空的时候，她就爬到他的膝上对他提出各样问题，有时也是最出人意料的问题。她像倾听最迷人的故事那样，听父亲讲世界上的各样事物：高山，蓝色的大海和深密的森林，远方的大都市和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在这时候卓娅的精神完全集中于倾听：她的嘴半张着，眼睛放着光，甚至有时候她好像忘了呼吸。也有时这些珍闻使她疲倦了，听到最后，她就在父亲怀中睡着了。４岁的舒拉是一个淘气的、好吵闹的孩子，什么他也不在乎。 “舒拉的衣袋在动弹！ ”我听到卓娅的惊讶声音说。真在动弹！这是什么怪事呀？ “你的衣袋里是什么呀？” 原因很简单：衣袋里装满了甲虫，它们想爬出来，在里面折腾，可是舒拉把袋口紧紧地握在手里。可怜的甲虫啊！晚间我在这些衣袋里什么东西找不到哇！小弹弓，玻璃片，钩子，石子，铁片，严禁玩弄的火柴……什么都有，数不胜数。舒拉的额上经常有碰肿的疙瘩，手脚上有碰伤和擦伤，膝盖也常碰破。稳坐在一个地方，对于舒拉来说，是受刑，是最严酷的刑罚。他由清晨直到我招呼孩子们回家吃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总是在跑着，跳着。我屡次看见他雨后在院子里跑着，用棍子打着积水。溅起来的水像喷泉一样，超过他的头顶，他周身都溅湿了，可是他似乎丝毫不理会这个，更用力地抡起他的棍子和尽可能地高声唱他自己杜撰的歌。我听不清歌的词句，只能听出调子是尚武的，狂欢的：“当啷，吧，梆！梆！梆！梆！ ”可是这一切都很明显：舒拉需要对环绕着他的一切倾泻他的欢欣，他需要表示出太阳、树木、温暖而深的水洼等等怎样使他高兴！卓娅在舒拉的一切游戏里都是他的伙伴，她也和舒拉一样喊叫着，欢喜地、不顾一切地跳跃着。但是她也会长时间地默默坐着静听，那时她的眼睛注意地看着，乌黑的眼眉微微皱向一起。有时候我碰见她坐在离家不远的锯倒在地上的一株桦树干上：她用手掌托着腮，两眼凝视着前方。 “你怎么这样坐着呀？ ”我问她。 “我在思索哪！”卓娅回答。在很久以前的、已经模糊了的日子里，我还记得一天，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了看我的父母去，把孩子们也带去了。我们刚来到，齐莫菲·西门诺维奇外祖父就对卓娅说： “你这个淘气的小姑娘，为什么昨天你对我说假话？” “说什么假话？” “昨天我问你，你把我的眼镜放在哪里了，你说：‘我不知道。’可是，后来我在长凳子下边找着了。一定是你把它扔到那里了，没有别人。” 卓娅翻着眼睛看看外祖父，一言没回答。但是，过一会儿，在叫我们就桌前坐下吃饭的时候，卓娅说： “我不坐，既然不相信我，我就不吃饭。” “嗐，那是过去的事啦，坐下吧，坐下吧！” “不，我不坐。” 她始终没坐下。当时我看出来了，外祖父在５岁的孩子面前有些难为情。在回家的路上我稍稍责备了卓娅几句，可是她含着眼泪始终重复那一句话：“我没有动他的眼镜，我对他说了实活，他不相信我。”当时我觉出她的委屈是很深很大的。卓娅对父亲的感情最好。她甚至于在他忙着工作无暇和她谈话的时候也高兴和他在一起。她并不是简单地随在他的身后，而是在观察。 “你看，爸爸什么都会做。”她这样对舒拉说。的确，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什么事都会做，这是人所共知的。在家里他是长子，很早丧了父亲，他就自己耕地，自己播种和自己收获。虽是这样忙，他还来得及在农村阅览室和图书馆里进行很多工作。同乡们全很喜欢他、尊敬他和信任他，常和他商议家务事和其他的事。如果需要选举一个可靠的人到监察委员会去，检查消费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的工作，人们一定说：“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谁也愚弄不了他，他什么全了解。” 还有一点使人们都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亲近，这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少有的公正和耿直的人。如果有人来求他给出主意，但他看出这个人理屈，他就不假思索地说：“你做的不对，我不能站在你这方面……” 我时常听到各样不同的人们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永远不会做亏心事。” 他是很谦虚的人，他从来也没夸耀过他的知识。比他年纪大得多的人，甚至于老年人，在村中受尊敬的人，也都愿意来征求他的意见。实在，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也可以说一切问题他都能答复出来。他读了很多东西，也会把读过的东西很清楚地述说出来。卓娅常在阅览室里长时间地坐着听他给农民们读报，讲解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所经历的事件，讲解关于内战，关于列宁的问题。每次听众都对他提出很多问题：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刚才你说电气啦，现在你讲讲拖拉机。这或许是更奇妙的东西吧？可是这么大的机器在我们这小块地上怎能转得开呀？……还有个问题：当真有这样的机器吗？也会收割，也会打谷子，还会把打净了的谷粒倒进口袋里？……” 有一次卓娅问我：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爸爸？” “那么，你想为什么呢？” 卓娅没回答，可是当天晚间，在我安置她睡觉的时候，她小声地对我说了： “爸爸聪明，他什么都知道。他是好人……” “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在卓娅满了６周岁的时候，我和丈夫决定了到西伯利亚去。像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所说的那样，“看看人去，见识见识世界去！” 孩子们是头一次坐马车到火车站去，头一次看见火车头，听见车厢下边车轮不停地旋转的声音，这仿佛是遥远的旅途中一种不停的激昂的歌声。村庄、草原上的牧群，河川和森林在窗外闪过去。一片辽阔的草原向后跑走了。我们的旅行延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在这期间，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始终没能答复完各种问题：“这是什么呀？这是干什么的呀？因为什么呀？”人在路上通常是容易睡觉的，可是孩子们看见的东西使他们太兴奋了，所以在白天就无法安置他们睡觉。到夜晚舒拉毕竟还是疲倦了，睡着得比较快，可是卓娅就不同了，在夜晚也无法使她离开窗户。只是在外面的漆黑的夜影遮盖了玻璃之后，女孩子才叹一口气，转向我们来。 “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剩下灯火了……”她这样遗憾地说了之后，才无可奈何地同意睡觉了。第７天，我们来到了叶尼塞省的康斯克城。这是一个小城镇，房屋都是一层的，木头的，马路旁的便道也是用木头铺的。我们首先把孩子送到旅馆，随后自己就到人民教育局去选择一个我们夫妇可以在同一个学校任教员的乡村。他们派我们到西特金村去。于是我们就决定不浪费时间，马上动身。抱着这个打算回到旅馆时，我们看见舒拉正在地板上用木块堆什么东西，但是没看见卓娅。 “卓娅在哪里，舒拉？” “卓娅说：‘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到集上买树脂去。这里的人都嚼树脂。’” 我唉呀一声就往街上跑去了。城是很小的，伸手就可以触着森林，女孩子如果到那里去了可怎办呀？！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不顾一切地一条街又一条街地找遍了，挨门往各院里探望，逢人便打听，也到集上去了一遍……在什么地方也没找到卓娅。后来，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我说：“你到旅馆去，在那里等着我吧，我恐怕舒拉再有什么差错。我到公安局去。” 我回到旅馆，抱起小儿子，又到街上来了。没有在屋里静待的耐心。我和舒拉在街上站了半小时左右。舒拉忽然喊道：“爸爸！卓娅！” 我急忙跑着迎上去。卓娅的脸通红，带着难为情和稍微害怕的样子看着我。她手里拿着一团什么黑色东西。她说：“这是树脂，只是它的味道不好吃。”她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就仿佛我们不过只有５分钟没有见面似的。原来她确实到了集上，买了树脂，可是她忘记了回到旅馆的道路，也不知道怎样打听。她就凭着猜想向完全错误的方向走去，差不多就走到林子边上了。在那里有一位不认识的妇女（“她很高，蒙着头巾”）看见了她，就拉着她的手把她领到公安局去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在局里找到了她。卓娅正像客人一样坐在桌旁喝茶，并镇静地回答着问她的问题：她叫什么名字，由什么地方同谁一起来到这里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小弟弟叫什么名字等等。她马上说明了她需要急速回到弟弟那里去，因为他还小。 “你怎么把舒拉一个人丢下了？”我责问她，“你是大孩子，你是姐姐，我们托靠你啦……” 卓娅和父亲并排站着。为了便于看人，她就稍微仰起些头，把目光由父亲的脸上转到我的脸上，说道： “我以为我马上就能回来的。我以为在这里和在杨树林一样哪，什么地方我都能马上找到。你别生气，我再也不这样了。” “好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藏着微笑说，“头一次原谅你，可是以后不经许可，哪里也不要去。你看把妈妈吓得什么样子啊？” 在西伯利亚 我们在西特金住的房子，建筑在一个很高的河岸上，下边是一条很宽的和流得很快的河。往下看的时候就有些头晕，似乎自己也会随着水漂流到什么地方去。距离几步远就是林子。什么样的林子呀！高大的松树，把头仰到背上去也看不见树梢：丛密的枞树，落叶松，杉树。在它们的巨掌般的枝叶的荫影下，像是处在神秘的天幕里一样。多么幽静啊！只是有时候被踏着的干枝在脚下响一声，被惊扰了的飞鸟叫一声，嗣后仍旧是深深的幽静，万籁无声。总之，在这林子里就好像在童话的仙境里一样。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林中散步，我们４个人一起去的，我们马上就走进密林的深处去了。舒拉像被吸住了一样，站在一株两人才能合围的大松树下。我们走远了，招呼他一声，他没有答应，我们就转回身来。我们的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仍旧孤孤单单地站在原地，在松树下边，瞪着眼，像在倾听树木的密语似的。他被迷醉了，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也难怪他：他在自己短短的经历里，从来还没有见过这样的森林。在杨树林村，每株树都是有数的。我们设法叫他跟我们走了，以后他和我们在林子里蹓跶的时候，还总是和平常不一样：静静的，不爱说话，好像林子用魔法把他迷住了一般。晚上，在临睡的时候，舒拉在窗前站了很久。 “你怎么啦，舒拉？为什么不去睡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问他。 “我对树说‘晚安’哪。”舒拉回答说。 ……卓娅也爱上了林子。在林子里游逛成了她的最大的无可比拟的乐趣。她提起采野果用的篮子，就很高兴地由台阶上跑出去了。 “不要往远处去，”我嘱咐她说，“你听邻居说过没有？林子里有狼，有熊！” 真的，采覆盆子并不是没有危险的事：熊是嘴馋的野兽，在覆盆子的密丛里遇到熊，并不稀奇。可是覆盆子也真好：果大，浆多，像蜜一样甜。采覆盆子的人都提着水桶，成群结队，通常都是有持枪的男子护卫着，防备碰着熊。西伯利亚人还采桑椹、野樱桃、储存一冬吃的蘑菇。这些林中的天然物产是很丰富的。卓娅每次出去，都是提着满篮的野果骄傲地走回来。卓娅也常和舒拉一起到河边取水。她也很喜欢这种事。她用小桶稳当地把水打上来，在岸上站一会儿，看看清朗的，奔腾着的波浪。以后她还要很久地站在屋门口或在窗前沉思地俯视下边。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要教会卓娅游泳。他拉着她游离了河岸，后来忽然把她丢开了。卓娅沉下去喝了一口水，冒上来，又沉下去了……我在岸上吓得半死半活。固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她身边游着，他是很好的游泳家，自然无需担心孩子被淹死；可是看着她喝水，看着她不断没顶地沉到水下面去，毕竟是可怕的。我记得，她一声也没喊叫，她用尽全力抵抗着和挣扎着，但不做声。后来父亲就抓着她，带她游到河岸来。 “好种！再过两次就会游泳了！”父亲这样确信地说。 “害怕吗？”我一边把她身上擦干，一边问她。 “害怕。”她坦白地说。 “我们还去游泳吗？” 父亲戏弄地问她。 “还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冬季西伯利亚的多雪的冬季到来了。冰封盖了河川。虽然冷到零下５７度，但是没有风，所以孩子们就很容易地抗住了寒冷。我还记得初次的雪使他们怎样高兴：他们不知疲倦地打雪仗，在屋子周围柔软的雪堆上像在草堆上一样地打滚，有一次他们堆了一个比卓娅还高的雪人。我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们唤回来吃午饭。他们回来的时候，脸通红，很高兴，但是也疲倦了，并且带着极大的食欲扑向了牛奶粥和黑面包。我们给孩子们买了很暖的鹿皮靴，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给他们做了很好的雪橇，卓娅和舒拉每天都长时间地滑雪：有时候俩人彼此轮流拖着，有时候俩人全坐上，卓娅在前，舒拉在后，用带着红手套的短粗的手搂着姐姐，十分高兴地由山坡上像飞一样地滑下来。我和我的丈夫都是整日不得闲。每天早晨临出门的时候我就嘱咐卓娅： “不要忘了：饭在烤炉里，牛奶在罐子里。你看着舒拉，让他规规矩矩的，不许他坐在桌子上，免得掉下来跌着，就该哭了，你们乖乖地玩，不要吵嘴。” 我们下午由学校回来的时候，卓娅总是用这样的话迎接我们：“我们玩得很好，我们乖乖地没有吵！” 屋里乱得不像样子了，但是孩子们的脸却是愉快的，满意的，所以就不好意思责备他们了。用椅子建筑了一座二层楼房，箱子和匣子都乱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着。在最不适当的地方能碰到最意外的东西：我差一点儿踏在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刮脸时用的镜子上，过一会儿又触着了底朝天放着的铁罐。屋子中间放着普通的小孩玩具：铅铸的兵，装在轮子上的被拔去一半鬃的马，一只手的假娃娃，纸片，破布，木偶，碗和盘子也在这里。 “今天我们什么也没打碎，也没弄洒了。”卓娅报告说，“就是舒拉又把玛娘的脸都抓破了，她哭，我请她吃果子酱才不哭了。妈妈，你告诉舒拉，让他以后别再打架啦，不然我们就不和他在一起玩了。” 调皮的舒拉自知理屈，看着我，不很自信地说： “我再不这样了……我无心地碰了她。” 我们全在一起，围着桌子或是围着暖和的、欢腾的炉火，度过那漫长的冬夜。那是很好的夜！可是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时间完全给孩子们：我自己，尤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还有很多需要在晚间完成的工作。“做工作”这句话，我们的孩子很早就了解：妈妈工作哪……爸爸工作哪……这就是说：应当完全安静，不可以问问题，不可以争吵，不可以敲打，不可以跑跳。有时候孩子们钻到桌子下边，就在那里，一连几小时地玩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时也像当年在索罗维延卡一样，窗外的风雪在房前的松树的密枝间怒吼着，还有什么在烟筒里凄惨地呻吟着，诉着委屈……但是在索罗维延卡我是只身一人，现在有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挨着我坐着，聚精会神地低着头看书，或是审阅学生们的本子，卓娅和舒拉轻轻地蠕动着和打着耳语，我们都在一起，就更愉快，更温暖。许多年之后，我的孩子们都已经上学读书去了，他们还常常回忆起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的农村中的这些夜晚。固然，舒拉在我们住在西特金的时候还很小，他仅仅４岁半，他的回忆虽然是愉快的，却总是模糊不清的。但在卓娅的记忆里，这些夜晚所留的印象却很清楚，很鲜明。做完了我的事，或者把工作放下一会儿，等孩子们睡着以后再做，这时我就挨近火炉坐下，“真正的”晚会在这时候就开始了。 “讲个什么故事吧！” 孩子们要求说。 “讲什么呀？所有的故事你们全记得很熟了。” “没关系，你再讲吧！” 于是就开始了：金冠子雄鸡，圆面包，灰狼和太子伊凡，阿辽奴什卡姐姐和伊凡小弟弟，哈夫罗娘和暴富的库兹马。——这些故事中的主人翁，在这些漫长的冬夜里，谁没到过我们那里作过客呀！可是他们最喜欢的、最愿意听的却是关于美丽的娃西丽莎的故事。 “在某一国里，某一朝代……”我开始了差不多是第一百次地给他们讲，可是卓娅和舒拉就像第一次听这故事那样看着我。有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放下工作，参加谈话，孩子特别高兴听他讲的故事。这常常是出他们意外的事。有时候孩子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我们：他们坐在屋角小声地议论着自己的事，忽然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倾听一会儿，推开了书，走近火炉，坐在矮矮的小凳上，把舒拉放在一个膝盖上，把卓娅放在另一个膝盖上，就不慌不忙地说：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孩子们的脸上马上现出幸福、好奇和急切的表情来：父亲要给讲什么吧？！我记得这样的一回事。孩子常听人们讲春季河水泛滥的事。在这些地方春水泛滥可不是儿戏：它能冲倒房屋，卷走牲畜，几天的工夫许多村子完全淹在水里。人们对我们这些新来到此地的人讲了不少关于当地的可怕的洪水的故事。 “那时候我们怎办呀？ ”舒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问卓娅。 “我们离开家呀。登上船我们就漂走了。或者我们跑到山上去。”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 “水来了就把什么都淹了……”卓娅好像冷了一样，哆嗦着说，“舒拉，你怕不怕？” “你呢？” “我不怕。” “那么我也不怕。” 舒拉站起来，模仿着父亲，在屋子里慢慢地踱了一趟，然后很勇敢地补充说： “让水来吧！我不怕。我什么也不怕！” 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说出了他习惯说的那句话：“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一个这样的故事。”于是他就对他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群麻雀落在矮树丛上，彼此辩论：禽兽里谁最可怕？一个秃尾巴麻雀说：‘黄猫比谁都可怕。’去年秋天猫差一点抓住它。麻雀虽然拚命地逃跑了，可是毕竟尾巴叫猫给抓掉了。另外一只麻雀说：‘男孩子们更厉害，他们拆窝，用弹弓子打……’第三只嘛雀争论着说：‘可以飞远一点躲避男孩子们呀！可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鹞鹰。它比谁都可怕！’这时候一只很幼稚的、黄嘴的小麻雀，唧嘹一声（这时候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改用很细的声音学着小麻雀说）： ‘我谁也不怕！猫算什么，男孩子和鹞鹰我都不怕！我还想把它们都吃了呢！’正在它这样唧嘹的时候，一只什么黑色大鸟在小树林上空飞过去了，并且大叫了一声。麻雀们吓得魂不附体：有急忙飞了的，有藏在树叶下的，勇敢的小麻雀放下翅膀，惊慌失措地在草地上乱跑起来。这时候那只大鸟一边用长嘴啄着地，一边向小麻雀方向走去，可怜的小麻雀用尽所有的气力，往前跑，后来就钻进一个鼹鼠的洞里去。老鼹鼠正缩成一团在洞里睡觉。小麻雀更被吓坏了，但是它下了决心：‘反正我要吃不了它们，就让它们吃我吧！’于是它就往前一跳，用力啄了鼹鼠的鼻子一下子。鼹鼠莫名其妙地睁开一只眼睛说： ‘怎么回事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闭着一只眼打了一个哈欠继续学着鼹鼠低音说）‘啊！你呀？大约饿了吧？给你谷粒儿，吃吧。’小麻雀害臊了，它对鼹鼠诉苦说： ‘黑鹞鹰要吃我！’鼹鼠说：‘哎，这个强盗！走，咱们跟它讲讲理去。’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随在后边跳着。可是它很害怕，它又可怜自己，又懊悔：为什么当初自己假装胆大呀？鼹鼠由洞里爬出来，小麻雀也在它后面把啄子伸出洞外来，可是马上就吓掉魂了：那只大黑鸟就在它眼前落着，并且凶狠地瞪着它。小麻雀瞟了一眼，立刻就吓得晕倒了，黑鸟嘎地叫了一声，周围的麻雀就都大笑起来。原来这个鸟并不是鹞鹰，而是一只黑大姐……” “乌鸦！”卓娅和舒拉同声说。“当然是乌鸦！”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继续说，“鼹鼠对小麻雀说：‘怎么啦，说大话的小东西，应该因为你说大话打你一顿！算了吧，你给我多送些粮食和一件过冬的皮袄来。有些凉了。’鼹鼠穿上皮袄就洋洋得意地吹起小曲儿来。但是小麻雀自己却很懊丧，它羞臊得无地自容，它藏到小树丛里，藏到最稠密的枝叶里边去了……” “就是这样。”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沉默了片刻，补了这么一句，“现在你们喝牛奶，完了就躺下睡觉吧。” 孩子们懒懒地站起来。 “你讲的是我呀？”舒拉害臊地问。 “怎么讲你呀？讲的是麻雀。”父亲仅仅用眼睛微笑着回答说。许多年以后，我偶然在阿列克赛·托尔斯泰全集里看到了这段童话。显然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童年，在儿童杂志里读过，他把它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 擦不掉的印象 有一次卓娅问我说：“妈妈，为什么布尔马金的房子那么大，羊也那么多，还有许多马和牛啊？为什么他一个人什么东西都要这么多啊？可是鲁仁佐夫有那么多孩子，还有老奶奶、老爷爷，而房子却那么奇，那么小，不但没有牛，连一只羊也没有？” 这样，在我和卓娅之间就第一次谈到：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和什么是不公平。对６岁的孩子解答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很不容易。如果认真地给她解释这些事，就必须说到很多她还不能理解的事。可是生活逼着我们很快地又回到这段谈话上来。这是在１９２９年。在我们区里富农打死了７个农村中的共产党员。这个消息很快地传遍了西特金村。７口棺材在街上运过的时候，我正在台阶上站着。乐队在灵柩后边走着，慢慢地，但是庄严地奏着“你们牺牲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了”。在乐队后边是洪流一般的送殡的群众，每个人的脸上都表现着哀恸和愤怒。我忽然无意地看了我们的窗户一眼：卓娅的苍白了的脸紧贴着玻璃，她惊惧地看着街上。一秒钟后她跑到台阶上握着我的手，紧紧地靠着我，很久地张望着丧葬队伍的后影。 “为什么把他们打死了？富农是什么人呀？你是共产党员吗？爸爸是共产党员吗？不能把你们打死吗？杀人的凶手找着了吗？” 不只是卓娅，连小舒拉也不停地提这些问题。７个共产党员的殡葬，在我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擦不掉的印象。 ……还有一桩忘不掉的事。在西特金的农村俱乐部里，时常放映电影，我有时候也带着卓娅和舒拉到那里去。但是我和孩子们到俱乐部去并不是因为有电影吸引我们。每次大厅里人满了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拉着长声问：“我们唱一段吧？” 于是马上有几个人同声回答：“唱一段吧！” 他们唱得很动人：激昂、热情，唱的多半是西伯利亚的老调和内战时期的歌。在这些拉长了的豪放而流畅的调子里，复活了遥远的过去，在我们的眼前重现了那些惊天动地的事件和坚决勇敢的人们。嗓音都是沉重和有力量的。在这和谐的大合唱团里，有一个嘹亮的青年男高音特别清楚，有时候也许是一个真正的西伯利亚原野居民特有的雄壮的男低音，像浪涛一般地奔鸣着，他们那样真诚动人，有时候令人不能不流出眼泪来。卓娅、舒拉和大家一起唱。我们特别喜欢一个歌。现在我不记得全部歌词，只记得调子和词的最后四行：黑夜过去了。吹着柔和的微风。晴朗的阳春到来了。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男子的低音缓慢地，悲哀地重复着：在黎明的温暖的阳光下，青年游击队员牺牲了…… 远行一年过去了。春季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在知道了他们无须逃往山上的时候，似乎很失望。他们心中曾深深地希望河水把一切都冲毁了，淹没了，而他们就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逃到山上去，信步漫游，期望遭逢各种奇遇。大地重新披上了绿衣，芳草中出现了鲜艳的野花。在５月里，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杰哥哥由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他们在信里写道：“你们到莫斯科来吧，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以后你们再找工作和住所。我们很想念你们，我们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叫到这里来。”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刚一终了，我们就离开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到杨树林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又是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长满了黑麦的田地，村边的峡谷，菜园中孤单的白柳，和父亲的屋旁丛密的丁香，带窟窿的老桦树和笔直的白杨。看着这亲近的，难忘的一切，我也了解了一年的时间在小孩们的生活上有多么大的意义：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地，小溪和人们，他们全忘掉了，全要重新认识。外祖母不住地看着孩子们欣喜地说：“他们长得多么大了哇！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记得。”他们虽然这样回答，可是尽可能地要挨我近一些。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在我们来到不久之后，他就在街上和以往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玩了。可是卓娅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总是寸步不离地紧随着我。秋天，在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决定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绝望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吗？”在这句话里包含着惊恐，疑虑，非难，第一次离别使我们全都感到很痛苦。可是在自己未找到工作和住所之前，我们不敢往莫斯科带孩子。我们不得已地离别了。 一年之后 “卓娅，舒拉！你们跑到哪里去了？快来吧，妈妈回来了！” 我听到了谁的高兴和欣欢的声音。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搂着我说：“我们以为等不来了。孩子们很想念你们，特别是卓娅。长大了，你不认识她了。她老是不放心，怕你不来。” “怎样，路上好啊？” 父亲又像是问我，又像是问那正在卸牲口的马车夫说。 “路上很好，就是雨淋了我们一道儿。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被淋湿了一点儿。可是我很想把您的女儿快快送到家，一路上使劲赶这牲口。齐莫菲·西门诺维奇，你应该请请我呀。” 在这忠厚的爱说话的车夫卸牲口的时候，父亲已经解下了我的简单的行李，而邻人的一个男孩子却跑去寻找卓娅和舒拉去了。这时姥姥已经把水壶烧开了，并在桌子旁边张罗着。邻人们听到由莫斯科来了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的女儿，就是那个曾在小学校教农村儿童的女儿，就也都来了： “在莫斯科生活怎样？您自己健康啊！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怎样？……我们现在在集体农场里，差不多全村人都参加了。剩下的个体农民很少了。” “你们的生活怎样？” “好哇。只要劳动，就有饭吃！” 新闻一项接着一项在报告着，使我来不及对每一项个别地表示惊讶。一切都改变得多么迅速呀！我刚迈进老家的门坎，就听到这么多新闻！不久以前，人们还当作奇迹传说的拖拉机出现了，联合收割机也出现了。人们说，第一天全村人都到外边来看这些新奇的机器怎样工作。我听见他们这样说：“这样的机器，真令人欢喜不完！用这些机器一天的工夫就把地里的庄稼都收割完了，听着好像是笑话似的！” “你们老是讲新闻，你们让由远路来的人休息一会儿吧！” 父亲嫉妒地插嘴说。 “对呀，你休息吧，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我们以后再来看你，咱们再好好谈谈。” 有人难为情地这样回答说。老实说，无论新闻怎样惊人，我也没有好好地听。我着急要知道我的孩子们在哪里。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走到门外去。因为刚下过雨，我就看见窗前树上的每一枝、每一叶都颤动着，洒着残存的稀零的雨珠。我站着，四面张望着，回忆着……我们的老房子在１９１７年被火烧了，这是新房子，并且在村子里算是最美观的房子。它是用木板包着的，涂了深紫色的油漆，窗户和高台阶都是用雕刻装饰了的。我们的房子显得特别高，因为它筑在高坡上，门前的台阶是十几层。近几年来房前的树木都长大了，在槐树和丁香树丛的缝子里略微现出一点儿褪了颜色的墙壁。我所喜欢的杨树和桦树在两旁长得更高了。现在它们被雨冲洗得很洁净，非常美观。太阳露出来了，在叶尖上挂着的雨珠现出了虹的光彩。大约１３年以前，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曾亲手浇过这些槐树和丁香。现在认不出它们来了，树丛稠密得像墙壁似的。我也是成年人了，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可是，我的孩子们究竟在哪里呢？这时候我看见他们了。路上跑着一群孩子，卓娅在最前头，舒拉在最后，勉强能追得上。卓娅最先看见我。 “妈妈！妈妈来了！” 她边喊着，边跑到我这里来。我们紧紧地相互搂抱了。以后我就转过身来看舒拉。他正站在远一些的一棵小树下瞪眼看着我。在碰到我眼光的时候，他忽然双手用力地抱住一棵小树摇撼起来。水珠落在我们身上了。这时舒拉完全手足无措了，于是他放下树，双手搂抱了我，把脸钻到我的衣裳里。那些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团团地包围了我们。他们的脸都晒红了，有黑发的，有银发的，有满脸雀斑的，也有没雀斑的，也有擦奇了手脚的。一见就知道这是一群淘气的，不安静的，喜欢跑跳、游泳、上树的孩子。这全是邻家的孩子——波得莫夫家的叔珞，菲拉托夫家的萨娘和瓦洛嘉，柯日利诺娃的胖姑娘淑拉和她的弟弟瓦学克，波良斯基家的耶日克和万尼亚。他们全很腼腆地好奇地打量着我。 “今天我不玩啦！因为妈妈来了！”卓娅欢喜地声明说。孩子们就像鹅一样，一连串地走向街上去了。我拉着卓娅和舒拉的手回到屋里，到姥姥和姥爷那里去了，他们正等待我们回来吃饭。 ……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身上的变化是不易被发觉的，也是不太使人觉得惊奇的。可是现在，在久别之后，我总是看不够我的孩子，并且每分钟我都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和过去不同的地方。卓娅长大了很多。她现在变成细高的了。灰色的大眼睛在微黑的脸上闪烁着。舒拉也长高了，瘦了，可是如果用他的６岁的年龄衡量，他是很有力气的，他能完全不吃力地由井里把水提回来，在姥姥洗衣裳时候帮助姥姥把盛着衣裳的洗衣盆送到河边去。 “他是我们这里的大力士。”姥姥骄傲地看着外孙子对我说。最初几天孩子们处处跟着我，一分钟也不离开。 “我们跟你一起走，是不是？你不再把我们丢下呀？”他们每天十几次地看着我的眼睛这样问我。 “难道你们在这里不好吗？” “好，可就是想念你，也想念爸爸。不行，你别再丢下我们啦！你把我们带走，行不行？带走吗？” 在冬季里卓娅和舒拉全害了腥红热。他们约有３个月没能和小伙伴们接触；陪伴他们的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难怪孩子们学会了像成人一样讲话。卓娅的庄重的和说教式的讲话态度，令人听见发笑。她完全像姥姥一样郑重地，一字一板地对邻家的孩子们说：“小孩子不可以吸烟，很容易惹祸，你们能放起火来呀！” 另外一次我听见她劝她的小女朋友： “巴兰娘，你为什么像列赞人那样说话：‘巴知道’，‘木有’？你听听别人怎么说， ‘不知道’，‘没有’。” 有一次舒拉打了一个碗，可是他不承认。卓娅用眼睛盯住他，皱着眉说： “你为什么说谎话？不可以撒谎！”她虽然还不满８岁，但是说得很有信心、很庄严。 ……那一夏天我们并未离开。我们一起到田野里去，到河边去，一起帮助姥姥处理家务，并且彼此挨着睡觉。可是话总是说不完。 “秋天我上学吗？”卓娅问，“上莫斯科的学校吗？不能因为我读得不好笑我呀？他们一定说，看这乡下孩子读得多么不好！你能告诉他们说我害了一整冬病吗？你别忘了，一定说呀！” “我也上学。”舒拉重复着说，“我不愿意一个人，我愿意和卓娅在一起。” 这一年来他们更亲近了。在以往他们相互控诉的事就很少，现在完全没有这种事了。他们之间的一切纠纷和冲突，都无须成人干涉，自己就会解决的；他们争吵一会儿很快就和好了，而且，他们一向是彼此互相支持的。姥姥对我说了这样的一回事。谢尔杰奇哥的妻子带着自己的孩子妮娜和瓦列利曾在我回到杨树林不久以前到这里作客。白天燥热，夜间也闷得很，所以就决定叫安娜带着自己的孩子夜间在干草堆上睡觉。卓娅和舒拉也随他们去了。他们全躺下了。忽然躺在边上的舒拉想要吓唬吓唬客人，他把全身连脑袋都用被子盖上，鼻子钻到草里去。在寂静的夜里忽然有神秘的嗞嗞的声音。 “妈妈，你听，蛇！” 妮娜惊惧地说。 “什么蛇呀，胡说！” 舒拉禁不住地一笑，过一会儿他又嗞嗞起来了。安娜舅母明白了这个把戏，就严厉地对舒拉说： “舒拉，你扰乱我们睡觉啊！你回到屋里去吧，如果你高兴嗞嗞地叫，可以在那里叫。” 舒拉顺从地回屋里去了。卓娅也随着他起来了。 “卓娅，你往哪里去呀？你留在这里吧。” “不，您既然把舒拉打发走了，我也不能在这里。”卓娅这样回答说。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始终不变地相互维护。但是当舒拉在卓娅指出他的错误时，还是对她发火。 “去！离开我！我高兴，我要这样做！” “你不愿意就算啦，我也不强迫你！”卓娅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团圆我们在８月底来到了莫斯科。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到车站来迎接我们。孩子们差不多是最先地由车厢里跳出来，然后就全力向父亲那里跑去，但是，没有到身边就停住了脚步：他们一年没见面了，怎能不觉得生疏呢！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向是抑制感情的，不常表示温柔。但是他明白了他们为什么犹豫不前，他就把他们全搂在怀里，亲热地吻了他们一番，抚摸了他们剪短了发的头，并且像仅仅昨天才和他们离别了一样，对他们说： “现在我给你们看看莫斯科。咱们看看：它像不像杨树林？” 我们登上了电车——这实在是勇敢和好奇心的考验啊。我们坐在轰隆轰隆的、铃声不住响的电车里，在莫斯科奔驰着，经过了高楼大厦，驶过了华丽的汽车，越过了徒步疾走的人们，孩子们的鼻子始终紧贴着玻璃窗。舒拉看见大街上那么多人，就非常惊讶。他们往哪儿去呀？他们在哪儿住呀？为什么他们这么多呀？他忘掉一切地大声嚷，惹得乘客们都笑了。卓娅默默无语，但是在她的脸上也表现着十分着急：快，快！赶快把这个伟大的、惊人的都市里的一切一切全看遍了、全看清楚、全了解了吧！最后，到了莫斯科郊区，一所建立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附近的小房。我们上了第二层楼，进入一间小屋：桌子，床，不很宽的窗户……看吧，我们到家了。 ……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学校的那一天，是一生所记忆的日子中最好的日子。所有的母亲一定都记着那一天。我也记着。这是１９３１年９月１日。这天是晴朗无云的。齐米列捷夫卡的树木满披着金黄色的叶子。落叶在脚下沙沙响着，打着什么神秘的、鼓励人的耳语，可能是说，我的孩子们的完全新的生活由这一刻开始了。我拉着孩子们的手领他们走。他们是很庄重的，聚精会神的，可能还有一些恐惧。卓娅用闲着的那只手紧握着书包，书包里边放着识字课本、方格和斜格的练习本子，铅笔盒。舒拉很想自己提着这珍贵的书包，可是因为卓娅年长，书包就落在卓娅手里了。再过１３天卓娅才满８周岁，而舒拉刚刚过了６周岁。虽说舒拉还小，可是我们毕竟决定了把他送到学校去。他习惯了和姐姐在一起，卓娅到学校去，而让他留在家里，那是不行的。并且也没有人在家里陪伴他，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全有工作。我自己是我的孩子们最初的小学教员。在那一年我教“预备班”，校长就把卓娅和舒拉分配到我的班里了。我们走进教室了。３０个像他们这样的小孩站起来迎接了我们。我安置卓娅和舒拉在距离黑板不远的一张书桌边坐下，然后就开始上课……我记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一个男孩子围绕着卓娅用一只脚跳跃，嘴里唱着“卓娅，卓娅跌进脏水坑子里啦！”他十分得意地唱着这首小诗。卓娅毫不介意地，默默地听着。在那孩子稍稍停了一会儿，喘口气的时候，卓娅很镇静地对他说： “我还不知道你是这么糊涂的人哪。” 那个孩子莫名其妙地对着卓娅眨眨眼睛，又把那段刺激人的话重复两次，但是不像先前那样神气了，以后他就完全离开卓娅了。有一次，在卓娅值日的时候，有人在教室里打碎了一块玻璃。我完全没打算惩罚犯错的人。我想不可能找到一个一生没打碎过一块玻璃的人。童年没有这种事是不可能的，例如，我的舒拉就打碎了很多玻璃，但是我希望犯错的人能自己坦白出来。我暂缓进入教室，在走廊里停住了脚步考虑着怎样和孩子们开始谈话。在这里我听到了教室里卓娅的声音： “谁打碎的？” 我悄悄地瞥了教室一眼。卓娅站在椅子上，孩子们围着她。 “谁打碎的，说！”卓娅命令式地重复说，“不说我看眼色也一样能看出来。”她深深自信地补充了这句话。室中静默了一会儿，矮鼻子、肥脸蛋的别佳·列波夫（他是我们班里最淘气的孩子），叹息着说： “是我打碎的……” 显见是他完全相信了卓娅能凭着眼色看出最隐秘的思想。她说这话的时候很有把握，好像是丝毫不怀疑自己有这样的本领似的。这事的理由很简单。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在她的外孙子们打坏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向是对他们说：“这是谁弄的？来，来，看我的眼睛，我凭着眼色什么都能看出来！”卓娅很好地记住了外祖母窥探秘密的巧妙方法。 ……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把卓娅和舒拉由我的班里拨到另一班里去了，原因是这样的：卓娅是很能抑制感情的，她绝对不表示出和我的至亲关系来。有时候她称呼我“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她这样称呼我，是要说明在教室里她是和其他学生一样的学生，而我对于她也是和对一切其他人一样的教员。可是舒拉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在上课的时候，他等着室内全安静的当儿，就忽然大声的喊我：“妈妈！”他并会在这时候调皮地瞧着周围。舒拉这样的举动，一向是会惹起骚动的：教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忽然又是，妈妈！这事很使孩子们开心，但是却妨碍工作。一个月之后，只好把我的孩子们拨到并列的另一班里，到另一位女教员那里去。卓娅的心整个用在学校和功课上了。回到家里，吃完饭，她马上就坐下做功课，向来不需要催促她。学习，对于她是最重要的事，是最感兴趣的事，她所想的完全是这件事。每个字母，每个数码，她全特别努力地写。她拿练习本子和书的时候也是那么小心谨慎。就好像往手里拿一件活东西似的。我们一向买新课本给孩子们。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事。他说：“把污秽的、零乱的书给孩子们，是很不好的事，这样的书孩子们也不高兴爱惜它……” 在孩子们准备开始作功课的时候，卓娅一向是郑重地问： “舒拉，你的手干净吗？” 最初他还企图不服： “你管得着么？去你的吧！离我远一点儿！” 可是以后他就同意了，并且在要拿课本之前，不待提醒，自己就洗手了。老实说，这并不是过分的小心：舒拉和孩子们一起跑完了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向是浑身上下直到两耳都弄脏了的；有时候简直无法理解他怎样弄得这么脏，好像他接连地先在土里，然后又在煤堆里、石灰里和碎砖头里打了滚似的……孩子们平常是在饭桌上作功课。卓娅很长时间地坐着看书。舒拉的耐心只能够连续坐半小时。他惦着快快地跑到街上找孩子们去。他总是唉声叹气地瞟着门。有一次他拿来了一堆木块和空火柴盒，用这些东西努力地在桌子中间摆成一行，把桌子分为两半。 “这是你的一半，这是我的一半。”他这样对卓娅宣布说，“你别过到我这边来！” “那么识字课本怎么办哪？墨水瓶怎么办哪？”卓娅无可奈何地问他说。但是舒拉并没被问倒： “识字课本归你，墨水瓶归我！” “你别闹啦！”卓娅严厉地说，并且坚决地把木块从桌上挪掉了。可是舒拉感觉老老实实地不淘气地作功课太寂寞，所以他每次都企图把作功课变成游戏。有什么办法！他还没满７周岁呀。过节１１月７日我的孩子们不待天明就起床了：父亲允许带他们去参加游行，他们就很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这天早饭他们吃得特别快。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开始刮脸。孩子怎样也捺不住性子等待他刮完。他们也曾试着暂时作一点什么游戏，但是总玩不起来，甚至于他们一向喜欢的 “安静的”游戏（十字拼零）也不往脑子里去。我们终于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了。这一天的天气很讨厌，刮着风，落着一半是雪的小雨。我们走出还不足十步，节日的音乐、歌声、说笑的声者就在前边沸腾了。愈接近市中心，街上愈热闹，欢欣鼓舞的情绪愈浓。不久之后雨也停了，可是孩子们和成人们都没看见灰色的天，只留意遮天蔽日的红旗和周围的鲜艳颜色。刚看见最前面的游行队伍，卓娅和舒拉就狂喜起来了。直到游行完了，他们始终是欢喜快乐的，他们大声地读着每一个标语（当然读得不太流畅）。他们和着每个歌咏团唱歌，随着每个乐队的乐声开始舞蹈。他们不是自己往前走，而是被节日的浩大的沸腾的浪涛卷着走的。他们的脸红热了，眼睛闪着光，帽子溜到后脑勺去了（因为要始终看上边！），他们不能说一句连贯的话，而只是喊叫： “你看，你看！装饰得多么好，看那个红星！看那里，看那里！看气球飞啦！快看哪！” 我们走近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静悄悄的了，他们向右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墓。 “妈妈，那里都是谁呀？”舒拉不知为什么那样小声地问我，同时紧紧握着我的手。 “那里有斯大林吗？有伏罗希洛夫吗？有布琼尼吗？” ……红场呀！这几个字联系着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们在杨树林曾怎样地幻想着能有看见它的那一天呀！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着这里……一年以前，我初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到红场来了。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作品，听了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可是我仍旧没能想到它是这样朴素和伟大。但是现在当举行盛典的时候，我却觉得它完全是崭新的。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垛口和钟楼，革命烈士墓前庄严沉默的青松和镌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宁。无尽头的人的洪流，不断地流着，流着，它的热潮冲洗着朴素庄严的墓壁。我觉着人类的整个信心、希望和热爱都像无尽的海浪一般，向这里、向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涌来了。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声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万岁！”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并向我们招手。雷声一样的“乌拉”声震撼着红场。舒拉已经不是走着，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着。卓娅也紧握着父亲的手向前跑着，跳着，并且高高地挥着那只空闲着的手，好像她以为真的由检阅台上能看见她似的。我们走向了沿河街。太阳忽然由云中现出来了，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宫里的钟楼和古代教堂的金顶。水面荡漾着金光。我们在桥边看见了卖气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买了３个红的和２个绿的，它们构成了鲜艳美观的一组。他给了卓娅一个球，又给了舒拉一个球。 “我们怎样处理其余的球啊？”他问。 “放了！”卓娅喊道。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一边走着一边一个接着一个地放气球。它们全不慌不忙地飞到天空去了。 “我们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卓娅和舒拉同声地喊道。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们也停住了脚步。我们站了很长时间，仰着脸看着我们的鲜艳的喜气洋洋的气球怎样向明朗的天空飞腾着，看着它们渐渐地小，小，最后它们消失了。夜晚数年前我读过一封信，写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儿女身上耗费了很多精神，去关怀他们和照顾他们，可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忽然觉悟到自己没能好好教育他们。他回忆着往事，问自己说：“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错误：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间发生的纠纷；他替孩子们做了那些他们自己能胜任的事：给孩子们东西的时候他说：“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可是，若说“这是给你们俩的”，岂不更好；有时候马马虎虎地宽恕了他们的虚伪诡诈，也有时为一点点小过错而吹毛求疵地惩罚他们。这个人在信里写着说： “显见是在孩子们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难工作的企图刚刚萌芽的时候，我没注意，因此就这样由细微小事，由琐碎事件构成了重大的罪恶。孩子们完全不是按着我所希望的那样长大的：他们粗野，自私，懒惰，不互相友爱。” 最后他问自己：“怎办哪？把将来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团体吗？可是这样就成了社会应该耗费分外的力量来矫正我的错误，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难。第三是，我自己在哪里了呢？我做了些什么呀？” 这封信曾刊登在我们的一个大报上，似乎是《真理报》上。我还记得悠，我曾很长时间地坐着反复读这些伤心的字句，并且思考着和回忆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我从来没听见过他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我常听见人们这样说： “我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们，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别地拨出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教育孩子吗？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的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的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时刻在你的举动上寻找主意和榜样的敏锐的细心观察的眼睛，如果孩子虽然挨着你，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却孤单地生活着，那就什么也不能帮助正确地教育他：贵重的玩具，在一起娱乐的散步，严肃的和合理的训诲全都没有用。你应该经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觉有你在他旁边，在这一点上永远不怀疑。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的时间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学任教员，同时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学习。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记讲习班学习，并且努力地准备入函授工科大学。这是他的宿愿。我们时常那么晚才回家，到家孩子们已经睡了。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一起过的假日和夜晚，就显得更愉快了。我们刚一开开房门，孩子们就急忙扑向我们来，并且争先恐后一人一句地替换着倾诉在一天里累积了的事。虽然不是很有系统的，但是声音却很高，很有情感。一个说：“阿库里娜·彼得罗夫娜的小狗儿跑到贮藏室去了，把肉汤碰洒了！” 那个就说：“我已经学会一首诗了！”这个又说：“小卓娅子尽找毛病！”那个就说： “是啊，他为什么不做那个算术题呀？” “你们看，我们雕刻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说：“我教给小狗对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学会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问明白了为什么没做算术题，也听了他们学会的诗，也问了关于小狗的事，并且，好像是顺便地指出了： “你说话的态度不礼貌，舒拉。‘小卓娅子尽找毛病’，这是什么话呀？我听不惯这样说话。” 以后我们全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孩子们帮助我们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后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译他的速记笔记，我准备明天的功课，在卓娅和舒拉面前放着画图画的本子。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电灯只照在桌子上；房间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着的椅子嘎吱嘎吱地响着，图画本子的篇页也发着沙拉沙拉的声音。卓娅画一所房子，房子的顶盖很高，是绿色的。由烟囱里冒着烟。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树，树上圆圆的苹果，每个都是五分铜钱那么大。有时候这里还有鸟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阳还有一颗五角星……舒拉在图画本子上画着往不同方向奔驰着的马、狗、汽车和飞机。铅笔在舒拉手里向来不颤动，他画出的线条是均匀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将来能画得很好。我们就这样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吧，现在我们休息休息吧！”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戏了。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顶牛儿：卓娅和父亲对我和舒拉。舒拉热心地注意着每一张摆下来的牌，急躁，争吵，在输了的时候，脸红，气愤，甚至要哭。卓娅也着急，但是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闲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有时候我们玩“升高降下”。在这里胜负并不决定于技巧，而决定于掷下的骰子。倘若你运气好，你就坐着飞机往上飞，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顶；倘若你的运气不好，就往下降，这样就输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们如果能幸运地往上飞，一次就越过涂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个格子，他们就会多么高兴地拍着小手乐呀！卓娅和舒拉很喜欢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我们随便给它命名为“怪东西”：他们之中一人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条锯齿形的线，或是一条曲线，或是一个别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怪东西”，我就应该在这无意义的怪东西上找出未来的画的种子。舒拉在纸上画了一个像长形鸡蛋的东西。我看了看，考虑了半分钟，就添上了鳍、尾巴、鳞、眼睛，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一条……“鱼！鱼！”孩子们高兴地喊道。卓娅在纸上点了一个最普通的墨水点，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带茸的紫色菊花。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就调换了地位：我画“怪东西”，由他们想出可以由这东西画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东西，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座仙境般的楼台，几个斑点会变成人面，曲线会变成一棵多枝的大树。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游戏：它可以发展观察力和想象力。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弹六弦琴。我并不知道他的技术好坏，可是我们很喜欢听他弹奏，在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弹奏俄罗斯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掉时间是怎样地过去了。这样的良宵虽然少有，但是它们为我们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们每次回忆起它们来都感觉愉快。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与孩子们的指责和申斥，全在他们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夸奖和喜爱的话，则使他们特别愉快。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给妈妈一把破背的椅子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舒拉为自己挑选较好的、较舒服的东西，给别人留下较坏的东西。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郁郁不乐地回家来了，孩子们给他问好，他也没像平常那样高兴回答。 “你为什么今天把阿纽塔·斯捷帕诺娃打了？”他问舒拉。 “那丫头……爱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被我听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字一字地很严厉地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比较缓和地补充说：“大小子啦，快８岁啦，可是还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吗？” 可是在父亲夸奖舒拉画得好，夸奖卓娅的本子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时候，孩子们的脸是多么的喜悦呀！如果我们回来晚了，孩子们不等我们回来就躺下睡觉，他们把本子打开放在桌上，以便我们回来看他们怎样做了功课。虽然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时间很少，可是我们一向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他们着急或高兴，也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的是无论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游戏也好，学习也好，料理家务也好，都能使我们和孩子们更接近，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挚。 在往学校去的路上 我们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学校至少３公里远。我每天起床较早，做完早饭，照顾孩子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由家里走出来，那时天还不亮。我们的路线是必须通过齐米列捷夫公园的。高大的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渐渐发亮的蓝色背景上用墨笔画的一样。雪在脚下嘎吱吱地响着，呼出的暖气渐渐在衣领上结成了霜。我们３人在一道走，因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由家里出来较晚。最初是默默无语地走着，后来残余的睡意渐渐随着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开始了某种突如其来的有趣的谈话。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为什么树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为什么呀？” 我没来得及回答。舒拉却激烈地反对说： “不对！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吗？她好看呀！” 我回忆起我的母亲来，不，现在谁也不能说她是好看的：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疲倦了的，两颊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皱纹……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确信地说： “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往前驶去了。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迁居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 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甲胄街，狗场等等的来历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解释了为什么普列斯尼亚（莫斯科市地名）叫红色的，为什么有巷垒街和起义广场……他一页接着一页地给孩子们讲解我们美妙的首都的历史，孩子学习了如何理解和爱它的过去和现在。悲痛有一次，在２月底，我们买了马戏园的入场票。我们并不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园去，所以每去一次在孩子们看来真像过节一样。孩子们急不可待地盼着星期日，但是怎样也无法让它快些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会算到１０个数的狗，看见披着灿烂的银甲的细腿扬头的快马怎样绕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样由这一木桶上跳到另一木桶上，用鼻子承接驯兽员投给它的皮球……整整一星期的谈话都是关于马戏园的。但在星期六由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在家中，并且躺在床上。我很惊讶。 “你为什么这么早？为什么躺着？”我惊恐地问他。 “你不要担忧，一会儿就好。也不过就是觉得不舒服……”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脸色十分苍白，并且马上就憔悴了，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重病。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恐地看着父亲。 “你们只好自己到马戏园子去啦！”他勉强微笑地说。 “没有你，我们不去！ ”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们不去！”舒拉响应了。在第二天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和发高烧。他一向是善于抑制自己的，他并没诉说痛苦，也没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需要请大夫去，可是只留丈夫一人在家我不放心。我去叩打邻家的门，没人答应，一定是到外边蹓跶去了：那天是星期日呀。我回来了，手足无措，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卓娅忽然说：“我请大夫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她就已经穿上大衣，戴上帽子。 “不行……太远……”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勉强地说出这几个字来。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让我去吧！”卓娅没等回答就差不多已经跑下楼梯去了。 “让她去吧！她是伶俐的孩子，能……找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小声地说完就转向墙壁去了，为的是不让人看见他的由于痛楚而变成灰色的脸。一小时以后卓娅同着大夫回来了。他诊视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之后，简短地说道： “肠扭转，马上到医院去，需要动手术。”他留下了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车，半小时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已经被运走了。在由楼梯往下抬他的时候，他开始了呻吟，可是当他看见了孩子们睁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马上沉默了。 ……手术经过顺利，可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并没觉得轻快。每次我走到病房里的时候，最使我害怕的是他的冷淡的面孔：我见惯了丈夫的喜欢与人谈笑的轻松愉快的个性，可是现在他默默无语地躺着，仅仅有时候抬起他的枯瘦无力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轻轻地握握我的手指头。３月５日我照例地看望他去了。在前厅里，一个相识的卫生员异乎寻常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您等一会儿，护士马上出来。也可能是大夫。” “我是来看病人阿那托利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就提醒他说，“曾许可我随时来看的。”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来，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您请坐一会儿吧。” 她躲避着我的视线说。我马上就明白了。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样不可能的、令人难信的话。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AAA……一个亲人，即使他罹病很久并且预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如果失去了，也是痛苦、难过的。至于像这样突如其来的、无情的死，我觉得是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从幼年就向来没害过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饶有精力，活泼、高兴，现在他竟不像他自己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淡的，躺在棺材里的人了。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发红了的无泪的眼睛看着父亲的僵硬了的脸，重复着说。 ……在一个寒冷暗淡的日子里，我们３人一起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待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殡葬。我们站在一棵像冬季那样枯干的大树下，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我们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我不记得我的亲戚怎样来到的，也不记得我们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惨痛的、难熬过的一天。只是模糊地记着怎样走到墓地，卓娅忽然绝望地大声哭号，后来就是土打在棺材盖上的声音…… 没有父亲 由那时候开始，我的生活就骤然变样了。过去我是感觉到也深知道有一个亲近的可爱的人在我身边，我随时可以依靠他的可靠的臂膀。我习惯了这样安心的依赖，而且这种信心也使我觉得温暖，我甚至不能想象还会有另外的样子。可是突然地剩下我一个人了，关心两个孩子的命运和照顾他们的生活的责任，整个地落在我的肩上了。舒拉究竟还年幼，发生了的可怕事件他还不能十分了解。他以为父亲只是像过去的离别那样到远方去了，将来还能回来……可是卓娅却像成人一样地体会了我们的悲哀。她差不多永远不提起父亲。她看见我沉思，她就走近我，看看我的眼睛，小声地说： “我给你读一段书好不好呀？” 或者她请求：“给我讲一点儿什么吧！讲讲你小时候什么样儿……” 或者挨近我坐下，一句话也不说，紧紧地贴着我的两膝。她曾尽可能地使我忘掉悲哀的感受。但是有时候我在夜间却听见她哭泣。我走到她身边，摸摸她的头发，小声地问她： “你是想父亲了吗？” 她一向回答： “不是，可能是我做梦啦。” ……我们在过去就对卓娅说过：“你是大孩子，看着舒拉，帮助妈妈。”现在这些话充满了新的意义：卓娅确实成了我的助手和朋友。我开始在另一学校里兼课，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过去更少了。在前一天晚间我就把第二天的中饭做好。卓娅在吃的时候把它热一下，照顾舒拉吃饭。另外她还打扫房间，以后，她稍稍长大一些就自己生火炉了。 “嗳哟，卓娅能把咱们的房子点着啦！”有时候邻人这样说，“她还是小孩儿呀！” 可是我知道：卓娅比某些成人还可靠。什么事她都是及时地做，向来不遗忘什么。虽然是最枯燥无味的和不重要的工作，她也不敷衍了事地做。我知道：卓娅不会把没熄灭的火柴扔到地下，她会在适当时间盖好炉盖，如果火炭由炉子里蹦出来，她马上就会注意到它。有一次我回到家来天很晚了，头疼，并且疲倦得没有力量做饭了。我就想：明天我再做饭吧。早些起床就是了……我的头刚落在枕头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不仅不比平日早，而且更晚：为了不迟到，过半小时得由家里动身。我十分懊丧地说：“这可糟啦！我怎么睡过了呀！今天你们只好吃干的吧。” 晚上回到家来，刚迈门坎我就问他们： “怎样，你们都饿坏了吧？” “我们真正不饿，我们真正是吃饱了！”舒拉胜利地在我眼前跳跃着，喊着说。 “快坐下吃饭吧，妈妈，今天我们吃煎鱼！”卓娅庄重地宣布说。 “鱼？什么鱼呀？” 在炒勺里确实有一条热气腾腾的煎得很香的鱼。由哪儿来的呀？我的惊讶使孩子们很得意。舒拉继续跳跃着，喊叫着，卓娅也很满意，终于她对我说明了： “你知道哇，我们在经过水池子上学去的时候，我们往凿开的冰窟窿里看了看，看见里边有鱼。舒拉打算用手捉，可是鱼很滑。我们在学校里跟女工友要了一个空罐头盒子，把它放在盛胶皮套鞋的口袋里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在水池子那里停了一点钟，捉了些鱼……” “我们本来能多捉些来，有一个叔叔把我们由那里轰走了，他说：‘你们会淹死，或者把手冻掉。’可是我们没有冻掉哇！”舒拉插嘴说。 “我们捉了很多，”卓娅继续说，“回到家里我们把鱼煎了，自己吃了，也给你留下了。很好吃，是不是呀？” 在那一天晚上我和卓娅共同做的饭：她很仔细地削了马铃薯片，淘净了米，并且注意地看着我每样东西往锅里放多少。 ……以后，在回忆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死后最初几个月的时候，我不只一次地认定了，就是在那时候，在卓娅的个性里确定了早熟的严肃性，她的这一特点连不太熟识的人都注意到了。 新学校 我的丈夫死后不久，我就把孩子们转到第二○一小学去了：以前的那个学校离家太远，我有些不放心让孩子们自己到学校去。我本身已经不在那里工作，我改在成人补习学校教课了。孩子们由第一天起就无条件地爱上了这个新学校，他们简直找不出可以表达他们怎样欢喜的话。也难怪他们！他们过去的校舍是一所不大的木房，很像杨树林的小学。而这个学校却很高大和敞亮，并且挨着它还正在建筑着新的壮丽的门窗高大的三层楼房。在下学年里他们就要迁到那里去。细心的卓娅，很快就看出了第二○一小学校长尼柯莱·基里柯夫的才能。卓娅醉心地说：“妈妈，你看看我们的礼堂将来多么好哇！图书馆更好！多少书哇！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书：靠着四面的墙全是书架，由地板到顶棚，一点儿空地方也没有……摆得满满的。”她稍微一思索就补充了这一句。（我仿佛又听见了外祖母说话——这是她常说的话）“尼柯莱·基里柯夫校长领我们到建筑楼房的地方去，全给我们看了。他还说：我们学校将来还要开辟一个很大的花园，我们自己栽种。将来你看得见，妈妈，我们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在全莫斯科你找不到比它更好的！” 新学校里的一切事情也使舒拉非常高兴，可是最合他意的是体育课。他能够不断头地述说他怎样爬上双环秋千，怎样跳过木马，怎样学会了往篮里投球。新的女教员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尤列娃使他们一见倾心了。这是我由他们每天怎样高兴地往学校去，怎样兴奋、满意地回家来，怎样尽可能一字不差地对我述说女教员对他们说的话，看出来的。女教员所说的，即使是一句琐碎的话，他们也认为是有重大意义的。有一次我翻阅着卓娅的本子对她说：“我认为你留的空白太多了。” 卓娅急忙热烈地反驳说：“不，不！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叫留这么大，小了不行！” 在一切问题上都是这样：既然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这样说了，那么，就只有这样做才对。我也明白：这样很好，这表明孩子们是敬爱老师，正因为这个，他们才努力学习，并高兴地执行她的任何要求和命令。卓娅和舒拉一向很关心在他们班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次，舒拉热情地述说道：“今天伯里卡迟到了，他说： ‘我妈妈病了，我到药房去了！’既然妈妈有病，有什么办法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就对他说：‘到自己的位上坐下吧。’可是，在下课的时候，伯里卡的妈妈正好自己来了，她打算带他由学校直接往什么地方去。我们看她很健康，完全没有病呀。丽基亚·尼柯菜夫娜脸红了，生气了，她对伯里卡说： ‘我最不喜欢人说谎话。我的规矩是这样的：如果自己坦白了，没瞎说，’”这时舒拉觉得他把老师的话述说得不大正确了，就改嘴说：“呃……‘没撒谎，那就减去了一半过失’。”他接着又说，“我问：‘为什么如果坦白了就减去了一半过失呀！’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回答说：‘如果他自己说了，那就是他知道了自己的过失，那就不需要重罚他了。如果他支吾，说假话，那就是什么也没觉悟，将来仍然这样做，那就应该罚他……。’” 如果他们的班在测验时总成绩不好，卓娅回家来就面带愁容，因此晚间我就时常担心地问她： “你得的是‘不及格’吗？” “不是，”她愁闷地回答说，“我得的是‘好’，我全做对了，可是玛娘全做错了，尼娜也是这样。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说：‘我很抱歉，我只能给你们打上不及格’……” 有一次我回家比平日早些。孩子们不在家里。我很着急地到他们的学校去了，找到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卓娅在什么地方。她回答说：“我想，已经全放学了，可是咱们来看看教室里吧。” 我们来到教室门前，就隔着玻璃往里探望。卓娅和另外的３个女孩子站在黑板前：两个比卓娅高些，全梳着一样的小辫子，第三个很小，是胖子，卷发。她们全很严肃，卷发的女孩子还半张着嘴。卓娅小声地庄重地对她说：“你做的是什么呀？如果把铅笔和铅笔加起来，那么得出来的仍是铅笔。可是你把公尺和公斤加起来了，你能得出什么来呀？” 在这时候，在教室的左边后面，一个白色的什么东西一晃。我斜看那里一下：舒拉坐在最后的凳子上逍遥自在地在放纸鸽子。我们离开了教室的门。我请求丽基亚·尼柯莱夫娜过一会儿打发卓娅回家，并且以后禁止她在下课后久留在学校里。晚间我自己也嘱咐了卓娅下课后马上回家。我对她说：“你看，我今天特意地早些结束了工作，打算和你们多聚一会儿，可是你们不在家。以后请你不要无益地在学校里耽误着。” 卓娅听了我的话一言未发，可是过后，吃完了晚饭，她忽然说： “妈妈，难道帮助女孩子们是无益的事吗？” “怎么是无益的事呀？帮助同学是很好的事呀。” “那么为什么你说：‘不要无益地耽误着？’” 我咬着嘴唇，可能是第一百次地考虑着：在和孩子们谈话的时候应该怎样慎重地选择词句呀！ “我只是想和你们聚会聚会，我能早做完工作的时候不是很少么？” “可是你自己说过呀！做事第一。” “对呀！可是让舒拉吃饱了也是你的事呀，他是在学校里挨着饿等待着你呀。” “不，我没挨饿，”舒拉支持她说，“卓娅带去了很好的早饭。” 第二天早晨临往学校去的时候卓娅问我： “今天我再和女孩子们一起学习一会儿行吗？” “就是别耽误太长时间，卓娅。” “只是半点钟！”她回答说。我就知道了：这确实是半点钟，一分钟也不会多。 希腊神话 我很想保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我们生活里培养成的一切习惯。在放假日子，我们也跟他在世时候一样，游逛莫斯科。但是这样的游逛对于我们是惨痛的：我们始终回忆着父亲。晚间我们的游戏也玩不好，因为缺少父亲，缺少他的幽默，他的欢笑。一天晚间我们没事，就在回家的路上，在珠宝商店的门前站一会。光辉灿烂的橱窗令人眼花目眩：各种宝石，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光芒闪烁着，迸射着。这里有项珠、胸针，还有些别的辉煌的装饰品。挨近玻璃在一个大绒枕上一列一列地放着指环，在每一指环上都有一块宝石在放着光，由每一块宝石上像由磨刀轮上或电车弓子上一样，放射着五光十色的，刺眼的火星。这稀奇的宝石上的光彩使得孩子们留恋不舍。卓娅忽然说： “爸爸允许了给我讲为什么在指环上永远镶着宝石，可是没给我讲……”她忽然不说了，并且紧紧地握了我的手，似乎是请求我原谅她提起了父亲。 “妈妈，你知道为什么在指环上镶宝石吗？”舒拉插嘴问。 “我知道。” 我们向前走了，在路上我给孩子讲了普罗米修士的故事。孩子们一边走着，一边由两面看着我的脸，听着每一句话，并且几乎撞着了路上的行人。传说中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作出空前的壮举、并接受了最残酷的刑罚的勇士的神话，马上引起了孩子们的兴趣。我给他们讲：“有一次赫尔库列斯救普罗米修士来了。赫尔库列斯是一个力气很大而且仁慈的人，是真正的英雄。他谁也不怕，连宙斯他也不怕。他用自己的宝剑砍断了把普罗米修士锁在断崖上的锁链，解放了普罗米修士。但是宙斯的旨意仍然有效。这旨意里说普罗米修士永远不能摆脱他的锁链：从此锁链中的一环带着一块石头就这样留在他的手上了。由那时候开始，为了纪念普罗米修士，人们就在指头上带镶有宝石的指环。” 几天以后，我由图书馆里给孩子们借来了希腊神话，开始给他们朗读。真奇怪，他们虽然对普罗米修士那样有兴趣，可是最初并不很高兴听我的朗读。显见是那些名字很不容易记清的半神半人，由孩子们看来是冷淡的，陌生的，有隔阂的。总是老朋友好：嘴馋的熊，伯特里开耶夫娜狐狸，妄想吃鱼、把半条尾巴冻结在冰窟窿里的傻狼和其他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老朋友多么好！可是希腊神话的主人公们也渐渐地开辟了通达孩子们的心的道路：舒拉和卓娅也开始了像谈论活人一样，谈论比尔赛，格拉克尔，伊喀尔。我记得有一次卓娅表示了怜惜尼敖比亚，舒拉则激昂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为什么她夸张啊？” 我知道：还有很多书中的主人公对于我的孩子们将成为可贵的和亲近的。可能因为这个我才很牢实地记忆着另外一段短的对话。有一次卓娅在遇到我重读《牛虻》的时候沉思而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人，还哭……” “我看你将来怎样读这本小说。”我回答说。 “我什么时候能读它啊？” “等你到１４岁的时候。” “喔，这还早着哪。” 卓娅说。这样的期限显然是很远的，在她看来差不多就是遥遥无期。 我们爱好的书 现在，如果我晚间得暇，我们不作“顶牛儿”游戏了；我们朗读，更正确地说，我读，孩子们听。我们最常读的是普希金的作品。这完全是一个特殊的、可爱的、美丽的和愉快的世界。普希金的句子是很容易记牢的，舒拉能不倦地背诵关于松鼠的诗，那个松鼠一向……唱着歌子，总是咬着榛子，榛子并不是平常的，壳儿全是金的，瓤儿是纯粹绿宝石……孩子们虽然记着了很多，可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 “妈妈，请你给我们读关于金鱼……关于沙皇萨尔唐的故事……” 有一次我给孩子读《乔玛的童年》。我们读到乔玛的父亲因为他折毁了花枝责打了他一顿那个地方，孩子们很希望知道以后的情形，但是天已经很晚，我就打发他们睡觉去了。后来在那个星期里和在下星期日我都没能够给他们读完乔玛的故事：积累了很多工作——未经看过的本子，需要缝补的袜子。最后，卓娅忍耐不住了，她拿起书来自己把它读完了。由这一回就开始了：无论什么，报纸也好，童话也好，课本也好，只要到她手里，她就手不释卷地读下去，她好似在考验自己有无像成人那样读书的能力：不是读指定的课本里的某一页，而是全卷。不过，我若说：“你还不到读这个的时候哪，长大些再读吧。 ”她并不执拗，并且马上就把书放在一旁。我们最欢迎的是盖达尔。我一向钦佩他在儿童书籍里善于谈论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事的才能。他和孩子们谈话的态度是严肃的，像和平辈人谈话一样，并不因年龄而打折扣。他知道孩子们用最大的尺度衡量一切：勇敢，他们喜欢不顾一切的；友爱，他们喜欢忘我的；忠实，他们喜欢无条件的。崇高思想的火势照耀着他的著作。他和马雅柯夫斯基一样，用每一行字激发读者，呼唤他们参加建设在我们国家里正在建设着的、伟大的、全民族的幸福；而不是建设狭小的、一室之内的、个人的幸福，呼唤和教导读者为全民族的幸福而斗争，用自己的手建设这个幸福。在读完每一本盖达尔的书之后，我们谈过多少话呀！我们谈过我们的革命是多么正义的呀；也谈过沙皇时代的中学和我们的学校的差别多么大；也谈过什么是勇敢和什么是纪律。在盖达尔的书里这些话充满了亲近的和容易体会的意义。我记得，波里斯·果里阔夫在进行侦察时候，忘掉了谨慎，擅自野浴，因而无意地害了自己年长的朋友——秋布克，这一事特别地激动了卓娅和舒拉。 “你就想想啊，他想要洗澡，可是秋布克就被捉着了！” 舒拉愤慨地说。 “秋布克还以为是波里斯把他出卖了哪！你想以后波里斯有多么难受哇！我不知道在知道了朋友是因为自己而被枪毙了的时候还怎能活下去！” 我们曾一次又一次地读过《远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秘密》。只要盖达尔的新书一出版，我就马上设法买一本拿回家来。我们一向感觉到他是正在和我们谈论关于今天，就是在现在这一分钟里，正激动我们的东西。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盖达尔住在什么地方？” “好像在莫斯科。” “看看他才好哪！” 新大衣 舒拉最喜欢的消遣是和男孩子们玩“哥萨克——强盗”。他们冬季在雪里，夏季在土里掘山洞，点营火，并在街上耀武扬威地喊叫着，跑着。有一次，在黄昏时候，屋门前惊人地大响一声，接着门就敞开了，舒拉出现在门口。可是他那个样子啊！我和卓娅都吃惊地站起来。站在我们面前的舒拉，从头到脚全身泥污，蓬头垢面，跑得遍身是汗。但是这一切在我们看来全不稀奇。可怕的是别的事：他的大衣上的衣袋和扣子全被带着布揪下来了，在它们原来的地方，是边缘破烂的窟窿。我周身都凉了，我默默地看着他。大衣完全是新的，刚刚买的。我还未说一句话，就由舒拉身上剥下大衣，开始打扫它。舒拉羞愧地站着，但是同时在他脸上现出了某种执拗的表情，好像他用全部神气在说： “这样就这样！”他有时候这样执拗，在这时候就很难说服他。我不喜欢大声嚷，但是又不能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话，所以我就不看舒拉，而开始默默地整理大衣。屋中完全沉寂，经过了也不过１５到２０分钟，可是我觉得好像几小时那么长。 “妈妈，原谅我，我再不这样做了。”舒拉说快板似地在我身后喃喃地说。 “妈妈，原谅他吧！” 卓娅像回音一样照样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不转身回答说。我一直坐到深夜修补这件倒霉的大衣。 ……我醒来时候窗外还很黑。舒拉正站在我的床前头，显然是在等待着我睁眼。 “妈妈……原谅我吧，我永远也不再这样了。”他小声地，吞吞吐吐地说。虽说这依旧是昨天那两句话，但是说话的样子完全不同：这次是伤心地、痛悔地说出来的。在房内只剩下我和卓娅的时候，我问她说：“你和舒拉谈昨天的事吗？” “谈过了。”她迟缓地并且显然难为情地回答说。 “你对他说了什么呀？” “我说……我说你一个人工作，说你很困难……说你不是简单地生气了，而是想：如果大衣完全撕破了可怎么办哪？” “赤留斯金” 我说：“舒拉，爸爸给你讲的谢多夫的探险队，你还记得吗？” “记得。” “你记得谢多夫在临出发时候说：‘怎能带着这样的装备去北极呢！应该有８０条狗，我们只有２０条，衣裳已经穿坏了，食粮太少……’你记得吗？……现在你看，一只破冰船要往北极出发了。船上什么没有呢，他们什么东西也没忘记带：由针到牛，他们都想到了。” “什么？什么牛啊？” “你看这里呀：船上有２６只活牛，４只小猪崽，还有新鲜马铃薯和蔬菜。海员们在路上一定不会挨饿了。” “也不会受冻。”卓娅由我的肩后探视着报纸插嘴说。 “你看他们的东西有多少啊。有各样的皮衣裳，有睡觉的皮暖袋，有煤，有汽油，有煤油……” 舒拉有些不适时地插嘴说：“还有滑雪板！啊，纳尔塔是一种雪橇，对不对？还有各种科学仪器。装备得真好！喔，多少支枪啊！他们要打白熊和海豹啊。” 我没能想到“赤留斯金”很快就要成为我们谈话的主要题目。关于这一远征，报纸的报道并不很勤，也可能是有些报道我没看见。只是有一次舒拉飞跑着传来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乃是完全出我意料的。头发蓬乱的、急躁的舒拉刚进门坎就喊着说：“妈妈，‘赤留斯金’啊！轮船，你记得吧？你还给我讲过的哪。我现在自己听说了……” “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 “把它挤破了！冰把它撞破了！” “那么人呢？” “全下船了。简直就下到冰上来了。只有一个人落到水里去……” 我勉强地相信了。可是舒拉并没说错，这事全国都已经知道了。２月１３日（“看，难怪人们说：第１３是不幸的数字！” 舒拉痛心地说。）北极的冰把轮船撞破了：冰的巨大的冲击力撞破了左舷，两小时之后 “赤留斯金”就沉没了。在这两小时的时间里，人们把两个月用的食粮，帐篷，睡袋，一架飞机和无线电台都搬到冰上去了。他们凭着星辰判明了所在地点，就用电台同秋阔特沿海的北极电台取得了联络，并且马上开始了建设幕棚，厨房，信号塔……很快地电台和报纸又报道了另一消息：党和政府已经组织了“赤留斯金”船员援救委员会。马上全国都参加了这一援救工作：火急地修理了破冰船，飞艇、飞橇都准备出发。在北方岬，在威廉，在预知湾等处全有飞机准备飞往遇险地点。犬橇由威廉向营地出发了，“克拉辛”号横渡大洋，环绕世界，驶往出事地点了，“斯摩棱斯克”和“斯大林格勒”号轮船全开到了在冬季向来有没任何轮船到达过的北纬度，并将飞机运至敖留托尔斯基岬。我想在那些日子里在全国找不到一个人不为赤留斯金船员的命运担心，不屏息着呼吸注视他们的命运。但是卓娅和舒拉整个地被这事吞没了。我可以不必收听广播，也不必读报，孩子们详细地知道一切消息，他们连续几小时只是热心地、担忧地讨论着这一事件：赤留斯金船员现在做什么哪？他们精神好吗？他们在想什么呀？他们不害怕么？在冰上共有１０４人，其中有两个儿童。舒拉就是疯狂地羡慕这两个儿童。 “为什么这样的幸福临到他们身上了哇？他们还什么也不懂啊！一个还不满２岁，另外一个女孩子还完全用尿布裹着哪。让我去多么好啊！” “舒拉，你好好想想吧！这是什么幸福啊？人们遭了这样的祸，可是你却说是‘幸福’！” 舒拉只摇摇手，也没回答。他把报纸上关于赤留斯金船员的每一行字都剪下来。现在他画的也只是北极：冰和他所想象的赤留斯金船员的野营。我们知道遭遇了可怕的突然灾祸的赤留斯金船员并没惊慌失措。他们是勇敢的、坚毅的、地道的苏维埃人。谁也没失望，人人都工作着，继续进行科学的观测。他们住在冰上还发行报纸，命名为《我们不屈服》。他们用铁桶做成了火炉，用罐头盒做成了炒勺和灯，由残留下来的碎木板镌成饭勺，幕棚的窗户是用玻璃瓶子做的——他们的创造天才、技巧和耐性足够应付一切。他们为了清除飞机场，用自己的背背出多少冰啊！今天清除干净了，明天到处又凸起了冰岭，前一天顽强努力的劳动的痕迹一点儿也不存在了。但是赤留斯金船员们深知救援是要来到的：在苏维埃国家里，党和斯大林同志不能任凭人落在灾难里。就在３月初，（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卓娅喊着说： “正好迎接妇女节！” ）列皮杰夫斯基的飞机降落在冰块上了，并将妇女和儿童载到陆地上来。“列皮杰夫斯基真有本领！”我不断地听到这样说。卓娅和舒拉提起莫洛柯夫的名字就表现出崇敬。实在，只要一想到这个卓越的飞行员所做的事，马上就会令人心惊胆战呀。为了加速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们，他在飞机两翼上挂了投物的降落伞用的篮子，把人就装在那里边。他一天往返数次，一人由冰上运回３９个人来！ “能看看他本人才好哪！”舒拉说出了他的愿望。政府委员会更由堪察加和海参崴派出了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的飞机。可是在这时候也得到了消息，说围绕着野营的冰很多处破裂了，形成了漏洞，出现了新的宽阔的裂缝，冰块在移动着，飘浮着。在妇女和儿童飞走后的那一夜里，他们居住的板棚破碎了。幸喜列皮杰夫斯基的飞机及时地赶到，把他们先运走了。不久之后又发生了新的灾祸：冰涛冲碎了厨房并破坏了停放着斯列波聂夫的飞机的机场。危险逼近了，并且危险性每一天、每一瞬间都在扩大。春日无情。舒拉简直痛恨那些暖和的日子。“又是这样的太阳！又由房顶上滴水！”舒拉愤慨地说。可是留在冰块上的人逐渐减少，最后，在４月１３日，冰块上一个人也没有了！ “怎样，第１３的数字是不幸的吗？是不幸的吗，啊？”卓娅胜利地向舒拉喊着。 “喔，现在我才放下心了！”舒拉说出了衷心的话。我相信：如果这是他们本身被由冰上救出来，他们也不能比这更欢喜。两个月的焦心期待告终了。要知道，所有安全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全都曾不断地为留在冰块上的人的生命担忧呀。 ……我读过许多关于北极探险的著作。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对于北方很感兴趣，他有很多描写北极的小说和传记。我由童年时代读过的书里记得：如果小说里叙述的是迷失在冰上的人们，那么，最常见的是描写他们怎样的凶狠，相互猜疑，甚至仇恨。有时甚至像兽类一样，为着首先救活自己，保护自己的安全，竟至不惜牺牲不久以前的好友的生命。这样的思想是不可能侵入我的孩子和所有苏维埃孩子们的脑子里的。唯一可能的，也是他们唯一能想象的，只是：丢在冰上的一百个赤留斯金号船员怎样度过了漫长的两个月：他们的勇敢、坚毅，他们彼此间友爱地关怀。也只能这样，怎能不这样呢！在６月中旬，莫斯科欢迎了赤留斯金号的船员们。天是阴沉的，可是我却觉得，不曾有过比这更光明，更灿烂的日子了！孩子们由清晨就把我拖到高尔基大街。好像是所有的莫斯科人都集中在这里了：在便道上连立足的地方也没有。飞机在空中盘旋着，人们欣赏着贴在建筑物的墙上、窗子上和商店的高大橱窗里的那些变成熟识了的和亲近了的赤留斯金号的英雄船员们和他们的救护者—?飞行员们的画像，处处是红色的和蓝色的绸子写着热烈欢迎的标语，再就是鲜花，鲜花，无尽的鲜花。忽然由白俄罗斯车站方向出现了汽车。在最初的一秒钟里还无法猜着这是汽车：这是飞驶着的花园，安置在轮子上的鲜艳的大花坛在向前移动着！它们驶向红场去了。在大堆鲜花、巨大的花束、玫瑰花冠之间刚刚能辨出笑着的、兴奋的面孔和欢迎的招手。由便道上，由窗户里，由阳台上，由屋顶上掷下无数的鲜花，而在天空中飞翔着像大蝴蝶一样的由飞机上撒下的传单，它们飘飘落下，盖满了柏油马路。 “妈妈……妈妈……妈妈……”舒拉像念咒似地重复着。一个身材高大、晒黑了皮肤的男子把他举起放在自己的坚强宽阔的肩膀上了，舒拉在那上边喊着，似乎比任何人的声音都更大。 “多么幸福的日子呀！ ”卓娅喘着气说。我想，这是在这一分钟里所有的人们都在心里或嘴里说的话 年长的和年幼的 卓娅永远是用年长者对年幼者的态度和舒拉谈话，有时候她对他不客气地说： “舒拉，扣好钮扣！扣子哪儿去啦？又揪掉啦？给你老缝不完。你是故意地往下揪吗？只好你自己学会缝扣子吧。” 舒拉完全由她照管着，她不倦地关心他，但是对他也严厉。有时他做什么不对的事情使她生气了，她就叫他“亚历山大” ?—这比平常叫“舒拉” 听着严重得多呀。 “亚历山大，你的袜子又奇啦？马上把袜子脱下来！” 亚历山大驯服地把长统袜子脱下来，卓娅就自己织补所有的窟窿。弟弟和姐姐总是离不开的：他们在同一时刻睡觉，在同一时刻起床，一起往学校去，一起回家来。虽然舒拉差不多比卓娅小２岁，但是他们的身材几乎一样的，并且舒拉比卓娅力气大得多。他是一个地道的健壮孩子，可是卓娅始终是瘦的，从外表上看是脆弱的。老实说，卓娅一次一次地申斥舒拉，已经有些使他感觉讨厌了，但是他反抗的时候很少，并且即使在争吵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没有推她或打她一下的意思。他差不多关于一切问题都永远听从她，并不和她争辩。在他们升到四年级的时候，舒拉说： “现在到头啦。我不再和你坐一张书桌啦。我跟丫头挨着坐够了！” 卓娅冷静地听完就坚决地回答说： “你还是要和我挨着坐的，不然的话你在上课的时候就要放鸽子玩，我是知道你的脾气的。” 舒拉坚持自己的独立，吵了一会儿。我没干涉他们。９月１日晚间我问舒拉说： “舒拉，现在你和哪一个男孩子挨着坐呀？” 舒拉又皱着眉又微笑地回答说：“那个男孩子的名字叫卓娅，难道能拗过她去吗！” ……我很想知道和别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卓娅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我所看见的只是她跟舒拉在一起，和在星期日跟在我们亚历山大道（街名）上跑着的小孩儿们在一起的情形。小孩儿们也像舒拉那样喜欢她，服从她。在她由学校回家的时候，他们由很远处就凭着红绒绳帽子，矫捷的步子认出她来，并喊叫着奔向她去。在他们的喊叫里只能听出：“你给我们念！跟我们玩！给我们讲！”卓娅就把书包交给舒拉。把两臂大大张开，想尽量把向她拥上来的小孩儿们都搂在怀里。这时她是愉快的，活泼的，由于走路和天冷，微黑的两颊显得发红。有时候把他们按身材大小排成一队，她就和他们像军队一样，正步走，唱着她在杨树林时就学会的歌：“同志们，一起勇敢向前走……”有时候和小孩子们玩打雪仗，但是，她是用长者的态度：谦让，小心。舒拉一打雪仗就把世界上一切都忘掉了：投了一阵，躲过对方投来的雪团，又努力向前打去，不给敌人留一秒钟的喘息时间。这时卓娅就喊：“舒拉，他们是小孩儿呀！……你去吧！你不懂得，对他们不可以这样。” 嗣后她又用小雪橇拖着小孩儿们滑雪玩，并且始终照顾着他们，给他们扣好衣扣，围好脖子，不让任何一个小孩儿的耳朵被寒风吹了，不让雪灌进小孩儿们的毡靴里去。有一次在夏天，我下班回家，看见她在水池子旁边被一群小孩儿包围着。她坐在地下，两手抱着膝，沉思地看着水给孩子们小声讲什么。我向前走近了些。我听她说：“……太阳高高地照着，井在远处，天气很热，小伊凡全身流着汗。他忽然看见地下放着一个山羊蹄甲，蹄子里满盛了水。小伊凡就说：‘阿辽奴什卡姐姐呀！我喝这蹄子里的水吧！’‘别喝，小弟弟，喝了你就变成山羊了’……” 我轻轻地走开了，尽可能地不碰着树枝，不惊扰孩子们。他们全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全表现着对那不听劝告的、失败了的小伊凡的惋惜，而卓娅则丝毫不差地、带表情地重复着玛夫拉·米海洛夫娜外祖母的悲哀的语调给他们讲故事……卓娅对待和她年龄相同的孩子们的态度怎样呢？有一段时间，她曾和邻家的女孩子琏娜一气往学校去。嗣后我忽然看见她们往学校去和由学校回家都不一气走了。 “你和琏娜吵嘴啦？” “没有，没吵嘴。不愿意和她交朋友就是了。” “为什么呀？” “你知道哇，她老是对我说：‘你给我拿着书包。’有时候我替她提，可是以后我就对她说了：‘你自己提着吧，我有自己的书包哇。’你知道，如果她有病或是身体弱，我就替她提了，这对我并不是难事。可是无故地为什么替她提呀？” 舒拉也证明说：“卓娅说得对，琏娜是个贵族小姐。” “那么你和达娘为什么也不好了哇？” “她太好撒谎。无论她说什么，结果全是假话。现在我一点儿也不能相信她。如果不相信她，怎能跟她交朋友呢？再说，她不公正。我们做打木棒游戏的时候，她总是作弊。在报数时她也取巧，避免受罚。” “你应该告诉她这样不好。” “卓娅给她讲过多少次啦！”舒拉插嘴说，“同学们全说过，连老师丽基亚·尼柯莱夫娜也说过，可是怎能说动她呀！” 我很担心，是否卓娅对于别人要求过严，是否她在全班里孤立气来了。抽出一些时间，我就拜访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去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仔细听了我的话之后沉思地说：“卓娅是很耿直、很公正的女孩子，她永远对同学们直率地当面说真理。最初我还担心她会惹得同学们反对她哪，可是不对，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她总喜欢说：‘我拥护正义。’同学们也看见了她确实在实际上坚持正义。你知道哇，”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微笑着补充说，“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在众人面前大声问我：‘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您说您没有偏向谁，难道您不喜爱卓娅吗？’老实说，我被他问得楞住了，可是接着我就问他：‘卓娅没帮助你做算题吗？’他回答：‘帮助了。’我又问另外一个孩子：‘帮助你了吗？’‘也帮助我了。’‘帮助你了吗？帮助你了吗？’结果是卓娅差不多为所有的同学们都做了些好事。‘怎能不爱她呀？ ’我问。他们全同意了，他们全喜欢她，你知道哇，他们尊重她，这可不是对于任何这样年龄的人都可以这样说的。” 丽基亚·尼柯莱夫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她又继续说：“她是一个很坚决的女孩子，只要是她认为正确的，她绝对坚持不让。孩子们了解：她对于一切人都是严格的，对于自己也是严格的；对于别人严格，对于自己也严格。和她交朋友，当然不容易。可是和舒拉交朋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丽基亚·尼柯莱夫娜又微笑着说，“他有很多朋友。顺便我也告一状：他欺负女孩子们，他挡住她们的路，揪她们的辫子。关于这个问题您一定要跟他谈谈。” 谢尔杰·米罗诺维奇 在报纸上印的表示哀悼的黑框子里是基洛夫的像片。死的概念和这样镇静的、开朗的容貌是结合不起来的。但是报纸的右上角却是谢尔杰·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被党和人民的敌人刺杀了的消息。这确实是全体人民的哀痛。卓娅和舒拉是初次看见和体验这样的哀痛。无尽头的缓缓地、悲痛地流向工会大厦的人河，和收音机传播出来的热爱和哀悼的话，充满了悲痛的报章，和在这些日子里只能说着和想着一件事的人们的声音和面孔……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感动了他们，使他们牢牢地记着。卓娅问我：“妈妈，你还记得在西特金打死的共产党员吗？” 我想：她的想法是对的呀，她回忆起了西特金的７位共产党员在农村里的牺牲是对的。旧的疯狂地仇视新的，敌人的残余势力在那时候就曾顽强地抵抗着。那时他们是暗中放冷枪，而现在他们是更无耻地叛变了。他们对最宝贵的、最纯洁的人下了毒手，他们暗杀了全体人民所敬爱的人，暗杀了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为人民的幸福斗争着的热烈的民权保卫者和布尔什维克。夜间我很长的时间睁着眼在床上躺着。室内很静，忽然我听见了赤足的脚步声和小声的问话： “妈妈，你没睡吗？到你那里去行吗？” “行，来吧。” 卓娅偎着我躺下就不言语了，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你为什么不睡觉？已经很晚了，大约一点多钟了。” 卓娅并没马上回答，只是更紧地握了我的手，以后她说： “妈妈，我想写一份申请书，请求接受我入少年先锋队。” “写呀，应该呀。” “能够接受我吗？” “一定能接受，你已经１１岁了。” “也能接受舒拉吗？” “舒拉还小，只好等一等再入队。” 又沉默了。 “妈妈，你能帮助我写申请书吗？” “最好是你自己写，写完了我看看有没有错误。” 她又完全沉默地躺着，想着什么事，我只能听见她呼吸。在那一夜里她就那样挨着我睡着了。在决定接受卓娅入队的前一天，她又很久不能睡着。我问：“你又不睡觉吗？” 卓娅小声回答说：“我正在想明天哪。” 第二天（恰好我回家较早，正坐着看学生的本子），她兴奋地、脸通红地由学校跑回来，我虽然没作声，但是她看出我想问她，于是马上告诉我说： “接受了！” “谁到我们那里去了？” 不久以后，有一次我由学校回来，看见卓娅和舒拉比平常特别兴奋。根据他们的神气，我马上知道是发生了什么特别不平凡的事，可是我没来得及问他们。他们争先地喊着说：“你知道谁到我们那里去了？莫洛柯夫！莫洛柯夫到我们学校去了！你知道吗，就是救援赤留斯金号船员的那个莫洛柯夫！他救出的人最多，你还记得吗？” 最后舒拉开始比较连贯地述说道： “你知道吗，最初他在舞台上，一切都很庄严的，可是有点儿不那个……不那么好，以后他由舞台上下来了，我们就把他包围了，那会儿可就很好了！你知道他怎样讲话呀？很平常，完全平常地！你知道他说什么来着？他说：有很多人这样给我写信：‘寄交莫斯科，北极的莫洛柯夫。’可是我完全不是北极人，我家在伊里宁斯克村，我飞往北极去只是为了接运赤留斯金号的船员们。以后他又说：‘你们以为有什么特殊的与任何人不同的英雄飞行员吗？可是我们是平常的人。你们看看我，难道我是什么特殊的人吗？’的确，他完全是一个普通的人，可是究竟不是平常的人！”舒拉骤然地结束了他的话。他又深深叹息地补充了一句：“现在到底看见莫洛柯夫了！” 显见是：他等到了实现他的宿愿的那一刻了。 美妙的旅行 很久以来我们就常在街上碰见穿着泥污了的工作服、胶皮靴、戴着矿工式大帽子的男女青年了，这是地下铁道的建设者。他们紧张地由这个洞到那个洞来回跑着，或者在下班之后不慌不忙地在大街中间走着。看着他们的时候，注意不到泥污的、不合身的工作服，而只见到疲倦之中透露出愉快、骄傲和奇异的面孔。人们怀着尊敬的心和很大的兴趣看着穿这样工作服的地下铁道最初的建设者。这可不是儿戏！一定不只在莫斯科，而且在杨树林，在远方的西特金，人们也都每天在报纸上搜索关于我们的地下铁道建设情况的消息。我还记得，１９３５年春季里，我们听说，地下铁道修成了！ “妈妈，在星期日我们全队参观地下铁道去！”卓娅报告说，“你和我们一道去么？” 星期日早晨我往窗外望了望：落着雨哪。我当时相信参观地下铁道的事延期了，可是孩子们由床上跳起来了，并急急忙忙地准备出门。当然罗，在他们的脑子里怎能有放掉他们想要做的事的念头。 “天气不好怎么办？” 我踌躇地说。 “这点儿小雨算什么呀！”舒拉满不介意地说，“下一会儿，一会儿就停了。” 在电车站上已经聚集了很多孩子。据我看雨倒使他们欢喜了：他们喊着，吵着，欢喜地迎接了我们。嗣后我们全登上了电车（车里马上就热闹和拥挤了），过一会儿就到野味市场了。刚一踏上车站的大理石地，孩子们就像遵照口令一样，马上安静了：这时候没有时间谈话了，需要看的东西太多啦！我们静静地踏着宽大的台阶下去，但是不由自主地停步了：前边开始了真正的奇迹！再一秒钟，我和卓娅、舒拉最先地踏上了往下流动的电梯。它把我们悠悠荡荡地往什么地方移动着。旁边安装着略有弹性的黑色栏杆，在这光滑的栏杆外迎着我们来的，是另一往上升的流动电梯。人那么多，可是都微笑着。有的人对我们招手，有的人呼唤我们，可是我们哪能注意到他们：我们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游览里了。现在脚下又是硬地了。周围多么美丽呀！在地面上落着冷雨，可是在这里……我曾听人们讲过：一个善讲故事的老太太，她在一个乡村里生活了一辈子，现在把她送到莫斯科来了，她看见了电车，汽车，飞机。周围的人们都相信这一切一切必然使她惊讶。但是不然，这一切都被她看为应该有的。她早已熟悉了童话中的自飞地毡，千里快靴等等，她认为她所见到的东西不过是童话的实现而已。孩子们在地下铁道上的表现也和这个相似。在他们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是狂喜，而不是惊讶，仿佛他们现在是亲眼看见他们所喜欢的、熟悉的故事里所讲的事一样。我们来到站台了。忽然在它的尽头，在半暗的隧洞里发生了逐渐扩大的轰轰声音，燃着了两只火眼，再过一秒钟，靠着月台轻轻地停下了一列车。长大、宽阔、明亮的，在大玻璃下部画着红线的车辆。车门自动开了，我们走进去，坐下，车就开走了。不过，不是开走了，是向前飞驶去了！舒拉来到窗户近前，开始数眼前晃过去的灯火的数目。以后他又转身向我说： “你别害怕，在地下铁道上不会出危险。关于这事在《少先真理报》上还有过说明哪。这里有自动停车机和灯火信号，它们的名称是‘电汽守望员’……” 我了解：他用这话不只安慰我，也有一点点安慰自己。在这一天里我们游遍了所有的车站。在各站我们都下车，踏着流动电梯升上去，然后又降下来。我们看了又看，总是看不够：捷尔任斯基车站上铺的蜂窝一般整齐的光滑的花磁砖，青年团广场雄伟的地下宫，青色的、金色的、棕色的大理石，全是奇妙的。 “你看，妈妈！在这里真正修了红门了！”舒拉指着“红门”车站壁上的模型喊着说。我和卓娅完全被“苏维埃宫”车站的光芒的圆柱征服了。在顶端它们和天花板融合着，像奇妙的、巨大的百合花一样开放着。我从来没想到石头能这么柔软和能放射出这么多光来！一个黑眼圆脸的男孩子和我在一起。（卓娅看见我听他解说的时候，告诉我他是第一小队队长）我马上就觉得他也是一个想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一字不遗地牢记着所读的东西的孩子。他说：“这里的大理石全国各处运来的。这是克里米亚的，这是喀列尔的大理石。基洛夫车站的流动电梯长６５米。让我们计算计算我们往下降要用多长时间！” 他和舒拉马上就升到上边又降下来了。 “来，我们再数数每一次降下多少人来！”舒拉提议。他们不动地，聚精会神地，皱起额纹，嘴唇不出声地动着，数了一分钟。 “你数是多少人呀？１５０？我数是１８０人。就算１７０人吧。每一点钟一万人，这可真不少！这台阶如果不会动弹呢？那该怎么挤呀！你们知道建立流动电梯英国人讨了多少钱哪？” 第一小队队长不喘息地说着。 “我忘记多少了，只记得很多，合我们的钱上百万金卢布。因此我们决定自己去做，就在我们的工厂里自己把它造成了。你们知道都是哪些个工厂做的吗？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厂，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还有戈尔洛夫的工厂，克拉马扎尔斯克的工厂……” ……我们在将近黄昏时候回家来了，累得差不多快跌倒了，但是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印象。过了许多天，我们还在回忆着奇妙的地下世界。不久以后，地下铁道就已经成为平常的了。处处听人们说：“我坐地下电车去。”“我们在地下车站见面吧。”以后，夜晚每次看见那放着红光的“Ｍ”字母（代表地下铁道），我总是回忆我和孩子们第一次参观地下铁道的那一天。 “蓝色的夜，像火焰一样地飞腾吧！” 每逢暑假开始，卓娅和舒拉都是到少年先锋队夏令营去。他们由那里给我写来高兴的信，告诉我：他们怎样到林子里去采浆果，怎样在激流的深河里游泳，怎样学习射击。我记得，有一次舒拉还把他打靶的标的给我寄来了。他骄傲地写着：“你看我学得多么好啦，你别看不是一切子弹都射中心上了，这不要紧，主要的是集中程度好。你看，它们都紧紧地凑到一块儿了！”差不多在每一封信里他们都写：“妈妈，你来，你看看我们怎样生活。” 有一次，我在星期日早晨到了他们那里，晚间却是乘最后一次车回来的：孩子们不放我走。他们领我参观全营，给我看他们自己经营的事业：种着黄瓜和西红柿的畦垅，花坛，浪桥，排球场。舒拉总是希望到那个住着年龄较大的男孩子们的白色大帐篷去，年龄较小的孩子们住在房子里，这事使舒拉非常烦恼。卓娅不赞成他的作法，她对我说：“舒拉没有一点儿自尊心！维佳·敖尔洛夫往哪里去，他也往哪里去……” 原来维佳·敖尔洛夫是中队委员主席，是一个高身材、很精神的男孩子，舒拉对他可以说很尊敬。维佳打排球比任何人都打得好，射击也比任何人都好，他游泳也最好，还有很多其他优越的品质。不只舒拉一个，还有２０来个小孩儿都形影不离地追随着维佳。维佳也能给每一个孩子找到重要的任务。“你去告诉值日的，可以吹中饭号了！”他说。或者：“唉，你扫扫小道儿，你看，弄得多么脏了！”或者：“你浇浇花坛。第三小防吝惜水啦，你看，花干了。”小孩子们听他吩咐，就迅速地执行他的命令去了。舒拉很想和我在一起逗留些时间，因我们离别很久了。家长一月只许来一次。可是同时他又不愿意离开维佳——显然他是维佳的忠实副官之一。他热情地说：“你知道么，维佳射击的时候，永远只是射中中心！有时两颗子弹中在一个点上！就是他教会我射击的。说游泳，俯游、仰游、自由式都会！” 孩子们曾领我到河边去，我很愉快地看见了他们两个都游得很好了。舒拉曾在我眼前尽可能地“表演”：先是四肢不动很长时间地在水面浮着，然后用一只手游，最后手持“手榴弹”游。老实讲，对于他的１０岁年龄来说，真不坏。以后他们举行了赛跑，卓娅得了百米第一：她跑得很轻巧，很快，也很高兴，好像这不是有严格的评判员和拼命喊着的啦啦队的正式竞赛，而只是游戏一般。在天开始黑的时候，舒拉最高兴的时刻就到了。听见了维佳·敖尔洛夫的声音：“舒拉！该点火啦！” 我还没来得及转头看，挨着我坐着的舒拉，就已经像被风吹去了似的，不见了。舒拉是最年幼的，但是在夏令营里担任司火。还在杨树林时父亲就教会了舒拉点营火，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技巧：他找来的树枝是干透了的，他会特别巧妙地把干枝架起来，一点立刻就着起来，而且燃得很欢。固然，舒拉有时候在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点起来的不大的火，和现在应该在夏令营广场上燃起来的营火是无法相比的。舒拉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工作上了。这时候他已经忘掉我在这里，忘掉了世界上的一切。他一次又一次地拖来了干枝，预备着添火。在天完全黑了，孩子们坐在一圈的时候，他遵照维佳的信号划着了一根火柴。纤细的干枝马上就驯服地烧起了，闪电般疾速的火苗瞬间串遍了黑色的干柴堆，红光耀眼的火焰，驱逐了笼罩在头上的黑暗，飞腾起来了。我早就应该走了，到夏令营来的家长差不多都走了。但是卓娅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重复着说： “请你先别走，再坐一会儿，行不行！？营火多么好啊！你一会儿自己就知道了。到车站不远，路又是直的。我们整个小队送你去，格里沙会许可我们。” 我就留下了。我和孩子一起围着火坐着，一会儿看看火，一会儿看看孩子们的脸，他们的脸被桃红色的欢喜的火焰照得发光。 “今天我们谈什么呀？ ”一个被孩子们简单地称呼为格里沙的队长说。我马上了解了：他们并没为营火会准备特殊节目，他们只是谈话，倾心地谈话，因为此刻温暖的夏季的蓝色的夜正在背后敏感地倾听着，人们也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火，它像熔化了的黄金那样地燃着，忽又化为灰烬，无数的火星飞，飞，然后又消失了——这样的时候不畅谈，什么时候畅谈呢？格里沙提议道：“我想今天我们请娜嘉的父亲给我们讲……” 格里沙的最后一句话被孩子们的声音压下去了，我没有听清楚讲什么。“对啦，对啦！您给我们讲吧！我们请您！”由各方面都传来了这样的声音。我当时就了解了孩子们喜欢这个讲故事的人，他们已经不只一次听过他讲故事了，可是仍希望再三再四地听他讲。卓娅很快给我解释说： “这是娜嘉·瓦希列娃的父亲。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妈妈！他在夏伯阳的师团里服务过。他听过列宁讲话。” 于是我听到了一个低低的温厚的声音说：“我已经给你们讲过那么多啦，你们一定听腻了。” “不，不！没听腻！再给讲吧！” 娜嘉的父亲往前向火凑近了点，这时候我看见剃光了的圆脑袋，晒黑了的宽脸，很大的手（一定是有力量和很有用），和在他胸襟上佩着的日久发暗了的红旗勋章。剪短了的微红的胡子并没有能遮盖了憨厚的微笑，褪色的浓眉下边的眼睛是尖锐而快活的。娜嘉的父亲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他听过列宁在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在他述说这件事的时候，周围那样肃静，以至一片树叶落下的声音，火中干枝爆裂的声音，全可以听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并没有给我们作报告。他和我们像和朋友随便谈话一样，他教我们想一想在那时候我们完全没想到的事。我现在还记得他问我们：‘现在什么是最主要的事？’我们全等待着解答。我们以为他一定说：打仗！击溃敌人！你们知道，那时候正是１９２０年呀！我们身上全穿着陆军大衣或海军大衣，手里拿着枪：有的是刚由前线来的，有的是明天就要参加战斗的。可是他忽然说：‘学习！最主要的是学习！’” 在娜嘉父亲的声音里露出了亲热和惊讶来，似乎是他在重新过着多年以前的那一分钟。他述说了在那时候２０岁的青年人，为了执行列宁的指示，怎样进学校拿起课本学识字。他又述说了列宁怎样朴素和谦虚，怎样和代表们亲热地谈话，怎样用最简单明确的话解释最难解答的问题，他给人们说明了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使人们的热情燃烧起来，使人们充满力量，来进行最艰难的事业，打开人们的眼界，使他能看见最美丽的东西，能看见人类的将来，——为着人类的这个将来，就需要战斗和学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说，现在１５岁的那一代人，将来是会看见共产主义社会的，并且自己要建设这个社会，要紧的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常地、一天又一天地做自己的事。哪怕这是很小的事，很简单的事，但必须做，因为它是共同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望着自己的孩子，我不只想了一次：如果他们生在我生长的那个死寂黑暗的时代，他们的生活将成了什么样子呀？一切会是多么艰难，我教育他们会是多么困难的事呀！可是现在不是我做母亲的一个人在教育他们：学校教育他们，少年先锋队教育他们，他们所见所闻的及周围一切的东西都教育他们。谁知道由这营火的一个火星将来会燃起什么样的火焰来呀？这个曾认识夏伯阳、听过列宁讲话的人，今夜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什么样的情感和什么样的志愿呀？他不慌不忙地由多年以前的光荣的历史里回忆起什么就讲什么，以后他忽然说： “现在我们唱唱吧！” 孩子们像刚由梦里惊醒一样活跃起来了，随之就争先地提议： “青春！” “夏伯阳之歌！” 在那时期流行唱着的一个歌的沉思的调子就开始往黑暗中流动了：狂风在吼，雨在啸，闪电在黑暗中疾驰，雷不停地响着……以后他们又唱少年先锋队初期的歌：像营火一样地欢腾吧，蓝色的夜呀！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我们是工人的儿女。灿烂的时代接近了。少年先锋队员的口号是：“时刻准备着！” 一个接着一个地又唱了许多歌。卓娅紧紧地靠着我的肩膀，有时用暗暗得意的眼神看看我，仿佛在问我：“在这儿多留一会儿你不后悔吧？你看多好呀！” 在孩子将要排队点名的时候，卓娅拉起舒拉的手说： “到时候了，走吧！” 挨近我坐着的其他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也打着耳语一个接着一个悄悄地离开了营火。我也打算站起来，可是卓娅小声说：“不，不，你坐着。这只是我们的小队。过一会儿你就看见还有什么啦。” 过一会儿孩子们全排着队点名去了。我随在他们后边走，忽然听见了： “这可真好！这是谁做成的。多么好看呀！” 在队伍中间，在旗杆下边有一颗放光的大五角星。我没能马上了解这是怎样做成的，可是马上我就听到了： “用萤火虫凑成的。你看，绿色的火亮儿！” 各小队队长作了报告说：“本日平安度过！”他们把营旗降下来，军号徐缓地吹着： “睡，觉，归，帐，篷，睡，觉！” 卓娅和舒拉走近了我，两人的脸全是得意洋洋的： “五角星是我们小队想出办法做的。是不是确实好看？妈妈，你知道吗？格里沙说我们不用送你。娜嘉的父亲也上火车，你跟他一块去就行了。” 我辞别了他们就和娜嘉的父亲一道往车站去了。由夏令营那里就看见车站的灯光了，道路的确很直很近的。我的同路人说：“孩子们真好！我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真注意听……” 机车的汽笛由远处喊了我们一声，我们就加快了脚步。 ……营火的光芒给孩子们照耀了整个一冬。他们不断地回忆夏令营。回忆围火谈话，用萤火虫做的五角星等等，这些回忆曾涌现在他们的校内日记里和自由写作里。卓娅在１９３５年以“我怎样度过了夏天”为题的一篇作文里写道：“在营火旁边想事情好，在营火旁边听故事好，唱歌也好。在营火会之后能更了解夏令营的生活多么美，并更愿意和同学们互相友爱。” 日记我们谁在童年没写过日记呢？连９岁的舒拉也曾写了日记。但是读这个日记时我无论如何也忍不住笑。舒拉平常都是这样写： “今天８点钟起床。吃完了，喝完了，就到街上去了。和小别佳打了一架。”或者： “今天起来了，吃完了，喝完了，就到外边玩去了。今天没和任何人打架。”所不同的只是结尾： “和小别佳打了一架” ，“和小维佳打了一架”，“没和任何人打架”。日记的其他部分像两滴水一样地相似。卓娅对待日记的态度和对她担任的其他的事务一样，是忠实和严肃的。她经常地记，并且事情也叙述得很详细。我这里还保存着她１９３６年春季和夏季的日记。我已经说过：在暑假时期孩子们向来是到夏令营去，他们在那里过着有趣味的、快活的生活。但是我去看他们的机会很少，所以我们也和向来一样，离别了就彼此想念。因此我们很希望夏天能到杨树林外祖父外祖母那里去。他们召唤我们很久了，我们太希望能在一起过一个夏天啦！在１９３６年我们的希望实现了。由春季我们就开始了商议到杨树林去的事。在我这里保存着的就是卓娅由这时期开始用薄薄的学生笔记本子写的日记。５月１日——愉快的幸福的节日！早晨，７点半钟，妈妈参加游行去了。天气是晴朗的，但是刮着风。我醒来，情绪很好。很快地梳洗完毕，吃了早饭就到电车站看往红场去的游行队伍去了。在大街上过了一整天，到商店里去买糖，在空场上跑跳，玩耍。以后落雨了。妈妈游行完了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的儿童晚会就开始了。在晚会上发了赠品。５月３日，妈妈今天没工作，我很高兴。在学校里默写，我得了“好”。可是在文学算术方面，我全得了“很好”。总之，这一天过得很好。５月１２日。早晨８点多钟，我到商店买牛奶和面包去了。妈妈买了一个书架，屋里马上就明亮和美观了。书架是用木条做成的，很美观。我一见就很喜欢它。我的情绪是奇怪的，我本想在大街上玩，跑，淘气。可是在天将晚的时候，又开始了分配土地种菜园，我分得了我们窗前的，我把我的地耕了。我的愿望是：妈妈买来各样种籽— —花草和菜蔬的种籽，那时我的菜园子就将是最漂亮的了！５月２４日。明天开始考试。今天清晨是温暖清新的。妈妈嘱咐了应该在商店里买什么，然后就上班去了。我起来了，把全屋子打扫干净了，这时候妈妈却回来了：今天她的工作很快就完了。我们一起买牛奶去了，以后又去买煤油。我们喜欢在一起去买东西。午间天更热了，除了在荫凉地方之外，在什么地方都坐不得。我的“少先报”已经送来了，我这样称呼《少年先锋队真理报》。没有时间读书，但是我能找到时间读“少先报”。今天这报上说罗斯托夫城的“少先宫”开幕了，很好的，在最好的楼房里。共有８０个房间——乐意到哪去，就可以到哪里去。那里有玩具的小电话局。在另一房间里，一按电钮，就有两辆电车在转盘上飞驶起来。电车固然是玩具，但是完全和真的一样。在“少先报” 上还说在宫里快有小型地下铁道了，和莫斯科的一样，只是小型的。到那时候，还没到过莫斯科的孩子们总算能够看见地下铁道了。当然，在“少先报”上写着很多关于考试的事。上边写着：“你们回答的时候要镇静，自信，清楚！”考试！考试！……我只是想着考试。我正在温习功课，准备考试。主要的是不要怕教员和列席的陪考人员们。考的时候，我一定能得“很好”，不能低于“好” 。６月１１日。啊，今天要对我们宣布每人的考试结果和发给我们成绩表了，还要发奖……我在８点半钟起来就参加朝会去了。同学们全很干净，全穿着过节的衣裳。教务主任的报告开始了。礼堂里很肃静。在用红布蒙着的桌子上放着很美观的书，它们是预备发给成绩优良的学生们的。忽然叫到我了：俄文和算术——我得的“很好”，常识和地理——得的 “好”。舒拉的成绩也好。把我叫去了，奖给了我一本最好的书——《克雷洛夫的寓言》！６月１２日。１０点３０分我和同学们动身往佐耶夫公园去了。等来公共汽车，我们就坐上走了。来到公园，我们就去看那特别好的电影《祖国在召唤》。以后我们就在园子里散步，从山坡上向下溜着玩，参观图书馆。最后又请我们吃点心，吃完点心我们就回家了。６月２６日。从清晨就不高兴做什么事。妈妈昨天工作了多半夜，为了不打搅她休息，我就和舒拉到外边蹓跶去了。虽然刮着风，但是太阳却晒得很厉害。池子里的水是像刚挤出的牛奶一样温暖，清洁，宜人的。洗完澡，我们就登上岸在草地上晒着。洗澡以后我们想吃些酸的东西，我们往园子去了，在那里我采了些酸海棠。在７、８点钟时候，忽然我们的表哥斯拉瓦来了。他比我大５岁，可是我们是朋友。我给他看了学校赠给我的《克雷洛夫的寓言》，又给他看了舒拉画的画册，他很夸奖那些画。这些日子我总是想着乡村，现在终于实现了。７月２日。昨天做了一整天的准备，我们并且通宵没睡觉。清晨４点半钟的时候我们（我、舒拉、斯拉瓦和妈妈）就到电车站去了。因为妈妈不和我们一起去，我心里有些不乐，但是同时又因为往乡村去而高兴。我已经５年没到乡村去了！我们乘火车走了一昼夜。下火车我们就乘马车往杨树林去了（这是我们村子的名称）。我们到达的时候，斯拉瓦叩了叩门，外祖父就说：“进来就得了吧！”他以为是拖拉机驾驶员瓦复特卡串门来了。外祖母正害肚子疼，我们来了她很高兴，肚子也不疼了。她请我们吃煎饼，吃酸牛奶和鲜牛奶。以后我到河里洗澡去了，也和女孩子们玩耍了，晚间在农村阅览室遇到了我从前的好朋友玛娘。这一天过得很好：我们愉快地玩耍了，并呼吸新鲜空气。夜间睡在厨房里外祖父的床上。７月７日。我蹓跶，跑着玩，帮助外祖母工作。我很乐意执行她的指示。我去看鸡，不许它们吃麦子。一天游泳３次，还到图书馆去。我读了很多有趣味的书：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斯威夫特的《格利弗游记》，屠格涅夫的《草地》和许多其他的书。外祖母给我们很香的东西吃：鸡蛋，炸小鸡，煎饼；我们在集上买黄瓜，浆果——酸浆果，樱桃。但是有时候也有烦恼的事。有一次（不记得是哪一天）舒拉把自己的上衣丢了。我们去寻找也没找回来。有时候我到河边玩耍，回家晚了，外祖母就生气。７月１５日。在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感觉寂寞和烦闷。在这里，在乡村里，没有工作就特别是感觉寂寞。所以我决定更多地帮助外祖母。我清晨起来，忽然有这样的意念进入了我的脑子里：擦地板。我就很高兴地把它擦了。以后我又用红绸子给自己做了发带，很好看，并不亚于我那浅蓝色的。今天整天过得都很好，就是晚间有很大的雷声，并且落了小雨。天空不断地闪烁着闪电。牲畜很怕雷声，我们的小山羊吓得由羊群里跑出来了，外祖母费了很大事才在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找到它。今天我往莫斯科给妈妈和我的朋友伊拉写了信。７月２３日。今天我看见我的表姐尼娜、表弟辽利克和她们的母亲穿过麦田来了。他们的家不很远——在卫里莫什卡村（距离杨树林３６公里）。他们来了，我们全很欢喜。７月２６日。尼娜来了以后，我很高兴。我们在一块儿玩耍，闲谈，读书，欢乐。外祖母把跳棋和“罗托”牌给我们，我们就热心地玩起来。但是今天我和尼娜吵架了，以后我们又和好了，我并且决定了，再也不和她争吵。７月３０日。我们睡在门道里。外祖母唤醒我和舒拉的时候，我们忽然想起今天要和尼娜、辽利克、安娘舅母分别了。他们回卫里莫什卡去。马车来了，太阳缓缓地向睡醒了的大地放射着自己的光芒。我们彼此辞别了之后，他们就去了。我很舍不得他们。白天帮助外祖母做了些事：熨衣裳、提水等等。７月３１日。中午，天气很热。关于炎热，甚至于有人传说着这样的话：河里的水在星期日要沸腾的。炎热开始减退，将近黄昏了。我赶山羊去。一共５只母山羊：黄金虫，黑海盗，男爵，猫头鹰，还有一只没有名称?—就叫山羊。外祖母挤它们的奶，我把奶送到地窖去，我们躺下睡觉了。８月１日。我的辫子太小，可是我来到这里之后外祖母就开始给我紧紧地编辫子，它渐渐地长长了。我的外祖母是很仁慈的。将要日落的时候，我们接到了妈妈给我们寄来的信，信上写着她害病了，可能到这里来。听说她害病，我很难过。她假期由８月１５日开始，那时候她就到我们这里来！８月２日。这次外祖母把我留在家里当主妇了，她燃着了火炉就走了。我可惹祸了。外祖母煮了面条，并嘱咐我把鸡蛋打在里面。我打算把盛着面条的铁罐放在板凳上，可是放在火铲子上了，铁罐翻了，面条就全撒在地上！我很快地擦干净了地板，并重新煮了面条。在黄昏时候我们和外祖母洗澡去了。据传说今天特别炎热，河水将要沸腾。这是假话。白天确实很热，但是河水并没有沸腾。８月５日。今天我帮助了外祖母：我刷洗了地板、窗户、凳子，熨衣裳和用粉子浆衣裳。我很惦念妈妈。８月１１日。这里雨很少，庄稼可别旱坏了！在外祖母的菜园子里长着黄瓜、南瓜、白菜、烟、西红柿和麻。在牧场上长着马铃薯、南瓜和西红柿，自己没种向日葵。外祖母不知道我们来，所以没有种。太热啦，强烈的热风往眼睛里扬土。８月１３日。在我们正准备喝茶的时候接到了妈妈的信。信上写着她在星期六，即是明天晚间来到……读了这封信我很高兴，很高兴。她来到这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究竟可以休息休息。外祖父往唐波夫镇去了。８月１５日。早晨很早就有人轻轻叩门。我、舒拉和外祖母一下子全起来了，这是妈妈来了。我们多么欢喜呀！外祖母开始做煎饼。妈妈带来了礼物，奥利娅姨母自己没能来，可是也捎来了很多礼物。８月１７日。我和妈妈、舒拉往菜园子去了，在那里揪下１个南瓜和７个小香瓜（像拳头那么大）。外祖母给我们做了南瓜粥，又晒了南瓜子。黄昏时候我和妈妈、舒拉洗澡去了。这里多么好哇！和妈妈在一起更加双倍的好！８月１９日。下了小雨。外祖母给了我各样的布头，我打算给自己拼成一床小被子。８月２２日。早晨天气阴沉得很。我和舒拉两人都撒开娇了。我们决定以后再也不惹妈妈生气了。８月２４日。早晨我起床后，外祖母赠给了我一个古老的带彩画的匣子，外祖父赠给我一张他的照片。这些赠品使我很高兴，我将把它们当作纪念品保存着。我们想念莫斯科。 “白棍儿” 这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夏天，晴朗的，无忧无虑的！卓娅和舒拉已经完全是大孩子了，可是仍像５年前我由莫斯科来接他们的时候一样，总是在身后随着我，寸步不离，好像怕我突然失踪，或丢下他们跑掉了似的。我和他们在一起过的时间，我只觉得像是很长的很幸福的一整天。日子幸福地过去，也不记得什么特别事情了。只是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好像是昨天的事一样。可能是斯拉瓦教会了孩子们这个游戏，也可能是他们在《少先真理报》上看到了这个游戏的介绍，他们非常爱好这个游戏，它的名称是“白棍儿”。只能在晚间、天黑的时候，暗色的物件和地面混成一色，眼睛只能辨别光亮的和白色的东西的时候作这种游戏。我的孩子和邻家的孩子分为两队，然后他们选出评判员来。评判员（他同时是掷棍者）把白棍儿尽可能地掷得远远的，所有参加游戏的人全去寻找白棍儿，谁找到了谁就马上跑回把它交给评判员。但是往回送棍儿必须巧妙地、暗暗地、不使对方发觉。找着棍儿的人把它传给本队的人，那个人又传给另外的人，为的是搅乱线索，使对方猜不着棍儿在谁手里。倘若不被对方发觉，把棍儿传给评判员，这一队就得两分。如果对方发现了拿着白棍儿的人，并捉住他，那时候两队各得一分。游戏继续到某一队获得十分为止。卓娅和舒拉特别地喜爱这个游戏，他们为了使我相信这个游戏如何有趣儿，简直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斯拉瓦并且补充说：“这也是有益处的。还能教会互助、友爱。不是各人为自己，而是一个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个人。” 舒拉常当评判员：他的手有力量，能把棍掷得又远、又巧妙，不容易被找到。有一次卓娅自己要出来投掷棍儿。 “这不是小姑娘干的事！”一个男孩子说。 “不是小姑娘干的事？来，我试试！” 卓娅拿起棍儿来，抡了抡，掷出去了。棍儿落在很近的地方。卓娅脸红了，咬着嘴唇回家去了。斯拉瓦在游戏完了和舒拉一起回到家里的时候问她：“你为什么走了？” 卓娅不作声。 “生气啦？多余。你不会扔，让另一个会扔的人当评判员好啦，你就和大家在一起玩吧，用不着生气呀。自尊心在正合限度的时候是好的，如果超过限度，那就不好了。” 卓娅仍然没有回答，可是在第二天晚间她像往常一样参加了游戏，孩子们都喜欢她，谁也没提昨天的事。我已经忘掉这件事了，可是有一次斯拉瓦进入屋子里把我招呼出去了。我们转过房角，走过了栅栏。 “柳芭姑姑，你看！” 斯拉瓦小声地说。在距我们很远的地方，卓娅背向我们立着，我没能马上就了解她在干什么：她抡起一个什么东西，把它掷出去了，自己随着就去把它拾起来。这时候我猜着了：这是一根不大的棍子。我们在树后隐藏着，卓娅没看见我们，可是我们默默地看了许久，看卓娅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掷木棍，跑去拾回来，又重新掷出去。最初她只是挥臂，以后全身都前后运动着，好像她本人也随着棍子飞，她把棍子掷得一次比一次更远。我和斯拉瓦悄悄地走了，不久以后卓娅也回家来了。她累得脸红了，额上冒着汗珠。卓娅洗了脸就开始了缝缀：那时候她正在用各色布头儿缝小被子。我和斯拉瓦彼此看了一看，他就噗嗤一笑。卓娅抬起眼睛问道： “你笑什么？” 可是斯拉瓦也没解释。我又接连着两天在同一时刻到外边看卓娅掷石块，或掷木棍。大约１０天之后，在我们离开此外不久以前，我听见了卓娅对聚集在我们门前的孩子们说： “来，咱们玩‘白棍儿’呀！可是得我当评判员！” “你还是不死心哪？” 舒拉纳闷地说。卓娅一言不发，挥动棍子就掷出去了。周围的人们只是惊讶地喊了一声：啊呀。棍子在空中一闪，就落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这小丫头真厉害呀！ ”外祖父在吃晚饭的时候说，“这根棍子对你有什么要紧？并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卓娅打算回答，可是外祖母抢到前头了： “俗话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接着她又微笑着补充说：“这样正合我的心。心里不服，非争这口气不可，对不对，外孙女？” 卓娅低下头在菜盘子里吃菜，默默不语，以后她忽然微笑了，也用谚语回答说（她真不愧为外祖母的外孙女）：“深水有肥鱼！” 围着桌子的人都笑了。 《牛虻》 ……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湿土气味很浓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这时可以常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 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断。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舒拉呢？还不满１３岁，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间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 “……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由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另外的人们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１７！”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这样的问题在我这方面未免太残忍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７点钟回来。” “可是现在差１０分８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了我的臂，比起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觉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从１９３１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离开过。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返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８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